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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永彩
狄更斯的文学创作时期是十九世纪的三十到六十年代，这正是英国的宪章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宪章运动对于英国文学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直接产生了宪章派文学，而且，无疑的，正是这震撼整个英国的政治运动以及它所揭示的深刻的社会矛盾，促进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狄更斯正是这一文学潮流的伟大的代表。
狄更斯不属于宪章派，但是他对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多方面、不遗余力的抨击，无疑地反映了当时被压迫人民的激愤的情绪。一八三二年的议会选举改革“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
资产阶级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取得这一胜利以后，就和土地贵族勾结，进攻无产阶级。一八三四年，国会通过了新济贫法。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根据新济贫法成立了被人民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的贫民收容所（Workhouse），“穷人的巴士底狱”是导致宪章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狄更斯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正是从揭露贫民收容所开始的。
此外，狄更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还描写了禁闭穷人的负债监狱，伦敦贫民窟中充满着罪恶的贼窝，残忍地虐待儿童的私人学馆等。这些丑恶的现象主要是通过一个中心人物在各种地区、各种社会圈子中的活动和遭遇来描写的。狄更斯早期描写现实的这种方式主要得自他的前辈笛福、费尔丁、斯摩莱特等人。由于小说的这种形式的局限，也由于狄更斯当时思想的局限，社会的丑恶现象往往只是作为孤立存在的现象来描写的。不仅如此，狄更斯早期作品中的好人和坏蛋也没能完全摆脱他的十八世纪的前辈们在描写人物上的某种抽象性；这些好人大多是富有资产阶级的人，而他们的行为却似乎不受他们阶级地位的制约，至于坏蛋，则似乎是天生的坏蛋。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明显，狄更斯愈来愈明确地把他批判揭露的锋芒指向当权的贵族资产阶级，他所讽刺揭露的人物也愈益具有鲜明的贵族资产阶级的阶级面貌。他所攻击的不再是某种孤立的现象，而是涉及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问题。
一八四八年是欧洲革命浪潮高涨的时代，英国的宪章运动也在这时涌向它的第三个高潮。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十九世纪中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它的发展高峰。在这一年萨克雷完成了他揭露性最强的名著《名利场》，盖斯凯尔夫人完成了她那以劳资矛盾为主题、直接描写宪章派斗争的小说《玛丽·巴顿》，批判现实主义的另一个代表夏洛特·白朗蒂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一八四九年）写完了以十九世纪初的劳资矛盾——工人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为主题的小说《雪丽》。这两位女作家的这两部作品都十分明显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可怕的贫穷，尽管两部作品都宣扬阶级调和的观点。
一八四八年以后，宪章运动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而遭到失败。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时期的情况时候说：“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了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瓦解，这个运动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进行的，但是具有比较直接的实践性。正当宪章运动应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的时候，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的失败到来以前，它就已经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退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胜。”
