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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存忠
二百年前——或则说得准确些，一七三一年——巴黎有个神父，叫做都赫德（Du Halde），告诉人家，要做一部《中国通志》。过了四年，《中国通志》出世，共四厚册，分述历史，地理，政教，风俗；又节译了五经，四书，诏令、奏章，戏曲，小说，以及医卜星象之书。都神父没有到过中国，又不懂中文；不过他是巴黎耶稣会的编辑，从一七一一年起至一七四三年止，所有国外天主教徒的通信，都由他整理出版。他的通志，大部分就是根据于那些通信。这部书的好处在于繁博，坏处也在繁博，可以说是“博而寡要”。但是在二百年前的欧洲，大家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空前绝后的著作。 [1]
一七三五年九月，伦敦出版的《缙绅杂志》上有一段说：
都赫德神父费了二十多年做这部书。他常同中国的耶稣教士通信；这部书的大半取材于通信，加上别的书上的记载，非常新奇详备。篇首地图，更觉可贵，当为各书之冠。 [2]
过了两个月，《缙绅杂志》上又说：
第一个讲中国的是威匿斯人马哥孛罗，他曾经走遍中国的大部分。他的《游记》发表于十三世纪末年。当时读者，以为是小说，而不是实录；他们不信亚洲东部，隔着许多野蛮种族，会有文明大国，有学术、有工商，所行的古法遗制，与沙龙“雅典法家”，李渴格斯“斯巴达法家”，牛玛“罗马王”的同样完善。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欧洲人，尤其是热心的教士，深入中国，消息传来，才知马哥记的不是假造。从前人怀疑的给他们一一证实。于是风气大变，对于东方的记载，非常信仰。去中国游历的，往往住不上一二个月，就信手著书，读者奉为至宝。种种谬误见解，流传至今。……例如李明神父的《中国现状新记》，虽属有趣，却非实录，更及不上都神父的详审。 [3]
伦敦出版界见了这部《通志》，认为有利可图，当时就有两位书店主人争着要去翻译。一位是发行《缙绅杂志》的凯父（Cave），再有一位是以印刷出名的滑次（Watts）。凯父就发售译本预约，并且在《缙绅杂志》上大为《通志》宣传。滑次请了一位翻译大家白乐克斯（Brookes），加紧工作，将《通志》节译，订成四册，在一七三六年出版，大受批评家界赞许，五年之内，印了三版。凯父见了，不免眼红，在《缙绅杂志》上大肆攻击，说译者谬误百出，又将原文任意删削，以致上下都不能连贯。滑次不服，印了传单，竭力辩护。凯父又在《缙绅杂志》上讽刺滑次；同时宣言，为表章文化起见，要把《通志》全部译出，目价特别公道；除了印刷铸版纸张之外，不取读者分文，另制金牌奖章，值金五十镑，任凭王家学会分配，为鼓励学术文艺之用；至于售书余利，统由首先定书之一千户平分。 [4]
这段公案，约翰生博士（那时他不是博士；人家送他博士学位是三十年后的事。但为称谓起见，不妨仍之。）全都知道。他对于中国，本来早就发生兴趣。一七三三年，他译《阿白西尼亚游记》——这是他的处女作——对于中国的工艺，非常恭维。一七三七年左右，凯父请他撰述《缙绅杂志》，那时凯父正为《通志》与滑次闹意见，他对于《通志》也发生兴趣。晚年，他的门徒鲍士伟（Boswell）要读中国书，博士就劝他翻翻都赫德。他又说起凯父翻译的笑话一则。他说：
葛先生（Green）与哥先生（Guthree），一位是爱尔兰人，一位是苏格兰人。他们两个大着胆去翻译都赫德的《通志》。葛先生说哥先生不懂英文，哥先生说葛先生不懂法文。两人就着手翻译。书成，中有一条说“新月二十六号”。但是二十六号晚上，月形已亏，那有新月可见？他们的错处是把“九”字（Neuvième）译成了“新”字（Neuve）。 [5]
那位葛先生的生世，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我们知道哥先生。哥先生，同白乐克斯一样，是当时有名的编辑大家，与约翰生同为《缙绅杂志》的撰述，那时议会秘密，不准消息外传，凯父差哥先生往议会偷听一切，告诉约翰生；约翰生就在阁楼上，凭空结撰，著为小人国议会记录，按月在《缙绅杂志》发表，议员演讲规模德摩西尼斯风格，洋洋洒洒，风传一世。
《缙绅杂志》上有不少论中国的文章。这些到底与约翰生有多少关系，我们无从确定。他在那杂志上发表的零碎文章当然不少。晚年，他屡次要编个著作目录，因生性太懒，杂务太多，生时从未出过一部“文存”，此事终未办到。三十年前，有位学者，立愿遍读《缙绅杂志》，寻出约翰生的文字。但是那杂志篇幅太多，字体太小，印刷太坏，尘埃满架，只得废然而返。杂志上的文章不署名，约翰生又很少提起他的早年文字。他给凯父的信里，有一处提起“中国故事”，可是信上又不著名年月日。 [6] 但是，你要是同我一样有闲工夫，去翻翻大家不读的《缙绅杂志》，你就会找到不少好东西。从一七三六年起至一七三八年止，杂志上载着十一条“中国故事”，记的是严父，慈母，孝子，烈女，忠臣一类的东西。 [7] 那时凯父正在刊印《中国通志》，为广告计，常把译文先在杂志上发表，并请约翰生润饰。你要是将这些故事，同单行的译本对照，就会发现约翰生的手迹。约翰生写文，喜用抽象字，拉丁文，长句，排调，在文章上自成一派。高尔斯密说过，要是请约翰生做小说，小鱼口中也会说出大鱼的话。不错，他早年的著作里，有不少“大鱼的话”。《缙绅杂志》上的中国故事，有几处累赘万分，好似出于博士的大手笔。
