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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财政支撑问题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广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规模日益扩大，而公共财政拨款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需求扩大与拨款不足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显现，引发了教育界关于如何提高可支配财政资源利用效率问题的尖锐讨论。从世界范围来看，绩效拨款能够成为对各国有重大影响并积极探索改革的资源配置政策，既有新思想运动带来的强劲推力，也有对政府公共财政实力的现实考量；既响应了社会关注绩效的诉求，也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改革的总体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石油危机与信任赤字，西方国家普遍开展了一场旨在将企业绩效管理理念与专业化管理思想引入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浪潮，这股浪潮席卷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后来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或“新管理主义”、“后官僚体制模式”、“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企业型政府”等。美国学者胡德（C．Hood）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区别于“韦伯式官僚管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它采取了商业部门的理论和技术，以产出和绩效为导向，强调竞争机制和分权化。
“竞争引入”、“产出控制”、“绩效管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三个核心理念。“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政府必须清楚自己用纳税人的钱做了什么，为何做，如何去做以及向谁负责，主张用市场机制的力量来推进政府公共管理改革，通过绩效评估来测评公共管理部门的产出绩效，实行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促使公共管理部门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服务效率。
受“新公共管理”运动思想的影响，各国政府对如何使有限的财政资源能够投入到实力更强、效率更高、潜力更大的高等学校中去，降低资源浪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由此而引发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的重大变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将绩效因素纳入到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公式中，对高等学校的资金分配实施绩效拨款，择优分配财政资源。实际运作中，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印度、澳大利亚、丹麦、荷兰、芬兰等国家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公共财政经费短缺之间的矛盾是促使众多国家进行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改革的直接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学生入学率激增，规模迅速扩大。规模的扩大需要政府向高等教育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开始紧缩，出现了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各国政府承担高等教育费用的愿望和能力减弱的现象，其突出的表现是高等学校生均支出的下降。
以美国来说，到1971年，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0％。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里根政府实施了公共财政紧缩政策，联邦政府经费投入大幅削减，开始强调州政府的责任。州属高等学校的运行基本由州政府维持，州财政支持比例不断下降。1985—1995年，州政府支持比例从44．9％下降至38．12％。
而同一时期，公立高等学校的学费却增长了115％，两年制社区学院增长了228％。
在这种教育成本和学生学费大幅上升而州财政日益紧缩的多重压力下，公立高等学校仅仅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经费来源已经变得不可行，政府、社会公众等普遍希望通过实施以绩效为导向的拨款政策，来解决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撑问题，促使高等学校提高服务质量和办学水平。
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学生入学率不断攀升而政府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力度却日益减少，教育成本逐渐由政府财政负担向高等学校和学生群体分担转移。一方面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要求高等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要求高等学校证明自己确实有效地使用了资金；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求高等学校对其庞大的开支做出合理的说明，以监督其责任的履行。
这些直接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问责制日益兴起并逐步形成了常规化、制度化。1983年美国卓越教育委员会的《国家处于危险中》报告，在社会公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民众对高等教育机构的信赖度锐减，不仅批评与谴责教学质量的平庸，而且更加关注高等学校“用纳税人的钱该做什么、做了什么”，关注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的方向、结构、效率与效益。在这种公众问责制日益兴起和绩效关注渗透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思想应运而生。
传统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以投入型为主，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以产出或绩效为导向的拨款模式正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改革的总体趋势。以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改革为例：
1955—1985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拨款采用的是“基数＋发展”模式。具体的做法是每所学校所获得的经费以其前一年度所分配的经费数额为基础，适当考虑本年度学校事业发展的变化情况。这种模式适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保证了各地高等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但是这种模式以往年学校经费支出情况作为分配经费的依据，往往会导致办学成本越高的学校，所获得的经费分配数额越多，不利于控制高等学校的办学成本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1986—2001年，我国开始采用“综合定额＋专项补助”模式。“综合定额”是根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生均定额标准和在校学生人数核定下达；“专项补助”是由政府的教育和财政部门根据发展规划、政策导向和高等学校的特殊需要单独核定下达，主要包括一些重点学科、重点专业、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科研基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协同创新中心等专项经费。相比“基数＋发展”模式，“综合定额＋专项补助”模式具有明确的拨款依据，有利于克服拨款的随意性，提高拨款的透明度。但是这种拨款模式导向作用单一，容易导致学校盲目扩大办学规模，增加办学风险。
2002年以后，我国实行“基本支出预算＋项目支出预算”拨款模式。这种模式是中央政府为了推行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从源头上、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而推行的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将高等学校每年所收的学生学费、住宿费等非税资金统一纳入财政管理，实行财政统收统支，但在核定拨款总量时依然是采用“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这种拨款模式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国家宏观财政管理体制的环境要求，但在微观的运行机制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以上三种财政拨款模式各有优点，均满足了不同阶段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经费需求。但是它们都是以“面向昨天”为特征的投入拨款模式，没有考虑教育拨款与教育产出、高等学校办学效益、办学质量等的联系，使整个高等教育处于一种“只强调投入、不管产出”、“只追求规模、不问质量”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化高等教育竞争格局的形成、高等教育分层以及高等教育急需从外延向内涵发展转换的复杂环境，高等学校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高等学校迫切需求拨款模式的革新。而绩效拨款作为一种以“面向今天”为特征的产出拨款模式，显然被看作是解决当前困扰我国高等学校发展变革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因此，“九五”规划以后，我国面临来自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办学成本急剧上升、公共财政支付能力下降和教育质量下滑等的诸多矛盾，在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实施多元化改革的同时，也广泛采取了以绩效为导向的拨款方式，在有效缓解高等教育财政支持问题，集中财政资源，重点支持一批符合区域和行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和特色大学办学，提高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透明性，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了许多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不容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具体的拨款模式运作仍然存在许多深层次的现实问题，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性环节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严重影响了拨款改革政策的实施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体系要素与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显然一方面可以破解或应对我国拨款改革政策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推动拨款改革取得新突破、新成效；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建立一套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绩效拨款体制机制提供经验借鉴，以更好地促进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整体变革，促进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