胜利了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的小资产阶级，也吓倒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夏洛特·白朗蒂等在完成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作品后，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表现出批判力量的减弱。
在对待法国革命的事件上，狄更斯与同时代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们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他热情地欢呼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但是当革命由选举改革和限制金融贵族的专权转变为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时，狄更斯却对之保持沉默。象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狄更斯害怕革命的暴力。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他的小说《双城记》中。尽管如此，狄更斯却从未因此而放弃或放松他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正相反，从一八四八年以后，狄更斯的批判是愈益尖锐，愈益深刻了。这正是狄更斯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地方。如果把狄更斯在一八四八年以后创作的《董贝父子》（一八四八年）《荒凉的庄》（一八五○年）《艰难时世》（一八五四年）和《小杜丽》（一八五七年）与他前一时期的创作相比，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作品所揭露的社会罪恶已不仅仅是作品情节的组成部分，而是作品结构的中心了。狄更斯在这些作品中攻击的是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两党竞选中的收买贿赂；司法机关在处理诉讼案件时无尽期的拖延，而司法官员则从中捞取大笔诉讼费；国家的政权机关对人民的疾苦不闻不问，人民提出的申请和要求在各部之间兜来绕去，根本得不到答复，狄更斯把这样的政权机关讽刺地称为“兜三绕四部”；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现金交易”日益明显地成为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
另一方面，狄更斯以无限的同情描写了贫苦人民的痛苦和不幸，他真心诚意地希望改善他们的境况。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狄更斯不了解消灭社会罪恶，使贫苦人民获得幸福的真正有效办法是革命斗争。他一方面对那制造罪恶和贫穷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感到不满，一方面震撼于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企图寻求一条中间的、调和阶级矛盾的、改良主义的道路。狄更斯尖锐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笼罩一切的冷酷无情的现金关系和利己主义，但是他没有深刻地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却错误地把它们当作一切罪恶和不幸的根源，并由此提出以情感和友爱来改造现实的药方。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我们常常会感到那么一些友爱的“小村庄”，它们仿佛是资本主义黑暗世界中的一线光明，它们闪射着“利他主义”和友爱精神的光芒，贫苦不幸的人们在这里得到感情的温暖，冷酷无情的人在这里受到感化。狄更斯的用心是好的，无奈这种夸大爱的作用的幻想无助于改善人民的实际情况，相反的，却引导他们脱离正确的斗争的道路。
狄更斯创作中的这些特点，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优秀作品《艰难时世》中。
《艰难时世》（一八五四年）是在五十年代阶级矛盾重新趋向尖锐化的情况下写作的。一八四八年的宪章运动被镇压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所谓繁荣发展的时期。但是在一八五三年秋天，又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英国各地，特别是北方的工业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宪章派领袖厄诺斯特·琼斯这时正设法再次发起宪章运动。一八五四年三月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宪章派全国代表大会。
狄更斯在一八五四—五五年的一些信件中谈到工人的情况。他在一八五四年三月致查理士·奈特的信中写道：“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勤苦工作的人民。如果他们在可怜的短短的娱乐的时间里，只不过读点东西消消遣，那是完全应该的，他们生来就做苦工，而且终老于斯。天啦，我们还要他们怎么样哩！”
同年十二月狄更斯在给柯林斯的信中写道：“当工人们惹了麻烦而由一些小政治经济学家异常自得地划定他们的活动范围的时候，我内心为他们感到难过，我有一种自然的冲动，几乎总是想拯救那些即使令我厌恶的人，只要我相信他们曾经是忠实于那些穷人的。”
