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先决条件是对于所译的和译出的语言都要有一定的掌握。若能两种都精通是最理想的;一般是偏重此种或彼种。着手翻译之前,要熟读原作,了解其事实、情节、思想、情感等,进一步审度文章的背景,如历史、地理、宗教、哲学,以及风俗人情等,然后以通顺的语言和适当的形式把上述有关的条件尽可能地包括在可读的译出的语言中,因此,翻译的工作是要经历一些艰难辛苦才能得出多少不同程度的成果的。
多年来,我断断续续地翻译了一些东西(主要是汉英互译),虽说不上有什么成就,但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现在重点地举出几条来谈论一下。
首先是所译作品的类别,散文还是诗歌。一般地说,散文除了透彻了解内容意义之外,译者有相当的“自由”。诗歌除词句之外附带的条件比较多些,如情感、典故、韵律、行列等限制,译起来就要多方考虑,不然,结果难免出墨漏。若按本族语言的构思,用笔直译,往往弄出来不对口径。直译的毛病是常常迁就原文字句,而弄成死译或错译,如有人把Milky Way(正译为“银河”)译作“牛奶路”,把man about town(正译为“游手好闲者”)译作“人在城里跑”,把Did you win at bridge(应译为“你打桥牌赢了吗?”)译作“你在桥上赢了吗?”译lies on his back(仰卧)为“躺在他的脊背上”,直译Notre Dame de Paris(巴黎圣母院)为“巴黎我的妻”,对于外语之朦昧,遂生译文荒唐。
汉译英里这类笑柄也不少,例如,把“黄粱梦”(可译作fond dream)译为golden willet dream,这里非加注释是不易理解的,释文少于百儿八十的字是说不清的,叫人读译文呢还是释文呢?又把“卷土重来”(可译为come back with all his might或用拳术家成语stage a come back)译作roll up the earth and come back,有人把“刘阮到天台”译为Mr.Liu Ruan came to Tiantai。这句汉语包含着一个传说故事,即刘晨和阮肇二人到天台山采药,进入一个仙山。而这里译者把两个人捆在一起,作为一个人,又把天台用拼音文字写出来,结果使人读此莫名其妙,因而这句带诗意的成语译出来面目全非。若译此句为to two travelers Liu and Ruan entered the Fairyland似乎还易懂些。这里引起了一个问题:人名、地名怎么办?一般说来,人名和地名都应该按音直译,就是说用无意义的字或字母拼出来。但,拼音多了,一篇译文似乎成了一种外语发音练习表,给读者许多障碍,使之“不忍卒读”,译者费力不讨好。从上面“刘阮到天台”这句的翻译,我们得到一种启示,就是把人名、地名缩减一下或改为意译而避免许多生硬的拼音。我译苏轼的《念奴娇·赤壁》这首词就遇到了这样一大堆问题:“三国周郎赤壁”这句中含有历史、人名、地名,我就把“三国”意译为The Three Kingdoms;“周郎”则半直译半意译为Lord Zhou,因为他是当时中国的大将和贵族;那么把lord改译为general可不可呢?当然可以;但是,英国是个君主国,以前只有lord而不用general这词(近代才有),译作lord不失汉语原音,而比较适合他们的口味。“赤壁”不用音译而用意译为Red cliff,让稍微有点中国历史、地理知识的读者不感觉到很大困难。这首词下节中有“遥想公瑾当年”一句,“公瑾”是否要拼音呢?我考虑到不多用拼音,而联系到上文全用意译作young lord,既能通达于译文而又无碍于原义。
在英译汉诗词过程中,当遇到“江南”这个名词时,译者煞费苦心。“江南”这个词象个专门名词,又不是,因为长江以南从江苏直到四川这一带地域都可以叫江南,这一带山明水秀,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风景宜人。若用拼音译这个词,很少人能懂,更不能表达出这个词所包含的那些优美特点;若加以注释,则有伤诗意,经过深思熟虑,从英语里找到south country这个词,英国南部气候温暖,地势平坦,河流纵横,物产丰盛,与中国江南的条件不相上下,这样沟通中国的江南和英格兰的“南国”使读者引起同情而对于中国诗词虽通过翻译也能得到相当的欣赏,因而符合译者的心愿了。上面提到的半成语虽说是巧合,也是得来不易的。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全用白文素描,译起来似乎比较那些华丽辞藻的作品要容易些,实际上也有其难处,和上面相同类型的词“东风”似乎可以直译作east wind没有问题了,且慢!中国的东风是春天刮来太平洋的风,温暖而略带温气,刺激着草木生长;李煌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意思是冬去春来又一年了,东风就是春风,所以我把它译为vernal wind,不失汉语原意,同时vernal是从拉丁文来的,增加一点古味。英国的东风是从北冰洋来的,和中国冬天的北风一样,势强寒峻,所以英国诗人雪莱(P.B.Shelley)想写一首咏春风的诗,最初顺手写下一个题目“Ode to the East Wind”(原手稿保存在牛津大学博得琳图书馆),转念一想不对,east wind不值得歌咏,遂把east改为west。若将李煜词里的“东风”译作east wind,肯定英语读者会引起错觉——李后主昨天夜里冻坏了。关于气候的“东”不能直译,关于地势方位的“东”也要斟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东”不能率直用east来译,因为英国的河流不拘东西南北都可流,若硬作east,读者会发生疑问:为什么?不如避开这一点而译作‘to the sea’,因为李煜的意思是愁恨之多好似江水长流,到海向东作为补足语句,不是重要成分。
