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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长钺
一谈起童话，人们不免会联想到“永远不老的少年”安徒生。
安徒生是十九世纪丹麦的童话作家，名闻全世界。对于现在拥有四百三十万人口和一万七千平方哩本土的丹麦王国，我们并不陌生，可是安徒生的大名却是我们很熟识的。他的童话是世界文学宝藏的一部分，从来就为人民所喜爱。不过，直到人民世纪的今天，这位童话大师才博得“世界文化名人”的光荣称号。
安徒生（1805—1875）一生七十年生活在国王、主教以及市侩统治和奴役下的丹麦，那里的权贵和豪绅终日“尽情地歌舞，欢快地狂饮，一直到天明”。对人民大众来说，这时期的丹麦与莎士比亚在“汉姆莱脱”里描写的丹麦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出入：它仍然是“一个牢狱”，“一个典型的有许多牢房和囚室的牢狱”，“一个最坏的牢狱”；不公平和非正义的现象也仍然是社会上显著的标志。
安徒生的家庭极贫穷，不只是穷到衣不蔽体，而是穷到饭不上口。父亲是穷鞋匠，母亲是穷洗衣妇，祖母是穷叫化子。全家人挤住在一间难避风雨的破屋里，连床铺也没有一张。在这家人的生活里，像他后来在童话里描写的那样：“马铃薯是珍贵的奢侈品”，“一棵野花开出花来就成为最美丽的花园”。
他幼年上过几年贫民学校，因为家境贫穷，很快就停了学。十七岁时，他获得免费上学的机会，进拉斯哲斯和厄耳息诺的文法学校（相当于现代的中学）读了五年书。尽管校长看不起他，待他又冷酷又粗暴，但他苦心钻研，打下很好的语文基础，为他以后的文学事业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他做过烟草厂和服装厂的童工，以后也学过一阵木工，但这些都不是他的志愿。他一心想做歌剧演员，所以十四岁时就只身流浪到哥本哈根去了。为了谋求职业，他到处遭受白眼，甚至曾被一个女演员辱骂为神经病。他有过一次学习歌舞的机会，但因年岁渐大没有继续学下去。在他的艰苦的生活道路上，这类的波折是层出不穷的，不过他意志坚定，从来没有灰心失望。
他很喜欢旅行，几次周游过自己的祖国，也作过许多次国外旅行。一生中，他几乎走遍了欧洲的每个角落，也游历过小亚细亚和非洲。这些旅行丰富了他的生活体验，扩大了他的视野，更重要的，使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矛盾。
从他的生活遭遇，我们有理由肯定地说：安徒生是人民的儿子：他来自人民，始终与人民生活在一起，因而了解人民、热爱人民。
安徒生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也写过许多反映人民生活的诗歌、戏剧、小说和游记，不过，如大家所公认的：他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一百六十篇童话和童话故事。
他的童话是为人民而写的。他用人民的思想感情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以及他们追求幸福的意愿。
安徒生的童话充满着人道主义思想。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善良的人民才配称为人，因为人不仅仅是最高贵、最尊严的称号，而且是真、善、美的象征。
人既然是那么高贵、那么尊严，一切非人的动物对人就有无限的向往。在“海的女儿”里，海的公主把变为人看成她一生奋斗的目标。她只是个美人鱼，有尾无腿；这真是天大憾事！为了求得“一个不灭的灵魂”，以便进入“人的天国”与人为伍，她甘愿永远离开海国、同类和亲属，忍受身体上一切痛苦，终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可算不了什么，她决不因此放弃变为人的理想。等她变成海水上的泡沫，以后变成空气里无影无形的孩子，她仍然坚持奋斗，希望通过“善良的工作”，在三百年后创造出“人的灵魂”，而去分享人的一切永恒的幸福。这篇童话写得实在动人；作者在描写海的公主的热烈愿望的同时，相应地把人刻划为至高至上的动物，把人的世界描绘为理想的乐园。读了这篇童话，人们自然而然地会确信：人的确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主宰”；进一步，人们会自豪地想：自己身为人的一员实在是莫大的骄傲。