狄更斯愈是关心工人的处境，他就愈加尖锐地感到对国家对人民疾苦的漠不关心不能容忍，而人民的不满正是由此引起的。他在一八五五年二月致福斯特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政治贵族以及我们对他们的阿谀奉承将置英国于死地，这一信念随着时间的过去在我的心里越发坚定起来。在所有这类事情中，我看不到一线希望。谈到民众的情绪，它是这样截然地被拒于议会和政府的门外，而它对于议会和政府又是如此地漠不关心，因此我严重地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不妙的迹象。”
狄更斯在这些信件中所表达的思想很可以说明他创作《艰难时世》时的心情。他在这部作品中所要揭露的正是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特别是对于工人的痛苦生活的漠不关心。狄更斯认为这是时代的重大弊病，而它的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那些只知数字和“事实”的功利主义者。他在一八五四年七月十三日致卡莱尔的信中谈到他的作品《艰难时世》：“我希望我的书能使一些人醒悟到我们时代的一个可怕的错误。”
在这以前，同年一月三十日他给查理士·奈特写道：“我的讽刺针对着那些只知数字与平均数而不问其他的人，他们是这时代最邪恶最重大弊病的代表。”
功利主义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一种资产阶级理论，它的主要代表是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弥尔。最初人们称这一派的信奉者为“哲学激进派”，在一八二二年，弥尔最初引用了“功利主义”这一名称。一八三二年边沁死后，功利主义与马尔萨斯的理论合流，获得了曼彻斯特派的新称。总的来说，这是为资产阶级的现存制度辩护的一种哲学。它主张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宣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主张消灭过剩人口，并认为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原则的。功利主义者常常引用所谓“事实”和数字来为他们虚伪的理论辩护，因此狄更斯把这种哲学称为“事实”哲学，马克思在谈到“哲学激进派”时指出：“经济学的内容逐渐歪曲了效用原则，使之为现存制度直接辩护，使之证明：在目前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现存关系是最有利、最符合于共同利益的。”
功利主义从它开始传播以来，一直受到正义人士的指责。弥尔在他的《自传》中供称：“我们发现人们老是以情感为理由攻击我们十分重视的原则。效用原则被贬斥为冷冰冰的利己打算；政治经济学是冷酷无情的；反对增加人口的主张是人类天然的情感所厌恶的。”
狄更斯早在四十年代写的《教堂钟声》中即对功利主义和马尔萨斯的反动理论进行抨击。十年之后，狄更斯又回到同一问题，但是这一次，他把这种反动理论与尖锐社会矛盾联系在一起来考察，因此他的揭露是更加深刻了。
打开小说，我们首先碰到的就是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葛擂硬。他正在宣扬他那根据事实哲学所建立的教育主张：“我要求的就是
事实
。除掉
事实
，不要教给这些男孩和女孩其他的东西。只有
事实
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培植，一切都该连根拔掉。”（第一卷第一章）。
葛擂硬教育的根本原则是要扼杀儿童的情感，并通过“事实”的教育，培植他们利己主义的思想。狄更斯认为这种教育实际上是扼杀儿童，因此他把葛擂硬那所模范学校的教师称之为麦却孔掐孩（M'choakum Child，意为扼杀儿童）。葛擂硬对自己的孩子推行的也是这教育原则。他禁止他们读童话和诗歌，禁止他们看马戏团表演。孩子们正常的感情受到抑制，他们的心灵很早就衰颓了。他的儿子汤姆只想早点离开家去寻求逸乐，最后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几乎关进监狱；他的女儿露意莎被弄得意志消沉，小小的年纪就感到人生空虚，二十岁的时候，根据“事实”和数字的论证，嫁给了五十岁的庞得贝，婚后的不幸和感情的空虚使她几乎受诱失身。
葛擂硬妻子的情况也并不比孩子们的情况好，“她常常吃补药而不见效，一旦她表现有点活气的时候，又总是被那突然堆在她身上的事实的重压弄的头昏眼花。”（第一卷第四章）。这位可怜的女人，在临终的时候，感到自己的生活一直缺乏某种东西，这东西被扼杀得如此长久，如此干净，以致她根本想不起它的名字。
麦考莱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说：“此书的某个片段具有细致的情感，其余则是阴沉的社会主义。”
这句话至少有两点错误：首先，狄更斯在这部作品中只不过表示他对现实的不满，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其次，狄更斯的揭露清楚地表明，使生活变得阴沉的正是资本主义，而决不是社会主义。是葛擂硬这个退休的硬货（hardware，原意为铁器）商人使他周围人的生活变得阴沉不堪。而葛擂硬所奉行的生活哲学正是从资本主义的现金关系出发的。“葛擂硬先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什么都得出钱来买。……人从生到死，生活的每一步都应该是一种隔着柜台的交易。”（第3卷第8章）
