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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文
加拿大当代著名作家莫利·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的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59年，它含有浓郁的家乡风情，被誉为当代加拿大文坛上的一束鲜花。
莫利·卡拉汉1903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并长年居住于这个城市。卡拉汉的父母是英国移民，信奉天主教。卡拉汉中学毕业后，进入著名的天主教学院多伦多大学的圣·迈克尔学院。家庭和学院的影响，成为他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因素。
1921年八月他的第一篇短文刊登在多伦多的《明星周刊》上，那时他十八岁。
在圣·迈克尔学院读书期间，卡拉汉曾到《多伦多明星》报社任记者。这使他有机会与欧内斯特·海明威结识，并结为挚友，这是卡拉汉生平的一件大事。当时，海明威正在该报任记者。这两名以前不曾相识的青年，一见如故。他们探讨人生，相互鼓励，交流文稿。这时卡拉汉写出了几篇可以称为处女作的短篇小说：《姑娘的奢望》，《他们去年春天来到这里》和《结婚礼服》。
卡拉汉1925年进入奥斯吉德学院专攻法律。但他一辈子没有当过律师。
1925年起，他陆续发表短篇小说。起初刊登在不大知名的文艺刊物上，如《这一季》、《变迁》。后来就刊登在美国的几个主要的文学杂志上，如《斯克里勃纳》，《纽约人》，《老爷》，《哈泼斯》和《大西洋月刊》。1928年，卡拉汉完成小说《奇怪的逃亡者》。这本小说，经海明威的好友司各脱·菲茨杰拉尔德推荐在美国纽约出版。
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各种社会问题纠结，阶级矛盾激化，人民遭受物质上、精神上的痛苦。作为社会生活的观察者，社会问题的揭露者，道德和教义的宣讲者，人道精神的追求者，卡拉汉写了四、五十篇短篇小说，以及近十部中篇或长篇小说。长篇小说之中以《我所爱的人是如此的》最为著名。短篇小说以《四月来到了及其他故事》于1936年出版。这本小说集的三十九篇作品，后来收在《莫利·卡拉汉短篇小说集》里。此后，卡拉汉除了写小说之外，还写剧本，专栏文章等。
在加拿大文坛上，卡拉汉是一位杰出人物。他的一些作品，陆续地被译为外国语文。其中有：《在巴黎的那个夏天》（1964年意文，1976年法文），短篇小说十三篇（1966年俄文），《珍爱的与失去的》（1972年俄文），《罗马激情》（1963年瑞典文，1976年法文）。
卡拉汉是一位严肃作家，文学生涯长达六十年之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是加拿大文坛上罕见的辛勤的园丁。发表短篇小说二百多篇，中、长篇小说十多部。
《莫利·卡拉汉短篇小说集》收入从1924年到1952年的短篇小说共五十七篇。按写作年代，可分为三组：第一组是1924—1929年发表的十一篇；第二组是1929—1936年的三十二篇；第三组是1936—1952年间的十四篇。
第一组十一篇，是卡拉汉初期习作。
《姑娘的奢望》讲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她出身微贱，又受继母虐待。她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希望成为一个著名的演员，却为人们所嘲笑。她初恋的男友意欲成为一名律师。对这位姑娘说来，一切都不能如愿。她终于与一个在狱中呆过两个月的小偷（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儿子）结婚。婚后，她仍不死心，为一些小戏班做事，直至怀孕使她不能出场为止。故事的结尾是，大着肚子的姑娘，坐在送货车上，与丈夫沿街推销什货。姑娘的奢望不能实现；她在这个社会里，处处碰壁。这篇故事，描写真实，文笔细腻。
《结婚礼服》的故事发生在多伦多市。故事讲一个三十二岁贫穷、憨厚的“老处女”。她总算盼到结婚了。她在一间大商场里选购结婚礼服，钱不够，又好虚荣，又陶醉于婚礼和礼服，所以没有付钱就偷偷地把礼服拿回家。随着是侦探的追查、拘留。第二天法庭开审，一位年轻的辩护律师说，那是因为暂时的偷窃癖发作所致。法庭判决：由她未婚夫付礼服的款，她一年内不得到百货商店，她必须离开本市，悄悄地结婚去。这是一个平凡而又令人深思的故事。
《乡间情话》也是描写小人物的遭遇的。小镇里一个四十五岁的工人，因偷鸡、打架等小事被视为惯犯。他对一个十六岁的精神痴呆的女孩怀有真挚的爱情。这却为镇上人们（尤其是牧师、警官）所不齿。故事的结局是，男的被莫须有罪名又一次被捕入狱，女的被送到外地精神病院。这是一个使人沉闷、抑郁的故事。
这一组小说是卡拉汉早期的作品。故事都发生在多伦多市或附近的安大略农村小镇。主人公大多数是社会底层的被压抑者。客观外界的力量（自然、社会结构、人的生理缺陷、心灵痼疾、习惯势力……等等）异常强大。人们饱受压抑，消极被动，无能为力。对这些不幸、彷徨的男女，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同情或怜悯。作品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难怪有人把卡拉汉称为“多伦多的左拉”。
第二组三十二篇写于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萧条时期。数量多，质量亦比前有所提高，风格比较独特。由于深入观察社会，重视写作技巧，卡拉汉进入了创作的成年期。其中描写夫妻关系的有五篇，两代人之间的五篇，男女爱情的五篇，基督教的三篇，人性的三篇。主题是人与人的关系。其中关于宗教与人性的短篇小说，较为独特。
