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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效益即财政活动的经济效益。财政无论是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还是在分配中执行其职能都必须讲求经济效益。这种效益不仅包括其自身活动的效益，还包括财政资金进入社会再生产活动的效益。财政效益是财政体制运行和财政分配的结果，也是财政关系的全面体现。提高财政活动经济效益是一国制定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任务。研究财政效益的目的在于寻求有效的财政体制和制定正确的财政政策。
针对市场在许多领域中调节的失败，政府广泛地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然而，政府干预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灵。在许多国家出现了高通货膨胀、高政府赤字、低增长等一系列问题。这又促使人们探究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干些什么，应该怎样干等问题。人们发现，在旧的经济学框架内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出现了将经济理论扩展到公共部门和政治过程的尝试，由此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关于集体决策或非市场决策的学说。正如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所指出的那样：“公共选择是一种对政治的看法，它是在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扩大应用于集体的或非市场的决策的过程中产生的。”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学的主题，如国家理论、选择规则、选民行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等。但公共选择的方法却是经济学的方法，如经济理性主义、效用极大化、交换以及供给需求分析等。因此公共选择实际上是把经济学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市场交易扩展到政治交易。人们对由市场提供的产品选择和对由公共财政部门提供的产品的选择区分为市场选择和公共选择。市场选择的效益依赖于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公共选择的效益则取决于有效的财政体制、财政分配方式和财政政策。
任何一种财政安排（政策和体制）都会产生一定效应，财政效应体现在对一定财政安排的公共选择决策中。例如，个人所得税对于个人在工作与闲暇之间进行选择产生影响，累进的所得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替代效应；工商税收对于经营效率会产生影响，税收过高会影响企业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农业补贴对于农业产出产生影响，补贴是用于“输血”还是“造血”所产出的效益是不一样的；赤字或盈余的财政预算政策对收入、就业与价格也会产生影响，实行赤字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产生积极影响，但会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权衡。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居民同样也选择如何在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配置他可能取得的收入，财政制度的结构必定也影响这一选择。居民的这种选择直接影响财政效益，其中最突出的是两个效应。一是“免费搭车”问题，即某些人为享用公共产品不愿付费，这就影响财政的效益。二是财政的挤出效应，即政府的购买支出、转移支出及扩张性财政政策执行的结果，可能导致企业投资的减少，这种状况同样会降低财政的效益。
针对外部性问题的政府干预可以将外部效应内在化，如政府的补贴、惩罚性的征税、许可证管理等办法实际上就是将外部成本内在化，对于外部负效应的行为确实可以加以限制。
公共选择理论说明，个人选择存在非效率，集体选择也存在着大量的非效率。如果说有市场失败，那么也同样有政府失灵。特别是在政府集中分配的资源较多、计划性较强的国家，一旦发生政府失灵，其损失之大远远超过市场失灵。主要原因是，政府干预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行为，由于政策是由人制定和实施的，而人的行为反过来受各种法规、习惯、激励因素等的影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的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可能导致政府政策的失效。他们是在信息不完全以及各种约束条件下作决策的。而且，政府的管理者往往以自身的偏好指导其行动，甚至政府的决策可能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相对力量。
公共选择理论提供的政府失效理论，不是以政府能力缺陷为基础，而是以制度性缺陷为基础。政府效率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官僚主义，其原因是，进行政治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人，对成本、收益的计算引导他的行为。政治活动主体往往是在为自己服务的前提下服务社会。政府机构的官僚在现存的制度约束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的行为目标同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未必一致，甚至有可能发生冲突。
以上政府失效会反映在财政安排的效率上。如果由政府以补贴的方式进行管理，则存在着监督的困难；如果由政府以直接支出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监督中就会出现“免费搭车”行为；如果政府以许可证的方式限制进入，有可能导致这些领域的产品或服务定价过高，形成垄断性价格，导致社会效率的净损失；政府如果采用许可证、审批、管制等方式来对外部负效应活动进行控制，就有可能导致一些微观主体为了获得经营许可的权力，而向拥有许可证以及审批权的政府官员进行寻租，由此可能导致腐败行为的产生。
以较高的效益进行财政分配并有效地履行财政职能，这是任何国家财政所要追求的目标，也是贯穿本书的主线。研究财政效益，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参与资源和收入分配以后对资源配置效益的影响，二是财政自身行为的效率评价。
财政自身行为的效益评价实际上是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即为取得一定量的公共产品和劳务（财政支出）应付出多大的成本和代价（税收）。整个财政过程包含双重选择：一是对公共支出项目和规模的选择，二是对税种税率的选择和决策。财政效益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评价。
（1）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效益评价。在公共财政理论中，税收是人们为享用公共产品和劳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取得公共产品的代价除了税收这种形式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为享用公共产品而直接支付费用。这就从理论上将公共产品的供应与成本直接联系起来。
（2）每一单位税收的成本。政府征税是要付出成本的，这里的成本有两种：一是纳税人为交纳税收所做出的牺牲，二是征税的费用。这个层次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要求是，所选择的税种税率一方面要使纳税人因交税做出牺牲而产生的抵触情绪最小，另一方面征税费用最小。如果通过某税种取得的财政收入低于其征管成本，那么开征这种税便无任何意义。