但是这些是推测之辞，佐证太少，谁也不敢断定。我们确实知道的，是约翰生在《缙绅杂志》上做过的两篇中国的文章。就中有一篇已经收入他的全集。其余一篇，虽未收进他的集子；他的门徒鲍士伟早已提及，并且在思想上，风格上证据确凿，无从怀疑。第一篇文章是在一七三八年七月发表的。 [8] 一开头就竭力恭维中国。约翰生说，读了都神父的《通志》，使人发生两种感想，一种是满意，一种是惊讶。使人满意的是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使人惊讶的是中国人的政治制度。约翰生自己是个道学家；读了《通志》上的格言，觉得是圣贤遗训，通之四海而皆准。他又生当乔治第二时代，痛恨当时宫廷腐败，见了《通志》上讲的贤人政治，不由得心悦诚服，叹为不可及。特别是他惊讶的是中国的御史制度；中国政府在形式上是君主专制，但是君权处处受谏议官制裁，所以在精神上可以说是民主共和。约翰生认为这一点值得英国人注意。那时，英国首相华尔浦（Robert Walpole）专政，箝制舆论，反对党报纸每被封闭。一时做政治文章的白吉尔（Budgell，阿狄生的表弟，后来发了疯，自沉泰姆士河），如吉斯德菲尔德（Lord Chesterfield）等，讥议朝政，往往用中国人的议论，有时竟以为英国应当采用御史制度，设立谏议大夫。约翰生生来是个建各屏党人（Jacobite），他做《小国人议会纪闻》时，往往有意无意的为反对党张目。他做文章论中国政治，当然心目中针对着英国政治。从前有位罗马人，为了要讽刺罗马人，做过一本书，绝口称道日耳曼人。约翰生赞许中国政府，当然不纯是为凯父的书做宣传，也许为了要暗示英国政府的黑暗吧。
凯父的《通志》译本，从一七三八年起陆续付印，至一七四一年年底出版，共两大册，比滑次的书好多了。凯父自己竟说译本的印刷，版本，插图等等，都在原本之上。一七四二年——那时全书出齐——约翰生又做了一篇文章，在《缙绅杂志》六月至八月三期上发表。这篇文章分三节：第一节叙中国历史系统，第三节叙《通志》篇目，最有趣的是第二节内的《孔子传》。这篇小传的体例，同他的《诗人列传》一样，先叙事实，次述思想，最后依次论列孔子之书。约翰生的叙述，大体依据《通志》；不过《通志》上的八大页，他缩成了八大行，又比《通志》动人。通篇没有什么惊人语，但是在那平铺直叙中间，处处夹着严正而带有幽默的案语。例如，《传》上说，孔子在陈绝粮，而弦歌不辍；约翰生批道：“孔子善于克己，这些挫折当然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既能不享乐，自能不怕苦的。”又如，孔子说：“未闻好德如好色者也”；约翰生批道：“这句话真到万分，又是严重到万分。”又如，孔子对门人说：“未知生，焉知死？”约翰生叹道：“这一句话就是叫你怎样好好的死。” [9] 约翰生，同孔子一样，不爱谈身后事。有一回，他的门徒鲍士伟问生死之道，他老先生气极了，一阵子狂吼，把鲍氏骇倒。鲍氏在《约翰生传》上说：“我问他，临死时要不要硬着心肠，他发着脾气道：‘不必，不必，老兄，让他去。人死算不了什么。死的行为不重要，只一霎时，什么都了。’” [10] 平心而论，约翰生的性情，有些同孔子学者相像。他是个好古敏求之士，最喜欢平正切实的论调（自然，平正的有时变为平凡），不爱作翻案文章。他疏解孔子的话，初看似笨，其实非常中肯。自然，我们不能希望他对于孔子有深刻的了解，因为他生在二百年前。但是。博士到而今，恐怕也要学学时髦，跟着人家去“疑古”，跟着人家去“打妖”“捉鬼”，跟着人家骂“孔老二”，打“孔家店”了。
约翰生对于中国的兴趣，多半出于偶然，他偶然同《缙绅杂志》发生了关系，才做了几篇文章，后来他脱离了凯父的豢养，忙着去编字典，校订莎士比亚，做《诗人传记》，晚年出了名，又忙着交际谈天，对于东方之学，也就淡然忘之。不过在一七五七年，为了吃茶问题，同人家闹意见，又做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那时，有位汉迥博士（Jonas Hanway），是个大慈善家，你要是到西敏寺去，可以看见人家替他立的碑石，说他曾经立过一所孤儿院。但是现代人只记得他老先生的古怪脾气；据说，他是第一个人，撑着雨伞，在伦敦街上走（那时见男人用雨伞，就要发笑，以为有妇女气）。他的《茶说》是一篇很古怪的文章。他看见英国各地，上自王公，下至仆役，都爱喝茶，不觉大吃一惊。他认定武夷、龙井、雀舌、小种，工夫，蔼春种种，都与健康有碍。他统计茶叶输入，在十八世纪初年，每年约七十万磅，到了中年，就超过一百二十万磅。他说，英国有七万个娱乐场，要是这七万家有三分之一买茶，饮茶的每十人害死一人，那么每年死亡七百七十七人，二十年后，英国人口须得减少六万！他又说，女子饮茶，其害更大，所以禁茶须从太太小姐们做起。他于是乎提议，凡戒茶女子，由政府奖励，并建立铜像石像（不是金像银像；因为，他说，这些别有用处），以表扬她们福国利民的举动。 [11]
这篇文章同时给约翰生与高尔斯密两个人看见。高尔斯密看了不高兴，却只说饮茶是人们正当的享受，用不着那样大惊小怪。 [12] 约翰生就老实不客气把汉迥博士痛骂一顿。他说，他自己就是饮茶大家；书间喝茶吃饭，晚上喝茶解闷，夜半喝茶忘忧，早起喝茶提神，二十年来，茶炉子简直没有冷过。 [13] 约翰生说的也许有些过火，不过他的喝茶是有名的。晚年，他住在屈太太（Mrs．Thrale）家里，最喜欢喝茶谈天，谈话上了劲，往往不住的狂饮。屈太太有时装着笑脸说，博士的茶也该喝够了；博士回头一笑，说再喝一杯何妨，说罢啯啯作牛饮。有一次，他同鲍士伟上北方游历，路过爱丁堡，宿鲍氏家，人家慕博士名，纷来拜候，他就老脾气发作，多烦鲍太太倒了半天的茶。