反过来，如果人失去了“人的灵魂”，那该多么可惜！“野天鹅”里的艾丽莎是值得借镜的形象。她的十一位哥哥惨遭继母迫害，变成十一只野天鹅，白天里必须永不停息地在天空飞翔。他们失去“人形”了，艾丽莎非常悲痛，但她赋有热爱人的美德，所以立志挽救受苦受难的哥哥们。她不辞跋涉，尝尽辛苦，冒着生命危险，暂时忍受冤屈，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最后帮助哥哥们脱离了苦海，恢复了高贵的“人形”。人在失去“人形”的时候，更能体会到人的高贵，因而决不愿遭受玷污和侵犯。安徒生通过艾丽莎这个具有崇高理想的形象，流露了他热爱人的深情；这种深情激荡着每个读者的心弦，使他增加了自尊感，使他自始至终紧紧地跟随艾丽莎的喜怒哀乐起着共鸣。
人是永远渴望光明和追求光明的，安徒生在许多童话里歌颂了这种秉性。“拇指姑娘”里的拇指姑娘是个一寸来高的小人儿，“那么娇嫩，那么明朗，像一片最纯洁的玫瑰花瓣”；她喜爱明亮的太阳和美丽的花朵；她是个“善良的、可爱的姑娘”；说得更确切些，她是纯洁善良人民的化身。像任何善良人一样，她决不愿在污秽和黑暗中过活。癞蛤蟆强留她住在肮脏的泥巴里，她宁愿咬断托着她的睡莲叶茎，随着太阳照得闪亮的流水漂流到外国去。鼹鼠逼她永远生活在黑暗的地洞里，她紧紧地系在燕子身上飞到充满温暖和阳光的国度去。安徒生的“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是为未来一代写的，但他也没有忘记成年读者。这样的童话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想像，毫无疑问，它一定能够启发儿童以及成年人去追求光明。
虽然如此，安徒生并不是一视同仁地看待社会上所有的人。对于不劳而获的寄生者和依财仗势凌人者，他是切齿痛恨的；这种人正是他在童话里揭露、讽刺和批评的对象。在另一方面，对于出身纯正、品质优良、勤苦耐劳的广大人民，他就寄以无限的同情和鼓舞；这些人在他的童话里都是令人起敬的理想人物。这种对社会上的人爱憎分明的态度可说明安徒生是个富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
他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废物”和“钱猪”的憎恨上。他在不少童话里毫不留情地指责了这般人依靠“血统”和“金钱”所进行的蛮横无理的统治。
“皇帝的新装”单枪直入地揭开了“废物”的“光屁股”。那个荒诞的皇帝终日无所事事，竟奢侈到这种地步：每天每小时都要换一套新装。为了掩饰自己的愚蠢，他自鸣得意地把骗子的“连影子也没有的东西”硬说成最美丽的布。真是物以类聚：他的大臣们竟异口同声地昧着良心把“无”说成“有”。最后，皇帝竟穿上空无一物的“新装”到街上去游行！这些废物们互相瞒骗，谁都不愿说真话。可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终于揭穿了这场西洋景，他说：“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于是老百姓都应和着说：“他实在没有穿什么衣服呀！”这样一来，皇帝的丑态毕露了。那孩子的话简直像革命的炮火，使“皇帝有点儿发抖”。
在另一些童话里，安徒生也生动地描绘了统治阶级群像的丑恶嘴脸。“夜莺”里那个昏庸的皇帝不晓得自己的帝国里有最名贵的夜莺，因此就有眼不识象征艺术的夜莺是什么东西；更可笑的是：他的只懂阿谀逢迎的臣仆们竟把牛叫当作夜莺的歌唱！“野天鹅”里的那个替主行道的大主教为了陷害艾丽莎，竟献计要把毫无罪过的艾丽莎活生生地烧死。在“小克劳斯与大克劳斯”里，一个牧师尽管自命为“上帝送到人间来的使者”，却乘某个农夫不在家，跑去勾引农夫的妻子。此外，“门房的儿子”里有不在战场上而在会客室里赢得奖章的将军；“牧猪人”里有眼光如豆、庸俗不堪的公主；“她是一个废物”里有专横武断的市长；“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里有市侩气极浓厚的英国商人。这些“废物”和“钱猪”都是罪恶和丑恶的代名词。