“现金交易”与利己主义本是亲兄弟，但是狄更斯并没有着重表现葛擂硬这个人物的利己主义。可能因为他要给这个人物来一个“转变”，因此对他的揭露不得不笔下留情。但是葛擂硬的高材生毕周，却深刻地领会他导师的哲学原理的真谛，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毕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经过了葛擂硬和麦却孔掐孩的共同努力，他的自私自利确实达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在父亲去世以后，他把自己的母亲关进了贫民收容所，他给她唯一的礼物是每年半磅茶叶，而他却认为这是一种“意志薄弱的表现”，因为这不符合“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的原则。为了每年得到一笔额外奖金，他自动地担任起告密的卑污职务，他积极地追捕盗窃犯汤姆，只是为了想得到提携。葛擂硬救子心切，竟致违反自己的原则，与毕周攀起师生的交情。他忘记了“交情”是他的教育原则绝不容许的，何况毕周又是他的高材生？于是他谈交情，毕周就大谈生意经。这位高材生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对答如流，害得那位校长先生无言以对。如果没有那些好心肠的人帮助，汤姆无论如何逃不脱毕周之手。
在《董贝父子》中狄更斯已经描写过现金关系，利己打算如何摧残了人的天然的情感，甚至根本破坏了家庭关系。但是在那里，问题揭露主要局限于家庭范围之内。《艰难时世》中的葛擂硬与董贝先生不同，他不仅是一家之主，而且是教育家，不仅如此，他还是焦煤镇赫赫有名的国会议员。这位议员对待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命运的复杂社会问题，就好象处理他的收支一样，是关在房子里，通过简单的计算来解决的。狄更斯把这位议员工作的书房比作一个堆满了蓝皮书的魔房，在这里，“那些最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计算，得出了正确的总数，也就获得了最后的解决。”（第一卷第十五章）他工作的地方又好像是一个不开窗户的天文台，“葛擂硬先生在他的天文台中，也用不着观察他周围千千万万的人，就可以在一块石板上摆布他们的命运，用一块小小的肮脏的海绵把他们所有的眼泪都揩下。”（同上）同时狄更斯指出，象这样的天文台还多着哩。把现金关系与利己主义作为行动纲领的统治阶段，对于人民的疾苦，根本就不闻不问。狄更斯把葛擂硬作为当权人物的代表来描写，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狄更斯强烈地指责，英国的法律和政权机关只为有钱人服务，对于人民的疾苦则充耳不闻。英国的离婚法是穷人不敢问津的。因而纺织工人斯蒂芬只好和一个可怕的酒鬼痛苦地生活在一起。矿工的工作条件很坏，他们工作的矿井充满了煤气，“这些煤气杀起人来比战争还残酷”。矿工们请求制订保障他们生命安全的法律，但这些请求根本无人过问。斯蒂芬最后因为掉进这样的矿井而断送了性命。不仅如此，堂堂的英国国会，在讨论人命攸关的铁路事故问题时，竟然以无聊的趣话，引得大家哄堂一笑了事。铁路公司的资本家们就这样轻巧地逃脱了赔偿的责任。难怪狄更斯把这样的国会称之为“国家垃圾场”，并强调指出，国会并不解决有关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葛擂硬之流的议员在这煤渣堆里瞎忙，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用狄更斯的话说，只是为了“筛检他所需要的鸡零狗碎的小东西。”
狄更斯通过葛擂硬这位功利主义的代表，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现金关系和利己主义，并尖锐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
功利主义的另一位代表是庞得贝，通过这个人物，狄更斯提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劳资矛盾的问题。
庞得贝是焦煤的厂主，巨商和银行家。他是葛擂硬的朋友，也是事实哲学的一个坚定的信徒。他同样地反对任何的情感，而且较之葛擂硬有过之无不及。露意莎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她对她弟弟说：“庞得贝先生同父亲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只不过来得更厉害些，他还不及父亲一半的仁慈。”（第一卷第八章）
狄更斯在描写葛擂硬时，强调指出这个人物的枯燥、单调；在描写庞得贝时，着重表现了这个人物的洋洋自得的自我吹嘘。庞得贝津津有味地编造，并宣扬自己孤苦奋斗、白手起家的历史。他对于母亲辛辛苦苦的教养不但只字不提，而且把她说成是一个毫无心肝的女人。在他的影响下，焦煤镇流传着这样的神话：每个人都能用六便士赚到六万镑。资本家责备工人们为什么不这样做。狄更斯通过庞得贝和他母亲的关系，巧妙地揭露了关于白手起家，自由竞争论调的全部欺骗性。十分明显，这一切只是资本家用来掩饰自己剥削行为的谎言。在英美帝国主义者仍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所谓“创业精神”的今天，狄更斯的揭露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事实”哲学的“事实”和数字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用来为自己的利益辩护的骗人的把戏，狄更斯在小说中曾反复表明这一点。而在庞得贝那里，“事实”已经变成了无耻的谎言，而且编造关于工厂和工人情况的谎言。他对赫德豪先生说：“你听到过许多关于我们纺织厂的工作的话吧。……这是世界上最惬意的工作，是世界上最轻松的工作，也是世界上报酬最好的工作。不仅如此，纺织厂本身也好得不能再有所改进了，除非在地板上铺上土耳其地毯。”（第二卷第二章）至于工人，如果他们有任何微小的要求，他就认为他们想坐六匹马拉的车，想用金调羹吃甲鱼汤和鹿脯。
