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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嘉
马克思在他给拉萨尔的信中，评论到拉萨尔所写的剧本《弗朗茨·封·西金根》的时候，写道：“无论如何你必须更加莎士比亚化，可是你现在的主要缺点我认为是那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的席勒主义。”恩格斯在同一个时期也写信给拉萨尔，谈论到同一个剧本时，说了类似的话：“依据我对戏剧的看法，我们不应该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在同一封信里，恩格斯还推崇了“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并且指出，在“性格描绘”上，要“更多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页33、37、38、40）。从以上所引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多么推崇莎士比亚，但这两位革命导师所说的，“必须更加莎士比亚化”和“不应该……忘掉莎士比亚”，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是值得深刻地加以分析和体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莎士比亚和席勒对立起来。我们知道，席勒是德国的一位大诗人和名戏剧家，但在他不少的作品中，确是犯了“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口号”的毛病。换句话说，剧中的主题思想，都没有通过真能反映社会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表达，而剧中的中心人物，却都成了作者的号筒，用来单纯的代表一种精神或一个概念。而莎士比亚的长处，却在于能创造出活生生的而不是概念化的人物形象，用来反映社会现实和表达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信里，针对着拉萨尔的剧本中的问题，提出了要学习莎士比亚的论点。拉萨尔在他的历史剧中，没能把那时代的农民运动加以充分的描述，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里批评这个剧本的主要论点，而也就是紧接着这论点，他们提出了要向莎士比亚学习的重要性。恩格斯并且接着就拿“伐尔斯塔夫式的背景”，作为写历史剧的一个好的典范。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谓“莎士比亚化”和“不应该……忘掉莎士比亚”，指的是莎氏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把一个时代的精神和它的背景，都通过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全面地反映出来。此外，还可以加上恩格斯所提的莎氏在“性格描绘”上的优点和他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今天提起了“莎士比亚化”，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有两点意义。第一，近年来为了要纠正自己的形式主义的毛病，可能有点矫枉过正。怕犯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不敢谈一个作品在形式上的优缺点，以至于根本不谈任何作品的艺术特点，专谈一个作品的思想内容。这是我个人近年来的情况，不论在讲授文学史课程或在发表任何关于作家作品的意见时，都是如此。据我看来，这个情况，很可能不是一个人或是少数人的，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当然，在评论一个作品的思想内容时，也往往不可能不牵涉到它的表达形式，而我们也完全不应当把内容和形式完全割裂开来谈，但是内容和形式永远是矛盾的统一，既不可截然分开也不是完全不可分别讨论，尤其是一个作品的艺术特点还是可以适当的分别加以评论的。这点看来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二，根据上述的对“莎士比亚化”的理解，很显然，最近几年来对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的看法，尤其是对他的大部分喜剧的看法，有重新考虑的必要。近年来，由于有些过分重视一个作品中的思想内容，而相应地比较轻视以至于忽视它的艺术成就，往往会过分赞扬一部分思想内容很进步的作品而很少提及其艺术特点；同时对另一类思想内容有一定进步性而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品，却会估计不足。对莎士比亚的悲剧，特别象《哈姆雷特》和《奥赛罗》，很自然地会估价很高，因为他们比较明显地表达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但对于莎氏的一些喜剧，即使是他的比较成熟而负有盛名的几部喜剧（如《无事烦恼》、《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等），较难从它们的思想内容中看出太大的进步性，因而较难适当估价，把它们列入英国文学史中伟大喜剧的行列里。因此，我认为今天我们有需要把莎氏的几本主要喜剧重新做一些具体的分析。这也是今天提到“莎士比亚化”问题的又一契机。