汉英语词的概念有相似而不相等同,如李煜词里“车如流水马如龙”若把这儿的“车”译成了car,使人联想到低扁流线形小卧车,不但中国南唐时未有,即便英国那时也未有;译作carriage,似乎时代差不多,不若chariet带点古意,适合于江南小朝廷那种气势。“龙”这个词在汉语里是一种善良而威武的神话动物。而dragon在英国神话里是一种大怪物;但,除此之外,别无它物,可以死译?于是想到“马如龙”词组中,马是主体,龙是比喻,何妨把表现马腾跃的一个词‘prancing’借用来形容dragon而将龙和马密切结合起来,这样既符合中国成语“龙马精神”,也可以比较地体现出原文的意思。原文里有时带有不常用的辞,如“花沦渚,酒满瓯”,译时斟酌找几个近似一点的辞,以egot译渚,以goblet译瓯,以便照顾到当时的风景事物。此处使我回忆起当年我在英国留学时,见到几种英译的《老子道德经》,很不满意,我想另译一本。比如有人译“道可道非常道”为The tao that can be taoed,第一个“道”字含意复杂,好多人译为Tao,第二个“道”字明明是个动词,不能音译;又有人把“百姓”译为the hundred names,“万众”译为the ten thousand person。译古书本来是为今人读的,用现在通用的语文译出来要比原文好懂些,如结果译文比原文更难懂,那还译它干什么?我译上面所提到的“道可道”作the tao that can be talked about;译“百姓”为the nation;译“万众”为all the people。又如我国古今常有的事物,象芭蕉、梧桐之类,尤其在诗词里常见;英国没有。有人把“枇杷”用拼音译作loquat(栌桔),把“荔枝”译作lichee,有人把芭蕉译作bananatree,译梧桐为oiltree,我不敢同意,象这样把联系情感的花草用机械的拼音写出,读起来就索然无味了。所以我译芭蕉作plantain-tree,译梧桐作polowia-tree,取大体相类似的植物,人们读着“雨打芭蕉”、“梧桐叶落”能引起一定的感触,译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好在这不是编《植物志》,不必分门别类地那么解释了。
汉语文言体制有一特点,就是少用人称代词,第一、第三人称常常省去,第二人称倒不省去(有君、若、而等等)。这和英语习惯恰恰相反,英语里第一、第三人称代词总要提出,第二人称代词倒常常省去,译汉语诗词时必须找出代词补充进去,常是令人头痛的难题。诗词中第一人称不用“我、吾”等字而以它字代替,如朱敦儒词里有“人已老”,这“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所以应译作I am old;陈陶诗“誓扫匈奴不顾身”这句应译为:I swear to sweep away the stuns regardless of myself:“身”就是“我自己”,“誓扫”词组里包含着主语“我”在内。又如张继的诗句“夜半钟声到客船”,“客”即是“我”。常有用“独”字表示“我自己”的,如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可这么译:I am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whenever a festival happens I would yearn for my folks at home;诗人往往把“我”隐藏在诗句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结果有人猜错了主语,把“每逢佳节”译作everybody at a festival long for his beloved,实际上王维是写自己在重阳节怀念他的弟兄,无意为别人的想法而分心。不深刻理解中国诗词的人,以为中国诗人不用人称代词是要使人感觉到自己也被代表在内,与诗人发生同感,因而能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欣赏。这是一个绝大的误会,汉语诗中的“我”常用隐蔽的形式表达,译时不可忽略。除了代词,其他语词在两国语言中含义也不尽相同,为了通达两种语言,在不歪曲原义的条件下,可否增加点什么,或者减去点什么?韦庄《菩萨蛮》词中“醉入花丛宿”的“花”不是植物的花,而是如花的人,若只译为flowers,很可能使人想到作者醉后睡到花草堆里面去,这和原意不合;若译为flowers of love则把花变作了适合“满楼红袖”人的身份。下面“此度见花枝”的花可不用加字就明白了。当读到李清照的“闻说双溪春尚好”的“尚”字,可能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双溪的春天与往年差不多,还可以游览;一种是虽然春天快过去了,但双溪风景仍然可观,意思捉摸不定,就把“尚”字去掉而译作at the Double Stream the face of spring is fair,这样对于原意显不出什么差错。但是加减的办法究竟有点危险,万不得已不可轻易用之。
中国诗词里还有一个特点而外国语文找不到的,就是辞和句并列起来彼此相对,术语叫做“对仗”或“对偶”。我在翻译时试过一次,朱敦儒的词里有这么一联:“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藉翠卮”,我译作In light red ink I wrote on their embroidered girdles,with thick green wine they filled up my emerald goblet.这两句里语辞的虚实、意义的反正都和中文诗词里的对仗相同,两种语言也彼此通达,中国人读起来可能感到对仗的效用,而英国人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这是他不习惯的缘故。在翻译中这种作法似乎近于文字游戏,费力不讨好,只可看作翻译的一种技巧而不可作为法则。
