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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浅析
1983

毛敏诸

《荒原》( The Waste Land )自1922年问世以来,评论家褒贬不一。有的认为《荒原》的出版,实为文学界“一大祸害” [1] 。在文学史中所占篇幅也长短各异。有关作者艾略特(T.S.Eliot)的诗作有的仅占两页 ;而有的则把1918—1965年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四十多年历史称之为“艾略特时代”,篇幅长达九十四页 [2] 。其在英国文学论坛地位之显著,自屈莱登和约翰逊等以来似属鲜见,故庞德誉之为“英国语言的大师”

对作家的评论不一本来是一件寻常的事。华兹华斯,约翰·邓,甚至小说家高尔斯华绥,奥斯汀等作家的声誉随着时代的变迁,均有起伏。对《荒原》一诗就其属于现代派作品范畴来说,似乎最好暂不理它。但是事与人违。举凡英美文学教师、攻读这门学科的青年学生、以及对英美文学颇感点兴趣的读者,都不能回避艾略特,更不可能将其代表作《荒原》束诸高阁,不加理采。诚然,对该诗的褒贬不一,决非凭一字半纸就可以取得定论的。但就其对英美诗坛的影响而言,它应该被纳入必读作品之列,而对它应有的了解也是出于深入理解英美文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本文正是想在这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荒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学产物,反映了战后西方的病态文明、西方世界中人们的反常的内心世界,以及畸形社会的面面观。全诗给蒙上了一层层“死亡”的可怕阴影,以及“死后复生”所有的神秘色彩的宗教信仰,加之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就更增加了深入理解该诗的难度。全篇不乏反语、暗示、比喻、典故、引证、以及加以改字换句的摘录,以适应作者在该诗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其广征博引前人的著作达十余部之多,所用语言共计六种。正如有的作家指出:“艾略特的作品所遭受的抨击,其中之一是,文中‘满是引语’。” [3] 因此全诗晦涩难懂,也就在所难免,何况又加上许多神话传说,借古喻今,实在不易读通。好在艾略特本人有十分详尽的注释,可以减去不少疑难。然而,尽管如此,初读者往往感到摸不着头脑,再读之余仍然受到各个章节之间缺乏联系,行与行之间不连贯,难以把握全篇的结构和它的要旨。这种想法亦见之于玛格丽特·西·惠列克的行文中。她说“《荒原》首先引起读者注目的是前一行与后一行之间相互脱节” [4] 这一现象。

其实《荒原》一诗由于中心思想比较突出,还是可以循其线索步步深入的。如果可以用“枯萎”这两个字眼来概括的话,则抓住这两个字也不失为抓住了全篇思想的一半有余。

(一)“枯萎”——“枯萎”虽已寓意于题目《荒原》之中,但全诗五章中无不贯穿这一思想,尤以前三章为甚。从自然景色的描写中,第一章《死者葬仪》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枯竭”、“萎靡”的印象。四月照例是诗人以最美丽的词藻赞赏风和日丽的早春季节,然而在《荒原》一诗中,“四月却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大地”是“棕黄色的”;“土地”是“裂开的”。荒原上只有被“太阳鞭打”的“焦石”;“死了的山”却“吐不出一滴水,”干涸的荒原只有“枯死的树没有遮荫”;“空的水池”、“干的井,”一切都那么荒凉、干涸、枯竭、萎靡。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萎靡”、“枯竭”不但更为明显,而且还加添了“空虚孤独”之感。荒原的人们异乎寻常地独居一方,不相往来,互不交谈。即使有,亦不过是个人的内心道白而已。听得有人独白说:“跟我说话。为什么总不说话。说啊。”对方没有回话。泰晤士河畔的姑娘互诉哀衷,可谁也不理采谁。感情已经麻木了。荒原男女之间只有欲,没有爱,更谈不上情。一个女打字员被一家小公司的男职员侮辱后反应漠然。“她回头在镜子里照了一下,没大意识到她那已经走了的情人;她的头脑容许一个半成形的思想过程:‘总算完了事:完了就好’。”是的,感情已经麻木了。一个退伍军人回到家里,成为不受妻子欢迎的人。“是我吃的那些药片,为打胎。”是的,不但感情早已麻木了,而且人们不要孩子,不盼后代。荒原枯竭、萎靡了,女人“不孕”了。“上等人”和“下等人”各个之间的关系都一样,都是不圣洁的,被玷辱了的。