现在让我来漫谈一下莎士比亚的几个喜剧中的一两个问题。
还是先从恩格斯的话谈起。恩格斯在他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特别赞扬了《温莎的娘儿们》，说在这剧的第一幕中，比在整个德国文学中，还有更多的生活和现实，同时也把《维洛那的二绅士》里的一个丑角隆斯和他的一只狗，说成比德国所有的喜剧还更有价值。这段话——当然这段话仅仅是恩格斯对莎士比亚喜剧的见解中的极小一部分，到今天保留下来的——对于熟悉莎士比亚戏剧的人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因为《温莎的娘儿们》和《维洛那的二绅士》并不是莎氏的主要喜剧作品，隆斯也绝不是喜剧中最出色的丑角，而恩格斯对他们给予这样高的评价——尽管所用词句显然有些有意的夸张——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莎氏的更为成熟的喜剧和这些喜剧中更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下面拟较为集中地谈谈莎氏的比较最成熟的四个喜剧，特别看重在他们的艺术特点对其思想内容所起的作用方面。
莎士比亚的最成熟的喜剧（这里不把他晚期的悲喜剧算入），一般公认是：《威尼斯商人》、《无事烦恼》、《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但是这四个剧，从它们的主题思想来看，似乎并不是都有太显著的积极意义。四剧之中，《威尼斯商人》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夏洛克嗜财如命，既不惜用残酷手段，对阻碍他取得很多的高利的安东尼奥，想置于死地，甚至对失去被女儿盗走的财宝，比失去女儿，更为重视。这里莎氏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中金钱至上的丑恶本质，加以鲜明和透彻的揭露与讽刺，是这个剧的最主要的成就。同时在这剧中莎氏既斥责了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残暴，又对安东尼奥加于夏洛克的种族歧视和欺凌，表示不满，这种对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的反对，也可以说明莎氏确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第十二夜》反对了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同时对于当时侈谈享乐主义的宫廷贵族也予以显著的讽刺。在这里莎氏把正在形成中的英国政治上的两大敌阵营，几乎同样地用轻松取笑的口吻，予以讽刺，也可见他在某些时候能够超越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局限。但《皆大欢喜》和《无事烦恼》，则较少进步意义。这两个剧较侧重于恋爱与欢乐的情节，而恶势力与善良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则都放在次要地位，甚至解决得比较牵强。《皆大欢喜》中代表恶势力的弗莱德列克公爵，在剧末突然忏悔，让出他篡夺的统治地位，便算了事。同样地《无事烦恼》中恶势力受到制裁后也从轻处罚。骤然看来，这两个喜剧似乎主要靠巧妙的情节，而缺乏严肃的主题，难以成为世界名著。即以《第十二夜》来说，虽有上述的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揭露和讽刺，也过于轻松，而在反映社会现实上，不够深刻。一句话，除了《威尼斯商人》以外，难于看出这几个喜剧究竟在什么地方值得高度的赞扬。
但是，很显然，这四个喜剧，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共同点：它们都集中地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真挚的感情和他们青春的活力与欢乐，尤其是它们都充分地刻画了青年女子的智慧机警，比男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在后一点上值得注意，因为在这里作者十分生动地描绘了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上升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女性：她们初次从中世纪的封建家族礼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因而富有活力，显得完全有能力在各方面和男性抗衡而取得平等的地位。这点虽然看来和当时的政治斗争与阶级矛盾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妇女的解放却是整个社会发展史中的一大变革，也是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尽管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要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因而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中关于这问题能如此大书特书，不能不承认他确是在这点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中的一个主要的方面。莎氏这几本喜剧的进步意义，似乎可以从这点去看。