（3）每一单位财政支出的效益。这是一种投入产出（效用）的比较，虽然财政投入的不一定是有盈利的项目，但仍然需要采用必要的评价方法来衡量和比较其效益。
（4）财政政策效果的评价。实行低税率政策还是高税率政策，实行低补贴政策还是高补贴政策，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比较这种财政效果是财政选择的重要依据。
我们可以用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例来说明财政效益问题。
一是增税与征管的效益问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税制改革期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其症结不在于税率过轻，而在于征管过松。除了纳税人偷漏税行为严重外，各级政府也经常开减免税的口子。过松的税收征管不仅导致应缴税款的流失严重，还造成了税收的不公平，并反过来影响效率。以上情况意味着在提高财政集中度方面存在轻税率重征管和重税率轻征管两种选择。
二是多征税和多收费的选择问题，这里也有一个财政效应的评价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筹集财政资金也应进入市场，更多地利用市场的方式，收取公共物品和设施的使用费就是一种方式。过去公共设施一直为税收提供资金来源，但在税收与公共物品之间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关系是隔开的、不透明的。纳税人不一定在增缴税收时看到扩大公共物品和劳务的效益，因而难免会对增加税收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力图逃避税收。如果对公共物品和设施的消费收取使用费，就把财政行为很自然地变成市场行为。对公共物品和设施的消费收取使用费，不仅体现受益原则，而且比税收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如果采取征税方式，不论纳税人是否消费公共物品，也不论消费多少公共物品，都要交同样的税，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收费或少收费，又会造成本无须消费的人也去消费的浪费现象，而现有的公共物品和设施是无法承受这种畸形消费和过度需求的。如果实行收取使用费的办法，谁消费谁付费，多消费多付费，这样就能体现公平的受益原则，公共物品和设施供不应求的压力也会减轻。当然，像治安、保卫、公园、体育场所、道路、桥梁等公共物品和设施的使用收费，也有一个标准问题。公共物品不等于福利物品，其费用只有从消费者的付费中得到补偿，才能在不断的“再生”中发挥新的作用。过去对公共物品和设施的使用或者不收费，或者只收很低的费用，所收费用通常不足以补偿它们的财务成本，结果公共设施就会恶化，其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及质量的提高就会受到财政资金缺乏的限制。
按公共物品或设施的实际价值定价，使其成本得到补偿，公共物品或设施便可得到有效的发展、改善和提高。对使用公共物品和设施收取使用费，与用税收作为公共物品和设施的资金来源相比较，具有更高的效应。首先，收取使用费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且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其次，支付公共物品使用费后，支付者对公共物品和设施便形成市场选择和消费者的监督制约机制，使用费的收取者也面临着经营和管理好公共物品和设施的压力，由此可提高公共物品和设施使用的效率和效应。
财政效益的另一个方面评价是其参与收入和资源分配后对整个资源配置效益的影响。我国正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失灵在我国同样存在，财政合理配置资源的职能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这里的问题是合理确定社会资源在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间的配置比例，既要充分保证各个企业自主经营提供市场产品所必要的资源，又要保障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所必要的资源。
财政配置资源的职能可从两个角度来说明，即分配资金和配置资源。从本质上说，资金是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分配资金包括筹集资金和供应资金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取得为满足政府执行职能所必需的财政收入，后者是指将财政收入通过各种方式安排出去。从筹资方面看，国家需要积极开辟新的财源，不断挖掘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因为目前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因此首先要完善税制，加强征管，将该收的税收上来，尽可能避免税款的流失。在供应资金方面，需要确定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关注财政支出的效益，加强财政的监督力度，形成合理有效的财政资金使用机制。
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指资源在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受益者之间的最佳分配。由于存在市场失灵，自发运行的市场机制在某些场合难以有效配置资源，这就需要财政的介入：一方面合理配置公共经济内部的资源，另一方面在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之间有效配置资源。
国民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过程，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财政机制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初次分配领域以市场调节为主，按效率原则拉开差距；再分配领域则以政府的财政分配机制调节为主，以贯彻公平分配的目标。第二，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为保障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效率目标，介入初次分配的财政手段（如税收）应坚持中性原则。一方面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另一方面从企业取得收入的政策要规范透明。
正如市场要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才能良好运转一样，政府也要在一定的规则下履行职能。市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效用函数，由于市场参与主体遵守共同的市场规则，只要交易达成，就意味着交易双方的福利状态得到了促进，或至少任何一方的福利不会受损。同样的，把政治过程看作是市场过程，政治过程交易的对象是公共产品，进入政治领域的人们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偏好，这些价值观和偏好需要有一定政治行为规则来保障。
财政的职能实际上是财政执行的政府职能。财政的职能不仅涉及市场失灵的领域，还涉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社会福利的领域。财政执行分配资金、合理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促进增长和稳定经济、监督经济活动等职能。财政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在分配的各个环节中起主导作用。财政的效益不仅包括其自身活动的效益，还包括其作为政府行为参与资源和收入分配以后对资源配置效益的影响。
1.如何认识财政在经济和社会运行中的职能？
2.财政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中执行其职能的？
3.如何评价财政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