实际上，工人的生活贫困不堪。他们都挤住在不通风的房子里，贫穷和不好的空气引起了疾病和死亡。纺织女工瑞茄的小妹妹就是由于这种情况而死去的。斯蒂芬向庞得贝的申诉清楚地说明了工人的情况。“环视这个镇市”——它确实很富裕——再看看招收到这里来的许许多多的工人，他们从摇篮到坟墓，总是靠纺织或梳羊毛凑合着过日子。看看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多少人同住在一起，我们生存的机会又是怎样，而生活方式又是多么单调；再看看那些纺织厂是多么兴隆发达，但它们从来没有使我们趋近任何一个遥远的目标——当然，除了“死亡。”（第二卷第五章）
既然资产阶级只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现金关系，那么，他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就可想而知了。在资本家的心目中，工人只不过是些为他们作工赚钱的“手”。庞得贝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的情况时，曾尖锐地指出：“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他不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hands），他经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
在葛擂硬的女儿、庞得贝的妻子露意莎的观念中，工人“这些家伙是可以批发的，可以从他们身上打捞一笔钱。”（第二卷第六章）如此而已。
狄更斯指出，那些扼杀了儿童的感情和嬉戏的人们，也同样扼杀了工人天性的基本要求：他们的休息和娱乐。狄更斯警告资本家：“除非自然的规律完全可以作废，要不然，他们的这种欲望必须得到充分的满足，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越出常规。”（第一卷第五章）所谓“超出常规”，除了书中所提到的酗酒等不正当的行为外，就是斗争。
狄更斯关于工人的斗争，思想上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同情工人的不幸，而且强调指出，工人“乱闹子”，错处不在工人，而在资本家。但是，显然的，他并不赞成罢工。一八五四年一月，在着手写《艰难时世》之前，狄更斯曾到兰开郡参观着瑞斯登的纺织工人的罢工，回来后在《家常话》上发表了一篇《论罢工》的文章。文中报导了他见到的情况，并清楚地表示罢工是人力和财富的损失；是“悲惨的不幸”。
在《艰难时世》中也有同样的见解。在谈到露意莎对工人的看法时，作者写道：“这些家伙有时会象海洋似的汹涌澎湃，造成了一些损失和浪费（主要的，是对他们自己的损失和浪费）。”（第二卷第六章）
狄更斯不赞成罢工，更主要的是他害怕阶级斗争。虽然他看到了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对立，但是他并不认为这种对立是不可避免的，相反的，他极力想以友爱精神来消除这种对立。狄更斯通过瑞茄照看斯蒂芬的生病的妻子的那个场面清楚地宣扬他的爱的哲学；爱可以帮助人消除罪恶的观念。另一方面，狄更斯极力表明，尖锐的阶级斗争使诚实的工人斯蒂芬遭殃，弄得走投无路，以致露意莎不禁发问：“这个镇上的两个阶级划分得那么清楚，难道其间竟没有一个诚实的工人容身的余地吗？”由于阶级对立，露意莎帮助斯蒂芬的好意几被误解。狄更斯在小说中没有认真开展工人罢工斗争的情节，却反复描写资本家与工人组织的领导对斯蒂芬的夹攻，其用意正是为了强调阶级斗争的残忍可怕。
狄更斯希望劝说资本家关心工人的生活。他让斯蒂芬去作庞得贝的说客。斯蒂芬向工厂主说明工人的不幸，并向他宣扬友爱精神。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使狄更斯不得不承认，象庞得贝这样“头脑坚强，拳头结实”的资本家是不可能被说服的。斯蒂芬终于遭到斥退。斯蒂芬既不赞成罢工，劝说资本家又无效，真是“一团糟”。难怪这三个字成了他的口头禅。最后，斯蒂芬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成了狄更斯友爱精神的殉道者，他临死时还不停地祷告：“希望世界上的人都能更好地相互了解，彼此之间能更接近一些，不要象我活在世上时那样。”（第三卷第六章）
友爱精神对庞得贝虽然行不通，但是对葛擂硬却获得了胜利。这胜利的取得与一些善良的贫苦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狄更斯始终认为在精神力量上，人民较统治者优越，因此他对人民怀着极大的信心。他在一八四四年写给斯贝尔的信中说：“我对穷人有极大的信心；我总是尽力把他们置于较富人有利的地位；而且我相信我将终身不懈地呼吁，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境况，以便使他们变得尽可能的幸福和聪明。”
去世前不久的（一八六九年一月）狄更斯再一次声称：“我对统治者的信心，总的来说，是无限小的；我对被统治的人民的信心，总的来说，是无限量的。”
只有在贫苦的人民那里，狄更斯才找到真正纯朴无私的友爱精神，正是这些人组成了狄更斯友爱的“小村庄”。在《艰难时世》中也有这样的“小村庄”——史里说的马戏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玩马戏是低贱的职业，马戏演员的收入和生活是极不稳定的。但是在这个马戏班里却洋溢着葛擂硬-庞得贝那个世界里所没有的友情的温暖。这个马戏班的人生活上相互关照、亲如家人。在这个环境中生长大的西丝，她的脑袋里无论如何装不进葛擂硬那一套“事实”哲学的教育。