就在那一年——一七五七——约翰生又写了几段关于中国的东西，也是出于偶然。约翰生的朋友章伯史（Wm．Chambers）做了一部《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案》。那时中国的建筑园艺等等，在欧洲已极风行（这一段掌故容待专篇叙述）；不过一般人对于中国工艺没有真正的了解，往往把中国式与峨特式混为一谈。章伯史，幼时在瑞典东印度公司供职，至少到过广州一次，曾把见过的建筑式样记下，后来就收入他的《图案》内。这本书里绘的有厅堂，宫殿，寺院，器玩，服饰，后附一文，专论园艺。《图案》出版，风行全欧，有许多史家就把十八世纪中国式之流行归功于（或罪）章伯史。据说，章氏的稿本曾经送给约翰生看过。约翰生看了高兴；他说，这部书不用增改，只须在序言上加上几行，章氏就请他写了两段。 [14] 下文译的是约翰生的文章：
要称赞得当，是件难事。中国的学术、政治，工艺，已经有人竭力颂扬，可见新奇的最易引人注意，而尊敬自会扩大而为羡慕。
我绝不愿附和人家，把中国的好处说得过火。我以为中国人的伟大和聪明，只是就他们与邻近各国人比较而言，自然不能与西欧的古人或今人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是个显著而奇特的民族，值得我们注意。他们和其他文明各国隔绝，却能不靠人家的榜样，做出他们的式样，创造他们自己的艺术。
从这几节里，我们就可以充分认识约翰生和当时人的闭关思想。他们相信，中国有的不比欧洲的好，不过东方的自有东方的意味，不妨拿来开开玩笑。约翰生自己也缺少世界眼光；他老先生一肚子偏见，很像一座万里长城，把他的目光与域外隔绝。他住惯了伦敦，就觉得伦敦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多大价值，他不说过的么？——要是你厌倦了伦敦，就是厌倦了生命。在他一个人编的大字典上，他说雀麦在英吉利是马吃的，在苏格兰是人吃的。他看不起苏格兰人，外国人自不用说了。鲍士伟的《约翰生传》上记着一段可笑的谈话：
约翰生道，“东印度人是野蛮人”（那时说东印度人，意思里是包括东方人全部）。鲍士伟解析道，“先生，你得除了中国人”。约翰生道，“不，老兄。”鲍士伟问道，“他们不是有美术么？”约翰生答道，“他们有的是土器。”鲍士伟又问，“他们的单音文字，先生以为怎样？”约翰生答道，“他们没有字母，别的国家有的，他们没有。”鲍士伟分析道，“他们字量多，学术也比人家高明。”约翰生道，“华文简陋，学术研究，只得比人家困难；好比用石刀砍树要比用斧子费力啦。” [15]
约翰生有一副怪脾气，与我们的老先生相近；就是：他谈话时，往往先有结论，才找证据，有时证据不完全，他就摆出霸道，大吼一声，硬把人家压倒。上面引的是个例子。当然，他老先生在心平气和时，对于中国未必有多少偏见。但是，我们看，十八世纪后期谁都谈中国了，他老先生反而绝口不谈。那时，他的门徒加立克（Garrick）在戏台上排演中国戏，轰动一时，他没有讲过半句话；他的朋友卜赛（Percy）翻译了《好逑传》，读给他听，他没有讲过半句话；那位建筑师章先生为公主奥奇斯德在伦敦附近经营一个植物园，修饰孔子堂，又起了一座十层高的滚龙宝塔，一时传为美谈，他也没有讲过半句话；后来那位章先生又发表了一篇东方园艺论，规模马哥孛罗的笔意，几乎把中国说到天上去，他更没有讲过半句话。在这一方面，他好似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再也不能像他在《虚荣诗》（TheVanity of Human Wishes）上所说的：
让远大的眼光，瞻顾
人类，从支那到秘鲁。
那时——十八世纪中年——中国东西已经非常时髦；园艺，建筑，戏曲，小说，正如上文所说，都染了中国的色彩。在一七六〇那年又发现了一件文学史上很可纪念的事。那年一月十二号，伦敦新出一种报纸，叫做《公簿》（Public Ledger）。据报馆主人牛伯兰（Newberry）在发刊旨趣上说，这报纸与普通报纸没有什么不同，大体注重工商消息，至于文艺美术只是余兴。过了十二天，《公簿》报上载着一段荷兰通信，印在后幅，不易引起人家注意。信上说，有位中国河南人来到伦敦。过了五天，报上登载通信一则，说是那位中国人写给他的荷兰朋友的。又过了三天，又载通信一则，说是那位中国人写给他的北京朋友的。这些通信，报馆记者认为无甚重要，都用小字印出。但是下次的通信，上标“第四函”；以后每次通信，改用大字印出，且有醒目的标题，有时竟载在报纸的第一张上，可见这些东西已经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有一位女读者，看了高兴，写信给《公簿》记者说：
《公簿》记者：前天爸爸同几位客人谈起了你们出的报纸。当时，我一听见《公簿》两个字，也就淡然置之；我以为你们的报纸仿照簿记的格式，枯燥无味。那知出我意料之外，你们的报纸刚合我的胃口。我把报纸从头翻阅，看到不少好东西，尤其是你们的中国人，使我心服。