尤其是，莎氏在刻画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女性上，在这四个最成熟的喜剧中，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正如恩格斯向拉萨尔所说的，“人物描绘得……鲜明”和“对比得……突出”。《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霞，《无事烦恼》中的皮埃德丽丝，《皆大欢喜》中的罗塞琳，和《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都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女性，但他们四人之间又有大不相同之处，其性格的差别十分显著。就其共性来说，她们都有较高的智慧和才能，都能在各种困难或最少是不正常的环境中应付自如。在她们充沛的情感后面，都有着冷静的头脑和分析事物的能力。但是鲍西霞的智慧和才能，表现得最为突出，她不仅能在她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处理得镇静泰然，还能在有关法律的问题上表现出其他人都想不到的机智和巧思，圆满地解决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至于皮埃德丽丝的智慧和才能，主要表现在她的口才上，能滔滔不绝地进行雄辩。罗塞琳则既胆大而又心细，在被放逐的情况下处理得既英勇又周到，而在对她自己的恋爱问题上又显得善于分析她的情人的心理，寄戏谑于深情。薇奥拉在这四人当中，在才智上是最弱的一个，但她也能在处理她自己的恋爱问题上，耐心克服困难，善于等待时机，最后赢得胜利。而这四个人物的性格，不仅十分鲜明，各有特色，还在戏里与其他人物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鲍西霞的智慧，不仅在法庭一场中和巴沙尼奥形成对比，还在她的女仆尼丽沙的衬托下更显得突出。至于皮埃德丽丝与希乐、罗塞琳与细丽亚、薇奥拉与奥列维亚，这三对人物形象也都借助于她们之间的纯朴与机智和激动与镇静的对照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这四个喜剧中女主人公人物形象描绘得成功，和剧中情节的安排，又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也必须注意恩格斯所谓“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首先，必须指出莎氏在这四个喜剧的三个中所安排的女扮男装的情节。这种情节，在莎氏以前也有人用过，格林在1590年上演的《詹姆士四世》中用过，莎氏在自己早年喜剧《维洛那的二绅士》中也用过，但到了《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这三个剧，这个女扮男装的情节，却不尽由于运用巧妙成为剧中最主要的情节，并且还是描绘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中最带有关键性的一环。鲍西霞要帮助她的丈夫巴沙尼奥和他的朋友安东尼奥，来解决夏洛克在法庭上对安东尼奥的控诉，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自己扮成律师，去利用契约上的词句，来推翻夏洛克的案件。没有这一情节，不仅整个剧情无法继续进行，也不可能有效地对这个有智慧有办法的鲍西霞进行刻画。当然，没有女扮男装的情节，整个第五幕有关戒指的闹剧场面，也就无从展开了。《皆大欢喜》中的罗塞琳，尽管没有为了到阿登田野去改扮男装的必要，但若没有这个情节，占全局第二第三和第四幕中主要部分的罗塞琳和奥兰多的对话的许多场面，也就没有存在的可能，而罗塞琳的善于分析心理和她的机智与幽默，也都无从显示出来了。至于《第十二夜》中薇奥拉的女扮男装，更是整个剧情的枢纽，没有这个情节，既不可能有薇奥拉与公爵和奥维列亚之间的微妙与不正常的关系，也不可能有她与哥哥真假难辨的闹剧场面，而没有这个情节，薇奥拉在剧中的绝大部分的言与行，都没有存在的可能，连她这个人物形象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莎氏在采用这个带有戏剧性的情节时，能根据剧情发展和人物描绘的需要，在不同的剧中做不同的处理，既显得有多种变化，又能恰到好处。