其次，安徒生的民主主义思想表现在他对善良人民的热爱上。差不多在他的所有的童话里，哪里有鲜明的人民形象，哪里就洋溢着他喜爱人民的热情。
他歌颂人民的优良品质。在“丑小鸭”里，他把那实际上是美丽天鹅的丑小鸭象征为善良的人民。这只小鸭生活在养鸭场和农妇家的时候，经常遭受坐井观天的蠢物们的嘲笑和迫害，可是它在言谈和行为上从来没有低头屈服或同流合污。我们不得不钦佩它坚持真理的品质。等它被辨明是“一只美丽”而又“那么年轻、那么好看”的天鹅，“它感到太幸福了，但它一点也不骄傲，因为一颗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一般认为“丑小鸭”是安徒生的自传性的童话。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安徒生本人正是一个善良的人物。纯真朴实的安徒生与不气馁不矜夸的丑小鸭相比较，安徒生是毫无愧色的。
他同情人们在旧社会中所遭受的苦难。在“卖火柴的小女孩”里，一个光头赤脚的穷苦小姑娘，由于生活的压迫，在寒冷的黑夜跑到街上去卖火柴；当阔人们欢度年夜时，她却缩成一团冻死在街头的一个墙角里。这篇童话虽然很短，它却是一幅穷苦人悲惨生活的画面。在“她是一个废物”里，一个老洗衣妇，像作者自己的母亲一样，终天站在深达膝盖的河水里“不怕吃苦，拼命工作”，但她的诚实的劳动不足以维持她和她孩子的生活。她喝点酒抵挡寒气时，毫无心肝的市长骂她是“废物”；她操劳过度死去了，市长污蔑她是“喝酒喝死”的。到底谁是“废物”呢？安徒生借一个老佣人的口说明她决不是“废物”，她许多年前就是一个好人。说谎话的市长才是真正的“废物”。此外，许多其他童话里也有这样的事例：一个劳动一辈子的老太太在筋骨硬了做不动活的时候，只得进救济院去苟延残生；一个患重病的妇人付不出房租，被凶狠的房东掀去薄被，最后被迫起来坐在窗口断了气。这些都是旧社会日常惯见的不合理的现象，不过经过安徒生的刻划，一幅幅的悲惨画面就卷入人们的眼帘，因而更能激发读者的同情。
他谴责旧社会给予人民的毒害。“恋人”里的皮球和陀螺生活在一起，一个会跳，另一个会舞，它们正是一对美好的情侣。但皮球变了心：它一心往上爬，想去高攀燕子。后来，它跌落在排水管里去了，弄得全身湿透，以致身败名裂。到这时，再想恢复旧情已是来不及了。这篇童话象征说明：纯洁的青年一旦为恶习所感染，他就会葬送他的幸福和前途。“小克劳斯与大克劳斯”里的两个克劳斯原先都是爱劳动的农民，但是钱财蒙蔽了他们的心窍，他们终究互相欺骗、仇恨、陷害与残杀。小克劳斯甚至利用祖母的尸体去骗取一斗钱！在这里，作者不仅指责了社会上种种罪恶，而且控诉了私有财产制度给予人民的毒害。无可否认，旧社会里到处是陷阱、丑恶和罪恶；善良的人民偶一不慎，就会跌入陷阱，就会受到感染和毒害，因而就会成为它们的俘虏。
安徒生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使他的童话成为富有人民性的作品，但我们决不能忽略他的作品的艺术性。他在创作方法上也有很多特点。
第一，安徒生童话的题材很多是采自民间文学。照他自己的说法：民间文学是反映人民的事业和苦难的历史，它可以道出人民在悲哀与欢乐中不敢流露的话语。他采用民间文学作题材，因为它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表达人民的社会理想的记录。安徒生与人民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所以他很喜爱人民自己的创作。正因为这样，他的童话也就更容易地为人民所欢迎。
他所采用的民间文学并不受国别的限制，不管它是欧洲各国或是东方各国的，只要符合他选题的要求，他都一律采用。假如题材是选自外国民间文学，他往往把它加以丹麦化。“皇帝的新装”出自西班牙的一篇民间故事，但经过加工后，当时的丹麦人民对那位宝贝皇帝的言行就完全不陌生了。“夜莺”虽然以中国为背景，但皇宫的陈设、野外的景色、宫廷的礼仪、以及各种风俗人情不一定完全是中国的。为了使读者更有亲切感，作者用“咖啡会”代替了茶叙，用“华尔兹舞曲”指中国的歌曲——这样的丹麦化不但无损于故事的内容，反而使全篇童话在丹麦人眼中更为生动活泼。