这些通信是高尔斯密（Goldsmith）写的。高尔斯密早年落拓，自从都柏林的三一大学毕业之后，东奔西走，找不到职业。一个人无聊，溜到法兰西，荷兰，比利时，身边带了一个几尼（合中国钱二十元左右），口吹短笛，几乎踏遍欧洲大陆。回到伦敦时（一七五六），年近而立，却依旧寒酸，他的天才，人家不知道，自己更不知道。他先去教书，教书不成做校役，做校役不成学药业，学药业不成才学做文人。他给《每月论评》做书评，但是他的文章都要给书店老板太太改削。做了几个月，老板嫌他懒惰，他嫌老板（尤其老板太太）小气，又投到别的一家书店，做了一篇《欧洲文艺现状》，封面上不署姓名。他也编过《蜜蜂周报》，也许因为锋芒太露，销路太少，出了几期就停版。刚巧牛伯兰的《公簿》出世，高先生以为机会来了，不妨尝试。牛伯兰要的是稿纸，高先生要的是钱。他就在《公簿》报上写了一百二十三封《华人通信》，自己再也没有想到因此得了大名。
《华人通信》是高尔斯密的“创作”。但是外国文学里的“创作”，都不是天上掉下地上冒出来的东西；高先生写的那些小品文章，也不纯是自出心裁。欧洲文学史上有一类叫做“探子文学”（Spy Literature），其起源在十七世纪后期。最早的是马拉那的《土耳其探子》，假托一位土耳其人，用通信体批评法国社会。有人把它从法文翻译成英文，在英国文学上发生很大的影响。伦敦有位茶馆老板就跟着做了一部《伦敦探子》，专写伦敦下流社会。到了十八世纪初期，孟德斯鸠写了一部久享盛名的波斯人通信，立德而敦爵士（Lord Lyttleton）又把它改译为英文。这时，英国文学里外国“探子”渐渐多了，有红印度人，阿拉伯人，阿墨尼亚人，也有不少中国人。阿狄生的《旁观报》里有中国人；狄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里有中国人；蒲伯的《蠢人》（Dunciad）诗里有中国人；乔治第二时代的反对党的“小报”里有不少中国人——只少了假托中国人的通信。好了，一七四〇年左右，服而太的朋友达尔鸟公爵（Marquis d' Argens），攻击耶教，主张思想自由。就陆陆续续出了一部《中国人通信》，英国也有不少译本。过了十六七年，华而浦（Horace Walpole）讽刺当时政潮，写了一封《中国人通信》，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史上中国人通信之始。 [16] 高尔斯密的“创作”上溯马刺那，步武孟德斯鸠，近继华而浦与立德而敦，集“探子文学”之大成。
在作风上，高尔斯密与华而浦的关系，要比他与旁人的关系密切些。华而浦是乔治第二时代首相的公子，是当时的赏鉴大家。他做过诗，做过小说，虽则没有多少成就。他又当过议员，却没有讲过半句话。但是在巴黎伦敦的交际场中，他有相当的声望。他住在伦敦，觉得都市生活无聊，就在离伦敦不远的草莓山上（Strawberry Hill），盖了一所别墅，所有建筑都是模仿中世纪的峨特式（Gothic），有时有意无意的混入中国式。别墅里收罗了不少中国古玩，他的金鱼池也就叫做“北洋”。他对于中国本来早就发生了兴趣：在剑桥读书时，抛了正课不看，常常翻看着都赫德的《中国通志》。后来又做了两篇辩护秦始皇的文章，并且要学秦始皇，把欧洲考订疏证之书整个儿烧去。他的《中国人通信》，在一七五七年五月印出，说是苏何从伦敦写给他的北京朋友李奇的，用中国人的口气批评英国的人情风俗，尤其是当时政党政治。他写那封信只费了一个半钟头，可见他也有“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本领。他的文章，轻巧，流畅，动人，印出之后，立刻风行，据他自己说，在两个礼拜内消了五版。下面译的几段，讲的英国党争的丑态，——当然，有许多话，与别的“党国”也没有什么不合：
我说过，他们（英国人）是不易了解的：他们不但与中国人不同，与别的欧洲人也不同。我说过，他们有普通的见解；其实不然，他们只有普通的名义。在政治上，从前有两党，现在变了三系，每系只有一些党的名义与色彩。在这里（伦敦），每天可以听到不少话，一般人都爱闲话，不管它的性质如何。要是一个政客，一个部长，或是一个议员，古怪一些，不把消息宣传。人家要听的是新东西，谎话同真话一样是新闻呢。……
前几天，英王把内阁解散，却不待组织新阁就溜到乡下去了。李奇老兄，英国到底不是中国。……你也许听了要觉得奇怪，据一位可靠的朋友报告，英王没有权柄选择内阁，同我们没有权利选择皇帝一样。他现已离开伦敦，一等内阁成立，人家给他一个报告。现在这三系正在磋商条件，设法妥洽；妥洽之后，英王只得同意。 [17]
华尔浦的文章对于高尔斯密的《中国人通信》多少有些影响；华而浦的李奇也就是高尔斯密的李奇。不过高尔斯密对于中国的兴趣不是给华而浦引起的。在欧洲回国之后，他曾有漫游东方的计划。他曾写信给东印度公司要求录用。一七五八年，东印度公司派他做医生助手。他写信给人家说起这件事，津津有味。那个缺分，他说，薪水并不大，每年只有一百磅，但是额外有钱，每年至少可挣一千磅，把这些存放经商，可得年利两成。他是穷鬼，又是生性好动，这件事当然使他十二分高兴。可是他没有去。他为什么不去，我们不甚知道。有的说，他中途变更了计划；有的说，那时东印度局势不稳，不便让他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东游计划不是说着玩的。一七六一年，浦忒爵士（Lord Bute）当政，他上个条陈，要到东印度去调查乳精染料等等制造。这个消息给约翰生听到，就给高尔斯密大开玩笑。 [18] 其实高尔斯密也未必有此调查计划，他为了要到东方去，不得不说上那些乳精染料等等不相干的话。至于东方游历的愿望，不但高尔斯密有，就是约翰生也有。晚年，他得了养老金，就慨然长叹；他说，要是他年纪轻十岁，一定往君士坦丁去学阿拉伯语。有一次，鲍士伟说起中国的万里长城，他听了非常高兴：