《年轻的牧师》是卡拉汉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故事的主人公是个黑头发、红嘴唇、牙齿洁白的年轻的牧师。他对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与自慰。然而，通过一次家庭走访，他发现教区里那位尊贵、热心、慷慨的妇人却是个酗酒、放荡、可怕的女人。这是幻想与现实的冲突，教义与虚伪和丑恶的冲突。这位年轻牧师感到羞辱，他发觉自己在教区生活中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不少加拿大人对卡拉汉另一篇关于宗教道德的小说《出访病人》很为赞赏。它描写一位没有在教堂举行婚礼、不常到教堂做礼拜的中年妇女。在她垂危时，她不顾丈夫的反对，把牧师请到病榻前。她意欲忏悔，请求饶恕。饱经世故的老牧师巧妙地支开她丈夫，使妇人能在死前忏悔，从而得到赦罪与安息。作者描写宗教对人的影响。通过老牧师的观察所得，表现出这个混浊的尘世里的芸芸众生。
卡拉汉自认的最佳短篇小说之一是《两个钓鱼人》。故事描写镇上报馆一位年轻记者采访新闻，认识了刚到镇上来的一个执行绞刑的人。记者发现，这个执刑人看来并不是个青面獠牙的刽子手，而是个身材矮小、态度和蔼、热爱生活、关心家庭、喜欢垂钓的普通人。执刑人认为社会上总得有人干这种事，他并不以自己的职业为耻。当天傍晚，记者和执刑人两人同舟垂钓，非常快活。第二天，执刑者例行公事地绞死了一个被判死刑的犯人。镇上的人对此愤怒不已。他们用东西投掷这个执刑人。在场的年轻记者感到不知所措。卡拉汉提出了一个矛盾：人性与杀人。作为一个垂钓者，他是人，因此他是可亲的；作为一个执刑人，他是恶魔，是可鄙的，应受到人们的痛恨与谴责。故事中的那位记者，在这面前，感到迷惑。
卡拉汉在三十年代萧条时期写的这三十二篇小说，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充满基督教的精神和人性论的精神。
最后一组小说有十四篇，如《骗子的悔恨》、《小白马》、《特殊的鞋子》、《小小务实家》和《史蒂夫的帽子》。这几篇多以小孩为主人公。卡拉汉似为小孩而写，实质上是通过写小孩来写大人。故事平凡，纯朴，真切。
《骗子的悔恨》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餐馆里。一个曾在农村做零工的穷青年倒流回城。朋友要给他介绍一份职业。他唯一的一套可以见人的衣服还在洗衣店里。他没有钱去取。就在这馆子里，一个醉汉把一张一元钱的钞票丢在他的桌下。当他俯身去捡的时候，另一个贫穷的女人已经用脚把它踩住不放。青年提议掷钱币看正反来决定钞票归谁。结果青年赢了，妇女只好失望地离去。在这当儿，青年感到内疚，悔恨。因为他抛掷的是个伪币，他欺骗了一个也是急需这一元钱的女人。他赶上前去道歉，但妇女拒绝了这一元钱，然后孤独地走开。青年领悟到，取回衣服这件事是那么荒谬和渺小，他手上的一元钱是多么不干净。但是对那个女人说来，归根到底，一元钱是无关紧要的。“需要的是一个震撼大地的变动，足以真正改变她的生活结构”。
卡拉汉喜欢通过细小的物品（帽子，鞋子，钱包，袜子等）揭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现象以及社会问题。他还出色地通过作品中小孩的视野去观察大人的世界。《小白马》中的小孩受马戏团主人的利用，欺骗。《特殊的鞋子》表达母亲对女儿的关怀与疼爱。《史蒂夫的帽子》描写不同的人的不同价值观。而《小小务实家》是写一个小孩与一条老狗的故事。情节虽不复杂，但人物形象生动，有深刻的内涵。
加拿大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是大自然和神，生与死，爱与恨等等。客观外力超凡，宿命论和原教旨主义色彩浓厚。卡拉汉的世界观，也深受其影响。然而，他从描写大自然转移到描写社会（包括社会问题、不合理的制度，特别是这个社会的丑恶面）。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人是这个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流放者，牺牲者，逃亡者。在这方面，他对加拿大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
他描写的对象一般是平民百姓，中产阶级的下层或是社会的底层人物。卡拉汉是个孤独者，个人主义者。他并不是平民百姓的代言人，但一般与他们相呼应。这本短篇小说集扉页的一段话是有意义的：
“我写过的许多其他的故事，本来也可以收入到这本书里去的。但是选在这里的故事，富有时代色彩，引起人们的激情，涉及现在我喜欢回忆的人们。回顾一下这些故事，我可以看到，我一直关心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们的问题，而我却忽略那些很富有的人们的问题。”
卡拉汉所提倡和所追求的是：他希望用基督教和人道主义去医治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以取得和平，正义，友爱。
文学教授毕塞尔写道：“杰出的当代加拿大小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出现了。这可以在两个人的作品中看到。他们是费道里克·菲立普·格罗夫和莫利·卡拉汉。”“他们把小说看作是种严肃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务必努力表达人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的悲剧性的视野。” [1]
毕塞尔把这种流派称之为沉思的现实主义。他认为今天杰出的加拿大小说家正是坚持这种认真观察、沉思冥想的现实主义的传统，把具体的现实主义背景与对人的价值的关切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作家富兰克·W·华特教授认为：“卡拉汉是一位天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几本小说和三部短篇小说集，把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城市世界描写得栩栩如生，这是加拿大文学前所未见的。” [2]
原文载于《当代外国文学》1982年第1期
[1] C．T．Bissell，The Novel，in The Arts of Canada （1958）pp．92-94．
[2] F．W．Watt，The Literature of Canada，in The Commonwealth Pen （1961）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