在诗法(versification)的格式上,因语言的构造不同,也不相同。中国古诗的体裁一般是句法整齐,需要押韵,近体诗以及词除押韵外,还讲究字的平仄。英文诗除押韵(rhyme)外,要有音步(foot),而音步比韵更重要。英国著名诗人莎士比亚和密尔顿的作品许多是用无韵诗(blank verse)写的,就是每行都有音步而行尾不押韵(莎氏的有部分押韵)。二十世纪以来,英国诗人从法国引进一种诗体叫做“自由诗休”(free verse;法文vers libre),行的长短、音步的排列,韵的有无(多半无韵),诗人都可自由处理。写诗如此,翻译也是如此。近代大翻译家魏力(Arther Waley)所译中国汉唐诗以至《诗经》,都用自由体诗。我所选译的《中华雋词》,也采用此体。当然,得注意重要的成分:音步。如上所述,半路出来几个长句,为的是不受那些清规戒律的束缚而可以更忠实、更舒畅地表达出原作的思想感情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体会,我认为翻译和写作大同小异,不但要注意一字一句,而且要顾及整篇,就是说,要把全篇的情调气氛表现出来,即便不能作到四平八稳,也应着眼其中精练的语句或关键的段落,使之能提起精神而把整体带动起来。三十年代有位中国戏剧作家把《西厢记》译成英文,中国有中英并通的文人说:“我取英译《西厢记》读了半天之后,觉得译文缺少点什么,哦,原来是缺少诗意。”这说明《西厢记》主要是部诗剧,只译剧而遗去诗,这个损失很大。译此不可不慎。
我下面把气氛举例说明一下,辛弃疾在《独游雨岩》里这样说: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
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
我这样译的:
Walking by the stream fair images I see;
At the bottom of the stream low lies the sky;
Across the sky are sailing clouds,
And within the clouds I find myself.
全用倒装句法表示出人天风景溶合在水底,同时也写出诗人自然的又是不平常的赏心乐事。宋祁的《别刘原文》用重叠手法:月满、花满、酒满:the moon at the full;flowers at the full,cups at the full;水远、天远、人远the water far away,the sky far away,the loved one far away;表示连绵起伏的送别的情感。李后主的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车如流水马如龙,豪华意气对比其作亡国之囚,倍觉惨痛。苏轼赞赏赤壁的风景说:巨石穿空,惊涛掠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The tumbling rocks thrust into the air;
The roaring surges dash upon the strove,
Rolling into a thousand drifts of snow,
The river and mountains make a vivid picture—
What a host of heroes once were!
这一段文字写出当时作者看到那插天峭壁,澎湃浪涛构成一幅壮丽的画图,便联想起三国英雄在此地刀剑摩战,烟火横飞,把眼前的风景和历史的人物融合在一起,给读者以无限想象和启发。这样不多见的写作不但带动全篇文章,也可以说,它能代表这部译作(全书)的精神气魄,令英语读者可以见到中国的高山大河,英雄儿女的宏伟气魄。汉译英如此,英译汉也当如此。
上面所述是我在翻译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与困难,粗略地列举出来:文章的背景;散文与诗词;直译与喻译;人名与地名;成语与词藻;古文与今文;人称代词与名词;原文的增字与减字;诗词中的对仗;不同的诗体;情调与气氛等。这几项并不能包括翻译工作中的一切问题,也不是所译的每篇诗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清末有个翻译家严复,在译过几部西方名著之后归纳成一句话说,译事三难:信、达、雅(《天演论》例言)。“信”是忠实于原文;“达”是表达原意,译文通顺;“雅”是行文优美。他这三个字是从他多年翻译工作经验中得出来的。他的主要经验是翻译散文,他没有举例说明这些体例,也不表明适用于各种文体,更不意味着这三个字作为翻译的金科玉律,所以他只是说“翻译三难”。
翻译工作是与不同语文打交道的,由于语文、地区、时代、译者的不同,同一篇文章有种种不同的译法,不可能也不必用种种条条框框拘束起来。相反,翻译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了开阔的境地,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优秀翻译作品。我的译作(尤指译词)仅仅是披荆斩棘的初步实验,谈一点个人的体会,为的是一方面就教于经验丰富的翻译工作者,另一方面给未来的翻译工作提供一点不成熟的参考。
原文载于《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