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项目合谋行为不同于一般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合谋问题，其相应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基础设施项目的系统复杂性特征，需要应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对其加以识别与认知。参与合谋行为的主体往往具有异质性和自适应性，并由此而产生行为交互的复杂性，再加上行为本身的环境影响性，使得基础设施项目合谋行为具有复杂的主体行为动态演化特性。因此，基础设施项目的合谋行为是一个复杂系统问题，从合谋行为的产生机理到系统要素之间的关联分析，乃至合谋治理策略的提出都需要基于系统科学的思维。

系统是由不同元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合体，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应具备以下三个特征：①多元性，即系统是多样性的统一、差异性的统一；②相关性或相干性，即系统中不存在与其他要素无关的孤立要素或组分，所有系统要素之间以一定关系相互制衡、作用、激励与依存；③整体性，即系统是由所有要素或组分构成的复合的、统一的整体。我国著名系统科学家钱学森认为系统是相互作用和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体。因此，基于系统科学的思维探讨基础设施项目的合谋行为，应具备以下基本观点。

（1）基础设施项目的合谋行为是一个系统问题，其中系统要素主要包括参与合谋行为的相关主体（如业主、承包商、设计院、工程监理、物料供应商等），基础设施项目参与主体及其角色特征如表3-1所示。同时，系统要素之间具有多种关联形式，既包括确定性关联也包含不确定关联（例如，业主与设计院之间属于确定性的委托代理关系，而设计院与业主聘请的设计咨询机构之间属于非确定性的关联）；既有连续性关联也有间断性关联（例如，施工承包商与业主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施工阶段都属于连续性关联，而在工程运营维护阶段，施工承包商与业主间的关联又变成了间断性关联）。可以说，系统要素之间关联方式的多样性导致了工程合谋行为的多样性。

（2）要考虑合谋参与主体的学习性、自主性与自适应性。主体的行为决策依赖于与其他主体以及外部环境的交互，通过学习和模仿等方式改变自身行为从而适应环境变化。工程建设主体在外部环境、目标、能力、偏好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其行为决策受到外部环境、自身属性的影响，并进行博弈选择与行为反馈。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研究指出工程建设主体通常是具有复杂心理和行为特征的“非完全理性经济人”（Tversky and Kahneman，1981），这就使得主体的认知水平、风险态度、公平偏好等主观与心理因素对合谋行为的产生以及行为的表现产生作用，也同样使得基础设施项目合谋行为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征。

（3）要考虑系统的层次性。基础设施项目的合谋行为不仅存在时间序列上的多次博弈（例如，项目管理机构与设计院之间的设计审查博弈），还存在空间序列上的多维博弈。基础设施项目合谋行为的参与主体之间不仅存在上下层级关系（业主与承建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存在横向关联关系。如图1-1所示。系统层次性表现为项目管理机构-工程监理-承建单位，同时，承建单位本身也存在层次性，如施工总包方与专业分包。处于同一层次的工程参与主体之间也存在相互交错的关系，例如，设计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谋，设计单位与设计咨询单位的合谋等。因此，对于大型合谋行为的治理，不能仅关注与某一个或者某一类型的参与主体，而应该分层次、全面地看待这一行为，识别不同层次的参与主体利益诉求的共同点，从而为合谋治理策略的提出提供决策支持。

（4）要考虑系统的情景适应性。系统随着工程建设阶段的不断推进而不断演化，系统中的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的行为决策均会产生变化。例如，在工程招标阶段，工程合谋参与主体通常是潜在的投标人，即投标人通过串标、围标的方式合谋获得工程合同，而在工程施工阶段，工程合谋主体则会演变成施工方和施工监理单位。因此，需要充分认识到考虑系统的情景适应性，也就是说，合谋行为存在情景依赖性，对其的认知必须考虑基础设施项目系统的情景性特征。

（5）要考虑系统的涌现性。所谓复杂性涌现，也有学者称之为复杂性突现，是指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的在系统宏观层面呈现出的具有新的性质或功能的整体复杂性（盛昭瀚等，2013）。涌现的复杂性通常具有不确定性、整体性、层次跃迁性、进化中的新颖性、非演绎性、不可逆性等特点，从而使合谋行为处于难以预测的不稳定状态中。由于系统中存在复杂性的涌现，对这些新的复杂性问题不能遵循一种原则、一个方法论，而往往需要综合运用跨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将行为科学、社会学、金融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与技术综合集成，充分发挥“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的优势，积极探寻应对复杂性涌现的解决思路。 j0phcFhhZ6QbOeO41UqxIz2PsvwqBkW2gtpWsO3EI5ANP74NBFaWQUVERPO15S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