有一次谈到远游，他（约翰生）特别高兴。他说，游历可以扩大胸怀，提高声望。说到去中国看万里长城时，他尤其起劲。我（鲍士伟自称）就乘这机会说，要是没有儿女照顾，我一定去长城走走。他说，“老兄”你要是能去，你的儿女声望也就提高了。你的好奇心会使人家对于你的儿女另眼看待；因为后人总得想到他们的老子是见过长城的。这不是开玩笑的话，老兄。 [19]
一段有趣的谈话！［这段话引了后人注意。你如果有机会到伦敦去，不妨到古虚街口（Goucher Square）约翰生故宅；那里三层楼上，靠近扶梯，有个镜匣，中置长城砖一块，是一位英国人带去的。我很懊悔没有把那个人的姓名记住。］可惜约翰生，鲍士伟，与高尔斯密都没有到中国来。不然，英国文学上一定很有显著的影响。要是他们见了沈归愚、纪晓岚，至少要同卡埃色林（Count Keyserling）见了辜鸿铭、沈子培一样有趣。十七八世纪中，英国人到中国的并不多，而到中国的多半是军人，商人，浪人。十七世纪末年，腾碧安船长（Captain Dampier）周游世界，经过香港、广州，归后写了一部游记，风行全欧。但是书中叙至中国，特别疏略。那位船长是个老实人，就说他自己不懂中国事情，只在广州附近买了一些猪，牛，鸡，鸭等等实用东西。一七四二年安森大将（Admiral Anson）也到广州，归途劫了一艘西班牙商船，在伦敦上岸，有三十辆金银货币，一时军乐齐奏，全市若狂。但是，他的游记（不止一种），叙至中国，肆口漫骂，所记山川形势，多半抄袭李明的《中国现状新记》。这些书当然不值约翰生、高尔斯密一读。高尔斯密曾经在《华人通信集》上说过：送一个人到外国游历。与国家体面有关。这个人，第一须有哲学头脑，通晓人情；第二，肚子里须装满了零零碎碎的知识，遇事能够应付；第三，身体要好，当得起疲乏，自然，高氏自己是具有这三项资格的。可是他的东方游历的计划，终究是个梦想。《华人通信》可以说是他的梦想之寄托。
《华人通信》里的主人翁河南人李奇，不是军人，也不是商人，是个哲学家，是个中国的老先生。他外貌沈着如中国人，动作稳健如中国人，言语简要如中国人，有时平凡无趣也很像中国人；只是他同高尔斯密一样富于幽默，在中国老先生中算是少见的，我们可以说，他受了高先生的影响；也可以说，高先生受了他的影响。《通信》的序言上说，从前有个骑兵同他的马发生了一种特殊的交情；通常那匹马背了骑兵走，但是有时骑兵自己也背了那匹马走。高尔斯密同李奇，一而一，二而一，我们不能断定谁是骑兵，谁是马。李奇那位老先生虽说是中国人，却无老先生的头巾气，又无新学家的夸大狂，在思想上，动作上，言语上，可以说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后来那些通信印成单行本时（一七六二），也就改名为《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这“世界公民”的话，东方人说过，西方人（从苏格拉底到阿狄生）也说过，高尔斯密又引了孔子的话为根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20]
《世界公民》（就是《华人通信》）的故事很简单。河南人李奇本是朝廷命官，因性好游历，跟了洋商出关西行，绕道至伦敦，由黑衣人铁白斯等道游各处。朝廷见他擅离职守，下令撤职查办，又把他的家室籍没。他的儿子星伯由奇友福鸿（大礼官）帮忙，出国避难，流落至波斯，被没为奴。那时有英国女子才丽丝也在波斯遭劫，与星伯遇，一见钟情。波斯酋长迫英女为妾。女与星伯密谋，逃出，途中相失，先后到伦敦。后来发现那位才小姐就是奇友黑衣人的侄女，即与星伯结为夫妇。《世界公民》里通信共一百二十三封，有的是福鸿写给李奇的，讲的是中国朝廷的故事；有的是李奇写给星伯的，讲的是安平乐道一类的话；有的是星伯写给李奇的，讲的是他的波斯浪漫史；但是多半是李奇写给福鸿大礼官的，讲的是英伦见闻。
这是《世界公民》的大线索。此外还有不少零零碎碎的故事，大概带着有讽世意味。有的是略有历史的根据的，如孟子，老子，墨子的故事；有的是向壁虚造的，如白老鼠作乱，走方郎中卖药，麻粉，老黄想发财等等。就中最有趣的是庄子“大劈棺”故事。高尔斯密根据中国传说，只在末段略略点染，显出他天生的谐趣。原文（见都赫德《通志》）结局本有一段感慨语，说的是人生如梦，万事皆空，“恩爱夫妻不到头”的话。高先生把它完全删了，自己接上一段。他说，庄周见汉西（原名田氏，汉西是高氏造的）自杀，不忧不泣，依旧镇静，就把自己睡过的棺材铺好了给她睡。她本来以为庄子真的死了，设酒张乐，预备再嫁。她死后，那个哲学家就利用那付喜筵，当晚同一家寡妇结婚。他们俩知道各人有各人的短处，犯不着斤斤较量，婚后装聋作哑，过着太平的日子。
不过《世界公民》不是一部小说，不以故事为骨干。这一百二十三封信好比一百二十三颗珠子，那故事只是连缀这许多珠子的丝线。我们要注意的，不在故事本身，而在故事中表现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注意的，是高尔斯密对于中国的概念和他的理想的中国人（李奇）关于英国的观察。高尔斯密所知道的中国，大体根据都赫德的《通志》（凯父的译本）。那时欧洲人关心中国的，可以约略分为考据，义理，词章三派（这是个曾国藩分析古文学者的办法，我们不妨借用）。考据派可以居尼斯（Joseph de Guignes）为代表；义理派可以约翰生为代表；词章派可以居易忒（Thomas S．Gueullette）为代表。考据派闹的是中国人种西来之说：有的主张中非同种，相信中国是埃及人的殖民地；有的主张中欧同种说，中国的伏羲就是圣经上的诺亚。