在莎氏的四个喜剧中，女扮男装的情节，不仅有助于剧情的发展和中心人物形象的描绘，还能通过认错了人而造成有效的喜剧气氛并且引出戏剧性的高潮。《威尼斯商人》中由于鲍西霞扮成律师，不仅在法庭的一场上使得她的丈夫巴沙尼奥做出许多令人发笑的言行，并且在最后一幕中引起她和她的女仆斥责她两人的丈夫的闹剧高潮。《皆大欢喜》中许多幽默逗笑的场面都由于罗塞琳的改扮男装，而特别在男装的罗塞琳愿假充奥兰多的情人罗塞琳的几个场面中，更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喜剧效果。总的来说，在这三个喜剧中，女扮男装的加以利用，造成十分显著的艺术效果。尽管看来是单纯属于戏剧的外部形式的东西，但运用得好，却对于增加戏剧效果，以至于生动地描绘人物形象和有力地引申含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内容，都起了巨大的良好作用。
莎士比亚这四个喜剧中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还特别表现在每一剧中丑角出现的场面上。继《维洛那的二绅士》中普洛第斯的仆人、丑角隆斯之后，《威尼斯商人》中有夏洛克的仆人，丑角朗斯洛特，《皆大欢喜》中罗塞琳的仆人，丑角脱区斯东，《第十二夜》中奥维列亚的仆人、丑角费斯第，和《无事烦恼》中以丑角身份出现的警官陶格伯利。这些丑角除了参加以别的人物为主的场面外，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戏，与主要剧情夹杂出现，使整个戏剧更显得丰富多彩。这些丑角，和莎氏其他悲剧、喜剧、悲喜剧和历史剧中的丑角一样，都往往以仆人或最低级官吏的身份出现，善于打诨，特别善用双关语或戏谑的辞藻，在逗笑中经常带有讽刺嘲弄的口吻，但他们自己却又代表着遭受嘲讽的人物。除了有上述的共性外，这些丑角又各有其个性，各不相同。《威尼斯商人》中的朗斯洛特与《维洛那的二绅士》中的隆斯，比较近似，由于做了有钱人的仆人而染上许多傲慢淫乱的坏习惯，自以为能说善辩，高于劳动人民，甚至摆起臭架子来。《皆大欢喜》中的脱区斯东和《第十二夜》中的费斯第比起朗斯洛特，更高一筹，也就成为更为深刻的讽刺对象。脱区斯东傲然以骑士和朝臣自居，一方面嘲笑一些不顾荣誉和虚伪透顶的骑士朝臣们，另一方面却又蔑视农牧劳动人民，卖弄他自己的“知识”。费斯第一味逢迎拍马，贪图赏赐，同时又善于卖弄其口技，欺凌愚昧而又自大的马尔伏里奥，更是卑鄙无耻之徒。通过这几个丑角，莎氏对他当时的宫廷豪门中的弄臣宠儿们作了十分尖锐的嘲讽。在这四个喜剧的丑角中，以《无事烦恼》中的警官陶格伯利最为出色。通过作者的处理，这个人物形象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很显然是个彻头彻尾的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从他的到处用错字和讲话杂乱等方面来看——而这些方面在剧中确是重点——他是一个愚蠢无知的可怜虫，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他讲话的内容实质，我们便更能看到他的真面貌。他不仅是一个警官，还是麦西那城的一个有田地有地位的有产者。更为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警官，他不仅教导他的手下巡夜者对他们维持治安的职责敷衍了事，尤其在巡夜者揭露国王的兄弟唐琼的罪恶行为并牵连到克劳迪奥伯爵时，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其为诬告，并要将其定罪。这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忠实于一切统治者的奴才相。他对触犯统治者的行为，是多么痛恨！陶格伯利是莎氏喜剧中作为讽刺对象的丑角当中最出色的形象。
从上面所列举的有关人物描绘和情节安排等方面的例子，可以充分看出莎士比亚的这四个最成熟的喜剧之所以成为名著，主要在于作者在表达他含有进步意义的主题思想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人物形象的描塑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就在情节的安排中也有不少特别成功之处。我们对莎士比亚这四个喜剧的评价，应当把它们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点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上面从“莎士比亚化”谈到莎氏的四个比较成熟的喜剧。本文的主要意图并非要对莎氏这四个喜剧予以详尽的评价，而是想初步探索一下“莎士比亚化”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通过四个喜剧的初步分析，来看一看一个作品的艺术特点对它的思想内容所起的重大作用，从而进一步认识到要真正评价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必须把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个别分析和综合考察结合起来，而不应有所偏废。通过了对“莎士比亚化”的体会，我们在评价莎士比亚的剧作时，便有可能将它们的艺术特点更显著地和它们的进步思想内容相提并论，也就更容易给它们一个比较准确的估价。
原文载于《文汇报》1962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