荒原人们的生存只不过是回忆和欲望的总和。混杂一团,既没有过去,也缺乏未来,虽然艾略特本人认为既要“感觉到远古,也要感觉到现在,而且要感觉到远古与现在是同时存在的。” 著名女相士苏瑟居丽丝夫人玩着纸牌,卜测吉凶,却未曾在卜算过程中预测未来。她那张未来的纸牌却是白纸一张,一无所有。

诗人笔下的荒原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战争蹂躏糟踏的西方城市——耶路撒冷、雅典、维也纳,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大都市伦敦。荒原人们象征西方城市居民以及他们在大战后所流露的反常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荒原》一诗的结构出于适应这个内容的需要,似乎也失之零乱,互不连贯。实则从深入理解其内容出发,是不难理解其结构是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的。

由于诗的背景是大战后作者眼中残喘着的、半死半活、不死不活的荒原,人们的内心是反常的、矛盾的,痛苦的,精神是萎靡不振的,整个西方文明是病态的,诗的结构因而也是出人意外地奇突、反常。例如在描绘残忍的四月,温暖的冬天的同时,忽然出现两个滑着雪的人,一男一女,回忆着过去。这结构似乎太突然。其实是作者从春到冬,从冬到夏的几个季节中联想到一位伯爵夫人的回忆录中的几句话,藉以反映这一对属于上层社会的男女生活的空虚与无聊。同时也与第二章“对奕”中所刻画的贵妇人的奢侈生活形成对照,更衬托出在同一章中那个普通的退伍士兵与他妻子丽儿无情趣的生活片断。两相对照,集中说明了: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都是冷漠、无情,虽生犹死,陷入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之中。所以结构的所谓互不连贯、相互脱节,仅是表面现象而已。实质上,它和思想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上面讲过,抓住“枯萎”两字即可抓住全篇中心思想的一半有余,那么剩下的又是什么呢?它反映了“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心理,此其一;以及从死亡中求重生的希望,此其二。

(二)“死亡”——诗人用了拉丁引文 以引证“死亡”的主题是极其明显的。“是的,我自己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儿(一个女先知名)吊在一个笼子里。孩子们在问她,‘西比儿,你要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我要死’。”这寥寥数行不正是道出了“死亡”的主题?而这仅仅是诗的引文。正文中第一章“死者葬仪”,其基调是悲戚、恐惧。大地象死一般的沉寂,教堂响起了阴沉的钟声,“在冬日破晓时的黄雾下,一群人鱼贯地流过伦敦桥,人数是那么多,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这些人,给人以模糊、朦胧的印象。好象是活着的人,在桥上走动着,但他们却是一堆无声无息地走动着的行尸走肉。十分明显,诗人的笔锋尖锐地指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辜死亡者的幽灵,即使没有哀鸣,也有无尽的冤屈。

“死亡”是全诗中一再重复的主题之一。苏瑟居丽丝夫人的纸牌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淹死了的腓尼基水手”在第二章中苏瑟居丽丝夫人的纸牌上出现,不也是为第四章“水里的死亡”写下的伏笔吗?继而诗人引用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的一行“这些珍珠就是他的眼睛,看!”作为死亡的象征;诗人还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疯了的奥菲莉娅投河前的道别语,“明天见,太太们,明天见,可爱的太太们”,这也是死亡的象征。奥菲莉娅是水里死的,所以她的话也同样为第四章“水里的死亡”起了前呼后应的纽带作用。固然对这一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其一是有关弗莱巴斯形象的理解。这一章一开始就点出了弗莱巴斯死了两周啦!当然他再也记不得海面上“水鸥的叫声”和“深海的浪涛”等等了。弗莱巴斯是个腓尼基人,而腓尼基人是善于做海上生意的民族。他如今已死了,当然顾不上什么“利润”与“亏损”那一套生意经了。但是他和别人一样,经历过青年和老年,更不能忘掉的是他曾经是个又高、又漂亮的汉子。显而易见,弗莱巴斯是一个对死亡哀叹、极度伤感的形象,可能还带点儿犬儒哲学的味道。其二是有关西方宗教习俗的理解。按照西方宗教习俗,水里的死亡象征重生。水洗净了人的罪恶,人因此获得了新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一章的中心思想可以说是从死亡中求重生的希望与曙光,那怕是那么一点点。

(三)“重生”——这个主题虽在全诗中所占比例不大,但亦是贯穿始终的,只是在前三章中显得比较隐约而已。以第一章“死者葬仪”中“回忆和希望参合在一起”一行为例。如果把“回忆”比做“过去”,则“希望”可以比做“未来。”似乎诗人早已在诗的开首,埋下了“求生”的种子。又如“又叫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这一行里“希望”和“求生”的概念似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里生命开始挣扎了。过路熟人在伦敦桥上相遇,不曾忘记问一句:“斯代真……去年你种在花园里的尸首,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还是忽来严霜捣坏了它的花床?”这里不正是流露了象征死亡中的重生欲望吗?但怕的是希望还未到来,却又给带来了最后的死亡。