[21]
这种假古董，高尔斯密（同服尔太一样）根本反对，在《世界公民》上说了不少玩笑的话（第八十九函）。那些人放着可靠的中国书不读，干那支离破碎的事，也合该给人家痛骂。词章派做的是当时风行的“东方体”。“子虚子”，“乌有先生”，“无是公”等等成为时髦的名词。有人听了庄周变蝴蝶，蝴蝶变庄周的话，就凭着想象做了许多“中国故事”。波斯王可以变成蚤，狗，女孩子，蜜蜂，促织，耗子，最后变成个中国的老爷！
修词造句也学中国人的滥调，用了一大套正喻，反喻，侧喻，隐喻。描写女人的美，一定要说“眉如春山，眼如秋水”，“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高尔斯密作文主张简静，恨透了“东方体”的啰嗦（《世界公民》第三十三函）。但是对于义理派，他似乎有相当的同情。他是十八世纪的人！十八世纪的人，也同罗马人中国人一样，骨子里总脱不了一点道学的成分。《世界公民》上有不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孔子讲的中庸之道，以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话，那本书里面全有（参看第四十四函，第四十七函，第六十八函，第九十五函等等）。自然，高氏不是研究孔子的专门学者，往往在孔子的话里混入了佛家道家的话，他又只知道抄都神父的书，不加融化，所以《世界公民》上一大批格言里，没有半句警语。近代读者觉得这些东西沉闷可怕，都以不读了之，也算是辜负了作者的苦心了。
其实，高尔斯密也不是治义理之学的人。他是东方朔淳于髡一流人物。能于平凡中找出风趣来。他的李奇也同他一样。他在伦敦，到过西敏寺，圣保罗，戏园，游艺场，文人俱乐部，看见形形色色，就说了不少打趣的话。他看到男人戴的假发，女人穿的长裙，心下忍不住要笑，——尤其是女人的长裙。他说，欧洲人每笑中国女子的小脚，其实他们女人的长裙同样可笑。她们（欧洲女子）拖着大幅的东西，进退既不方便，转折更觉费力，好像一阵鳄鱼受了刺激，须得慢慢的把尾巴掉过来，绕个大大的圈儿。在他写给福鸿大礼官的信上有一段说：
老实对你说罢，福兄，这里的女子丑的可怕；我简直看也不要看，他们和中国美人没有什么同的；欧洲人美的观念与我们的两样。我一想到东方美人织巧的双趺，怎会有眼睛看那大足盈尺的女子？我再也忘不了我家乡南府的美人。她们的脸多么润，鼻多么短，眼多么小，唇多么薄，齿多么黑（这些是高氏的谬见，我并没有译错）；实山顶上的雪比不上他们两颊的滢澈，她们的眉毛同关西铅笔的画线一样细。那种女子完全不同。人家看见的，想象的，都是红颊，巨眼，怪白怪白的牙齿，再加上一副男人的脚，很像真的用了去走路的。……
接着又说：
这里大部分的女子备两张面孔：一个是为睡觉用的，一个是给人家看的。前者通常为丈夫和家里人装的；后者为客人的欢喜装的。家常面孔是怪难看的，出门面孔略微为好些，这个常在梳妆室里做成，同大镜，水盒，胭脂盒商议了半天，才决定当日的打扮。
《世界公民》里有两封很有趣的信；一封是英国女子写的，一封是中国女子写的，讲的是做爱求婚的一类的话。我们先看那英国女子白琳妲写给夏绿蒂的信：
要是这样下去，我的宝贝夏绿蒂，我想那少佐总得占了胜。他是无可抵抗的人，这是无疑的。他穿的漂亮，又是干净，活泼，会敷衍人家；我敢发誓，他同蒙公爵的意国灰獒一样有趣。我初次见他在辣纳拉（Ranelagh，是游戏场），他出足了风头；他不可无辣纳拉，辣纳拉不可无他。第二天，他递进名片来问候，要陪了妈妈与我去听音乐。他瞪着两眼毫不客气的张。他脸上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使我看了欢喜，好似看了一副好牌。第三天早上，他又来问候；你知道，那尖钻鬼儿向我们母女做爱。佣人得得的去开门，我的心儿怦怦然跳了，我真的以为他要把这屋子震倒，这是无疑的。他的马车引到窗前，他的佣人穿着最好看的号衣。他有无限的风趣，这是无疑的。那天，妈妈化了一个早晨的妆头；我却和衣半解。你知道，我很自然；他进来时，我毫不慌张。妈妈也装着同我一样镇静；但是我见她不由得红着脸。老实说，他是最勾人的小鬼儿，他和我们在一起时，我们笑个不休；我从未听过那末多的趣事。起头，他看错了妈妈，以为是我的姐姐，妈妈笑了；后来，他看错了我的皮色，以为是脂粉，我笑了；最后，他开了鼻烟匣，掏去一个像片，我们全都笑了。他赌牌很坏，却很喜欢赌，输了又不着急，我见了心动。我整整的赢了一百付，却失去了我的心。我不用同你讲，他仅是个义勇队的少佐，我是你的，宝贝夏绿蒂。
白琳妲
我们再看那中国女子伢娪写给伢伢的信。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只是格调不同。伢娪是旧式的闺秀，在礼貌上不许同男客人在一起，只许在屏风后面瞧。
爸爸一定要那少佐出聘银一，二，三，四百两。才准我送他一束生发。啊，我恨不得那位官官手头上有钱，交给爸爸。官官是山西全省最大方的人。他初次到我家拜客，——天呀，他同爸爸打躬作揖，停了又起，退了又进，不知做了多少回！大家总以为他背熟了仪礼十七篇。走进大厅时，他就很得体的拱了三回手，爸爸不愿人家比他更体面，就拱了四回手；官官见了，又拱起手来，如是者有几分钟之久，客气到了万分。我仍是躲在迴屏后面，靠了屏孔觑看。少佐知道我在那儿，因为爸爸告诉他的，我恨
