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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纯
今年2月15日是埃德加·斯诺逝世七周年。在这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我不禁缅怀他为此所作出的许多贡献，抚今思昔，略记数事如下，以资纪念。
我首遇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是在1934年2月，那是在燕京大学校园里我们双方都熟悉的朋友吴文藻、谢冰心家中。那次相会，我们曾就美国的白银政策进行了友好的、却颇为激烈的辩论，结果我们互相增进了倾慕之情，而斯诺夫妇也邀请我和我妻子游赞真去看望他们在海淀新租赁的寓所。几天后我们前去拜访。热烈欢迎我们的不仅有斯诺夫妇，还有他们所养的两条狗，就是“戈壁”（Gobi）和“锦杰”（Ginger）。这是两条极好的狗，就是过分热情了一些。“戈壁”倒还斯文有礼，可是小狗“锦杰”却不然，竟在我们膝上跳上跳下。在他们搬到盔甲厂（当时地名）以后，我也经常去看望他们。我们的友情愈来愈热乎起来了。
1935年下半年我们邀请斯诺在新闻系开设“新闻特写”的课程。这使斯诺有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接触当时华北的一些思想敏锐的爱国进步青年。而这些青年也把斯诺看作是一位富于同情心而又很有见识的可以信赖的朋友。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发轫，斯诺夫妇是参予其事并提供意见的。这个运动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在思想上作了准备，而西安事变又促进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6月斯诺赴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我是事前知道他将进行这次访问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几个月之后，他回到北京（那时叫北平）不久的一个晚上，偕同海伦·福斯特来我家，和我们详谈他的令人十分振奋的经历，一直谈到拂晓。接着在燕大校园和城里举行了几次集会，斯诺报告了他的西北之行。他的第一手材料打开了听众的眼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来封锁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消息，人民蒙在鼓中，斯诺这样做就成功地打破了这种新闻封锁。他的真实的、第一手的材料不仅打开了中国人民的眼界，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增添了勇气来跟国内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一个强大、独立、民主、进步的中国，人民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为了使斯诺的这一令人振奋的报道和其他进步材料有地方发表，以便在国内国际传播，我们创办了一种英文杂志《民主》（ Democracy ），公开、明白地主张统一战线、抗日和民主。这个杂志总共只出版了六期就由于抗战爆发而停刊，但是它却给人们，特别是知识界一个很大的震动，在国外也颇得好评。《西行漫记》（ Red Star Over China ）首先就是在这个杂志上分期连载的。这个杂志虽然短暂，但却象黑夜的一道闪电一样给人以启示。在这个杂志的创办过程和编辑工作中，斯诺和海伦·福斯特所作的贡献比谁都大。
1938年春在上海，斯诺、海伦·福斯特、路易·艾黎等人创始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这个运动对抗日战争的经济战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也指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实现经济民主的一条道路，而这后一点却往往未为人们所理解。它的某些特点也许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街道工业和社办工业中看到。我记得很清楚，在斯诺夫妇所住的麦特赫斯脱公寓（今名泰兴公寓，在南京路上）曾经举行过好多次聚会，这对年轻而干劲十足的美国人极力争取人们赞助这一运动。我还能很清楚地回忆起在锦江饭店的一次宴会，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工合”，全体发起人出席，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学家兼银行家徐新六，当时是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后在从香港赴重庆途中所乘飞机为日寇飞机击落遇难）。这真是一个国际统一战线，参加的有两个美国人，一个新西兰人，一个英国人（在英国大使馆供职）和几个中国人。斯诺和我主持了这次宴会。
上海沦陷后，我们就转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继续进行抗日活动。我们利用“星二聚餐会”作为掩护，也作为汇总情况的场合。秘密参加这个聚会的有各界人士的代表，都是中国人。斯诺也常来参加，他是享有此种荣誉的唯一外国人。我们时常邀请他来这个秘密聚会做报告或讲话。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西行漫记》的中文译本在上海出版，印了五万本，以供向全国发行。
1938年7月斯诺和我同乘一条德国轮船从上海赴香港，然后去汉口。在船上，我们长时间地畅谈了抗日战争、中美关系以及总的国际局势。关于中美两国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斯诺的长远观点和目标是全面合作。这是我当时完全赞成的，现在也仍然如此。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应当这样，也必须这样。这不但符合双方各自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持久和平的利益。
后来在菲律宾的碧瑶，以及更后一些时候在纽约，斯诺和我都曾长时间地、深入地讨论了这个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进行全面合作的问题。
现在中美两国关系已经正常化。在这件事上，斯诺曾经扮演了一个独特的、重要的角色。现在中美两国人民在许多方面越来越互相接近。斯诺的中美两国全面合作的理想或迟或早将会实现，或者说，必然实现。如果斯诺今天还活着，能够亲眼看到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两个伟大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日益发展，我相信他一定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原文载于《编译参考》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