在描写葛擂硬的世界和马戏班的善良的人们时，狄更斯反复使用了对比的手法。毕周、庞得贝同他们母亲的关系和西丝同她父亲的关系；葛擂硬对露意莎、汤姆的教育和西丝对其他几个孩子的潜移默化；毕周对汤姆的追捕和史里说对汤姆的营救，等等。但是，这样的结果，确实得来不易。为了取得这样的结果，狄更斯有时不得不违反人物性格和事件发展的逻辑。例如，他硬塞给葛擂硬的仁慈的心肠是与这个人物奉行的哲学原则格格不入的。此外，为了强调爱的感化作用，西丝这个小姑娘的作用和能力显然是被过分的夸大的了。
庞得贝坚决不向仁慈和友爱屈服，这是狄更斯不得不承认的可怕的现实；葛擂硬被普通人的友爱精神征服，这是狄更斯内心的愿望。也可以说，两个主人公的这种不同的结局，一个是现实主义的揭露，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幻想。但是狄更斯也不肯让庞得贝获得完全的胜利。在小说快要结束时，他让那多事的斯巴塞太太把庞得贝的母亲拖到众人的面前，使这位以谎言骗人的资本家当众出丑。因此，尽管两个主人公的结局不同，它们却表现着一个共同的意图，即要让狄更斯理想中的人民和友爱精神取得实际的或道义上的胜利。
在善良的贫苦人民遭到鄙弃的资本主义社会，狄更斯深信他们精神力量上的优越，并且极力要唤起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在小说中狄更斯清楚地表明：胜利 应该是 属于他们的。但是，必须指出，狄更斯热情地赞扬的人民是充满着他所宣扬的抽象的友爱精神的人民，而不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觉悟到斗争的必要，爱憎分明的人民。正因为如此，狄更斯的小说只能让人民与那漠视他们的利益，欺压他们的资产阶级代表进行道德上的交锋。于是，尖锐的社会矛盾转入了道德上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狄更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总是尽力把他喜爱的穷人置于较富人有利的地位。经过他苦心的安排，西丝和史里说终于获得了对葛擂硬的胜利。但是西丝-史里说式的胜利是否带有一般性的意义呢？狄更斯自己也不能肯定这一点。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他指出，葛擂硬虽然受到感化，但是葛擂硬的同党，他昔日的政治伙伴们，都仍认为“他们那一群在议会的垃圾堆上捡垃圾的人只要彼此之间有联系就得了，而不必对‘人民’这个抽象概念尽什么责任”。（第三卷第九章）
由此可见，狄更斯虽然尖锐地提出了时代的“重大弊病”，并竭力想设法消除这弊病，但是他并提不出真正有效的办法。这种情况正反映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的思想的不可避免的局限。
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是十九世纪中期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思想矛盾的反映。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迫使无数中小资产者破产，并把广大的劳动人民推向饥饿、疾病和死亡；一方面无产者和劳动人民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正在开展有组织的斗争。处于两大敌对阶级之间的英国中小资产者一方面极力想摆脱资本主义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厄运，一方面又害怕1848年法国革命事件的重演，于是他们幻想以道德的说教代替革命斗争，极力想激发资产阶级的同情和善心，宣扬不分阶级的友爱。由此也就产生了狄更斯的友爱哲学，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狄更斯从友爱精神出发真实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苦人民的痛苦和不幸，表达出对他们真挚的同情，并尖锐地指责了冷酷地斩断人与人之间一切感情联系的利己主义和现金关系。这些正是狄更斯的作品特别可贵和有力的地方。但是当他极力夸大爱的作用，并想以爱去感化资产阶级，从而达到改变社会现状的目的时，他在思想上就不免显得幼稚可笑，而在艺术上也就苍白无力了。不仅如此，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有它有害的一面；它以抽象的爱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力图以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
狄更斯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要全面地，系统地认识这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须要多方面的探讨。本文仅就《艰难时代》所想到的狄更斯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提出初步意见，不妥和错误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原文载于《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