不得把我的弓鞋给他看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男客人。我敢发誓，我的伢伢，我的三魂真的飞去了。他真好看；他是全省最漂亮的人！因为他又矮又胖，又穿的时髦。他头上剃的光光的，只顶上有一束长发，结成个怪好看的大辫，拖至脚跟，稍上盘着一束黄玫瑰。他一进屋，我就知道他满身薰了花香。他的眼睛，——啊，他的眼睛真是无可抵抗。他老是瞪着墙面发呆，我相信任何意外事不能扰乱他的尊严，或转移他的目光。静默了两个小时，他唤来几个歌女，给我开怀。一个歌女唱了一会，同他走进别室，留了几分钟。我以为他去了。他真是个讨人喜欢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去；他一回来，歌唱又作，他又瞪着墙壁发呆，不到半点钟，他又带个歌女下去。他真是个讨人欢喜的东西。
辞别时，礼貌又作。爸爸要送他出门；但是官官发誓，宁愿天翻地覆，不愿劳爸爸一步，所以爸爸也就随和了。他出门，爸爸走去看他上马。在那儿他们又打躬作揖了半天，谁都不愿先走，后来还是少佐占了胜。他走不上百步，爸爸又冲出去喊道，“马上大吉”；少佐见了，要爸爸进了门才去。他一到家，就差小厮送来许多彩蛋，有二十来钟颜色。我敢说，他的阔绰使我心动。我家现正和配八字，大有希望。我最怕的是，他将来讨了我，成坐了密不通风的彩舆到他家去，他初次见到我面孔，也许把我推进原轿，送回给爸爸。但是，我要打扮得着实漂亮啦。妈妈和我正在忙着预备嫁衣。我新近买了一顶新凤冠，冠缨齐鼻，那个卖凤冠飘带的竟是个没良心的骗子，所以我也欺瞒了她。你知道，这次是公平交易。媱伢白。
高尔斯密对于中国到底有些隔膜，这封信上有许多话好像有意打趣中国人，其实因为他自己对于中国的习惯没有真确的了解。但是这个我们不能怪他，因为当时人对于中国人的观念非常薄弱，就是高尔斯密自己听了也觉得好笑。《世界公民》上说，那位河南人李奇到了伦敦引起非常的注意；人家见了他，好比见了海牛海马。有一次，某太太请他去。他一进门，看见他的屋子园林，全是仿照中国式样布置的。那位太太见了他，就从沙发上站起来道：
啊！难道这位先生不是生在英国的？怪不得他的模像上充满着妙不可言的气味。我的天老爷，这外国人的面貌迷住我们了！看他的额角多么阔！我要他穿了中装给大家看看（那时李奇穿着西装）。先生，请你转过身来给我看。啊，那里有游浪的气味。当差的，拿一盘碎牛肉来，我一定要看他怎样喫。嘿，先生，你带筷子来没有？看你夹了牛肉，颤颤的送进嘴去，多么有趣。……（第十四函）
又有一次，人家请他吃饭，他要了一盘牛肉，引起了满座惊讶。一位太太问，中国人也会吃牛肉？中国人吃的是燕窝，熊掌，鱼翅，从来不吃牛肉的。于是大家窃窃私语，以为他不是中国人！（第三十三函）
这些是打趣英国人的。《世界公民》里有不少打趣英国人的文章，可以说是全部书里最有趣的东西。有一次，黑衣人带了李奇到圣保罗大寺去看做礼拜。一进门，只见黑压压的挤满一堂，那教士正在抽着梦也似的调儿循例朗诵。李奇向四面一张，觉得没有一个诚心做礼拜的。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嗅着鼻烟，有的同女朋友丢眼色，有的竟倒在垫上，昏昏睡去，也许因为夜里打牌没有合过眼。只有一位老女人在长旗杆子后面不住呻吟，似乎听了牧师布道，非常感动。后来，黑衣人告诉他，她是住在院内的聋子。
李奇也到过当时的“笔会”，认识一位子虚博士，一位施先生，和会长斜眼先生。他进门时，之间会员齐集，正在高声辩论。一位穷诗人要读他的新诗，可是大家不赞成，会长说，这个须得照章办理，就叫书记先生把会章读出。会章上说，“凡诗人，演说家，批评家，或历史家，愿读他的著作，须得纳费六便士，方准开卷，每小时加纳一先令，该款由会员评分，以为报酬。”诗人听了，不觉吃惊。但是往外一望，看见两个外客（李奇与黑衣人）在座，不便显出穷酸的样子来，于是迟疑了一会，就照章纳费了。他先说明诗的结构，然后拉了调儿朗诵。
他读诗上了劲，没有注意了听众。听的人点头，揪眼，缩肩，窃笑，表示万分鄙夷。读后，诗人向大家征求意见。但是大家同声道好。一位指天发誓，说这首诗不可及，又一位说这诗太好，又一位鼓着劲，用拉丁语叹道，“可爱极了。”末了，诗人对主席斜眼先生说，“让我们听听你的意见。”斜眼先生叹道，“我的意见！”说时，从诗人手中取了诗稿，继续道，“不瞒你，这首诗同我所见过的杰作一样好，我想（这时把他诗稿折好，塞进诗人的口袋），这首诗发表，你可得名。从这一节可以知道大作一定非凡。请你收好，我们不用麻烦你了，我们全部满意了，十二分满意了。”诗人一再要拿出诗稿，主席一再阻止他。诗人只得勉强坐下，他花了钱，买到了这许多好话。（第三十函）
《世界公民》里这一类的文章还多着呢。最有趣的是关于铁白斯及当铺太太的几篇，与狄更斯的《滑稽外史》同样有名。只是那些东西与中国无涉，不用详细讨论，有兴趣的人不妨自己去看。高尔斯密，我在上文说过，是个滑稽家，不是学者。他自称博士；其实他的博士学位同许多人的博士学位一样可疑。当时人有意惹他，说约翰生是大博士，他是小博士，他听了当然不甚痛快。约翰生也常常说他的坏话。他说，高先生记性太坏，脑袋里留不住多少东西。十八世纪的文人最重视口才，约翰生自己就以谈锋出名。高氏什么东西都会，只不会谈话，貌又不扬；老是给大家开玩笑，闹得他一肚子气。但是他会做文章；他的散文，在十八世纪，别创一格。人家写的有许多太支蔓，太尖利，太少个性。他写的是阿狄生一派的小东西。约翰生说过，学做文章的应日夜读阿狄生。其实约翰生自己何尝学到？他的长处在谈话，不在文章。他的文章装满了智慧，反觉笨重，坚涩，累赘，平凡，沈闷，没有阿狄生的清圆流利。但是“大博士”学不到的，都给“小博士”学到。高尔斯密的文章有阿狄生的清新，却比阿狄生自然。他又是爱尔兰人，有天赋的机警与幽默；什么东西，经他点染，都有特殊风趣。就是约翰生自己，处处吹毛求疵，也还佩服他有点铁成金的本领。Nullum quod tetigit non ornavít．