重生的欲望写得比较显著的是第三章“火诫”和第五章“雷霆的话”两章中。“火”,按东、西方宗教传统观念均系净化、得救、重生的象征,而“雷霆”则是权威的象征。“雷霆的话”无疑是权威性的话了。虽然在这两章中,荒原仍处于极度干旱缺水的情况下,却有“一只公鸡站在屋脊上,咯咯喔喔,咯咯喔喔,咯咯喔喔刷来了一炷闪电。”公鸡啼、闪电和雷鸣都是带有“希望”的征兆。此外,还有“那些疲软的叶子在等着雨来。”这不是预兆着干涸、枯萎、开裂的土地升来一丝甦醒的曙光吗?荒原也随之而转了方向。原来它在人们的面前,现在它却在人们的背后。瞧!“背后是那片干旱的平原。”这是象征荒原即将过去。所以听到有人说:“我坐在岸上垂钓,……我应否至少把我的田地收拾好?”显然,荒原有人去理会了,至少有了理会它的动机。何况雷霆发布命令了。他说:“要舍己为人”、“要怜悯”、“要克制”,“于是那条船很快地作出反应,顺着那使帆用桨老练的手,海是平静的,你的心也会欢快地作出反应……”《荒原》至此亦告结束。

诚然,评论家对《荒原》作过各种不同的解释,也应该有各抒己见的自由。有人说,从目前的眼光来看,《荒原》已经不若早年对它的评价那么晦涩了,似乎也包含了一点积极的成分。此说有理也无理。有理者,全诗对“死亡”的看法是有所转变的,即从极度消极转向几分积极,也就是“死亡”中孕育着“再生”的希望。不过诗人终究摆脱不了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再生”缺乏根基。

从另一角度来看,艾略特在《荒原》中所流露的情绪可以说是他对劫后的欧洲各大城市的萧条、荒芜的一种看法。这表现了诗人对大战的厌恶,对西方社会前景的哀叹,对现实的种种不协调、颠倒、反常、畸形的怨恨。这点有其可取之处。这种态度虽称不上反抗,却也深含不满,对三十年代西欧现存秩序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诗人企图从这个几乎完全绝望的境地中寻找出路。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了——从宗教中得到了启示、拯救和希望。可是宗教这条出路毕竟是极为渺茫的,不可能达到改革社会的最终目的。怜悯、克制、舍己为人等在诗中被称颂的所谓美德,看来似乎是崇高的道德概念,实际上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历来东西方宗教教义中都有这些信条。几千年来这类信条的传播并没取得过什么根本性的、重整乾坤的成效。当然,诗人站在保守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立场,他的抽象的道德信仰在其作品中有所流露,也是很自然的。他在1927年加入了英国国教。《荒原》是他1922年的作品。说明信仰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的事。《荒原》的结局——诗人传播雷霆的话以告诫和劝勉世人——是与诗人的信仰一脉相承的。至于他描写的一幅大战后西方社会的肃杀景象,与其同时代的奥斯渥·司本格勒在《西方的衰落》 [5] 一书中所持悲观论调,不谋而合。正好说明这种见解是当时西方知识界比较普遍存在的。有的评论家认为艾略特在《荒原》一诗中“讲了一代人所要讲的话” [6] 所指的恐怕也就是这一点。

艾略特诗体的形式,尤其在其晦涩朦胧方面继承了十七世纪约翰·邓等玄学派诗人的衣钵,一反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传统。他采用的象征主义手法则颇受法国十九世纪象征主义作家的影响。其文虽不起八代之衰,却与当时一些传统诗人的风格迥然不同,开创了奥登 所说的“新学派诗作”的新局面,固然奥登本人在诗歌方面有他自己追求的方向,与艾略特自称他是“文学中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派教会信徒”有所不同。

原文载于《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

[1] 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评论。摘自George Sampson, The Concis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p.845.

[2] George Sampson, The Concis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pp.841-938.

[3] George Sampson, The Concis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p.852-53.

[4] Margaret C.Weirick,Monarch Nofes, T S E l i o t' s The W a ste Land ,p.1.

[5] Oswald Spea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6] John Mulgan and D.M.Dauin,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p.144. I+slNmOPDTo1nizaaHYMLDpH/USI4rR/UPNVDrMgfdrX3AeCtPJw5OmK8wleeQ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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