高尔斯密穷苦时（其实他一身穷苦），曾经说过一段有趣的话。他说，现在什么人都不认得我，连织毛巾的与做鼻烟匣子的也不来奉承。但是，总有一天——他对他的朋友说，我希望你活上一二百年，看见那一天——总有一天，他说，那些大学学问家要替我出气，把我的著作校订，疏证，批评。他又说，要是我的著作传到鞑靼或支那，也会有相当的影响。他们也许会说（许我打着文言的调儿）：
奥利佛，高尔斯密，生于十八世纪，享年百有三岁。尔时，万流景仰，如日方中，盖欧洲之孔仲尼也。早年著作，都不署名，久经散佚，学者惜之。所著欧洲近代文艺，幸能流传，贵重可拟钻石。是书论学问之道，以为蠢者非儒，而儒者多蠢。其持论渊深，大率类此。 [22]
高尔斯密预料的大体上真是不错。近代人研究他的生活和著作的，一天多如一天。在欧美——尤其在法国和美国——有不少专家，把他的著作考订，疏证，批评。就是在我们中国，也还有人知道他的《威克裴牧师》与《诡姻缘》。我们从未说他“生于十八世纪，享年百有三岁”一类的模糊影响之谈。我们知道他的脾气好，又会做文章，虽则我们不承认他是欧洲的孔夫子。
二十一年二月。
原文载于《金陵学报》1931年第1卷第2期
[1] J．B．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Paris，1735），4 vols，English versions：Richard Brooke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London，1736，1741），4 vols，Green and Wm．Guthree， Description of China （London，1738—41），2 vols．
[2] Gentleman's Magazine ，V，563．
[3] Ibid． ，V，668．
[4] Ibid ．，VI，353，470．Cf．John Nichols，Literary Anecdot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V，44-45．
[5] James Boswell， Life of Johnson （Ed．G．B．Hill，New York，1891），I，103．
[6] Ibid ．，I，158．
[7] Gentleman's Magazine ，VI，470-71，758；VIII，149-50，304，563；VIII，179-82．
[8] Ibid ．，VIII，365．
[9] Ibid ．，XII，354-55．
[10] Boswell， op．cit． ，II，122-23．
[11] Jonas Hanway， An Essay on Tea （London，1757），246．
[12] Oliver Goldsmith， Works ，（ed．J．W．M．Gibbs），IV，273．
[13] Samuel Johnson， Works （Oxford，1825），VI，21．
[14] Ibid ．，III 386．
[15] Boswell， op．cit ．IV，216-17．
[16] M．P．Conant， The Oriental Tale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1908），155-225．
[17] Horace Walpole， Works （ed．Mary Bury，London，1798），I，202-3．
[18] James Prior， Life of Goldsmith （London，1837），I，384．
[19] Boswell， op．cit ．，III，305-6．
[20] A．L．Sells， Les Sources francaises de Goldsmith （Paris，1924）；H．J．Smith， Oliver Goldsmith's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New．Haven，1926）．
[21] Henri 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Je de la Chine ，I，Ch．1．Cf．Chevalier de Ramsay， The philosophica1 Principles of the Natural and Revealed Religion （London，1748）．
[22] Goldsmith， Letters （ed．K．C．Balderston），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