但安徒生并不是随便采用民间文学来作题材的。他不是一成不变地抄袭民间文学，往往只选用它的主题、人物或情节；要紧的是：他总要加上深刻的想象和浓厚的诗情，有时运用人民熟悉的比喻，然后注入现实生活的内容，最后写成具有生活真实感的童话。英国狄更斯是他的好朋友，在一封短信里曾建议安徒生利用“当皇帝的马得到了金马掌的时候，甲虫也就把它的脚伸了出来”这句阿拉伯俗谚写成一篇故事，但是因为没有想到讽刺的对象，安徒生就把它搁置了下来，一搁就搁了九年。后来，他觉得狂妄的自高自大和阿Q式精神胜利法应该加以讽刺的时候，于是就写了题名为“甲虫”的童话故事。这决不是“为童话而童话”的作法。
第二，安徒生的童话是用人民的语言写成的。他写童话的时候，总在考虑儿童们会不会看它，考虑它是不是真正的“读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所以他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如同人民所说的话”一模一样。
尽管有些批评家从“上层社会”的观点向安徒生挑剔，硬说他的文体古怪生硬，甚至指责他的语言不合乎“语法”，但事实是最可靠的回答：他每次亲自登上工会的讲台朗读他的作品时，都受到工人、手工业者以及一般听众的热烈欢迎。他所运用的语言是直接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取来的，因此朴实动人，毫无矫柔造作的弊病；而且，正因为他的语言是人民大众的语言，它才保存下人民语言中简明纯洁而又丰富多彩的特点，它才能尽情地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过：“我之所以能跟人民保持极其亲密的关系，因为我用人民的语言进行写作”。人民的语言加上他的独特的想像和诗才，最重要的，加上他对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使他的童话成为人民最喜爱的读物。
第三，安徒生善于利用拟人化手法来表现他的想像。在他的许多童话里，一切东西都可以发表意见；从甲虫到大象，从小叶片到大枞树，从瓦砾到古钟，从影子到梦神——每样东西都可以表现它的属性和特点，甚至表达它的“愿望”，结果成为很生动的想像人物。
虽然如此，安徒生的拟人化人物决没有超脱实际生活。他曾说过：“从生活写下来的故事才是最好的故事”。“梦神”里那张曾祖父画像说过这样的话：“星星是不可以摘下来，也不能擦亮的！星星都是一些球体，像我们的地球一样。”这正是安徒生运用拟人化手法的原则。跳蚤、蚱蜢和青蛙可以在国王面前举行跳高比赛，看谁跳得最高，谁就可以娶国王的女儿。它们跳高时，各自表现了独有的特点；同时，这场跳高比赛却包含着讽刺的意义。他的童话里也有死神、安琪儿之类的根本不存在的人物，但它们被用来象征地反映现实生活，没有一点点妖魔鬼怪的荒诞无稽的气息。
他的拟人化人物都很入情入理，它们的言行也都能恰如其份。“拇指姑娘”里那个可爱的小拇指姑娘渴望着光明和美丽，当然就坚决地拒绝跟那又丑陋又讨厌的鼹鼠结婚。这样的决定难道不合情理吗？“丑小鸭”里农妇家的母鸡与雄猫是坐井观天的人物，它们一开口就说：“我们和这世界”，再开口就质问那丑小鸭：“你能够生蛋吗？”或“你能拱起背，发出咪咪的叫声，和迸出火花吗？”鸡和猫只有那么多见识，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短见者确实是这样看待事物的。安徒生真善于运用拟人化手法，他把短见者描绘得多么逼真啊！
第四，安徒生以乐观的、积极的态度看待人世间的事物。虽然现实社会里到处有丑恶和罪恶，他却相信“地主公馆”总有垮倒的一天。他曾表示过：人们要时时刻刻准备接受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恩赐，他们就不会感到失望。那就是说，人们终久会得到幸福的。
他对陈旧的、落后的事物毫不留恋。在童话中他也时常采用有关中世纪的题材，不过，他决没有像反动的浪漫主义者那样把中世纪加以美化或理想化，而把它描绘为污秽、黑暗、愚昧、迷信的时代。“幸运的套鞋”里那位参事官一向以中世纪景仰者和维护者自居；但他穿上幸运的套鞋游逛了四百年前的哥本哈根以后，才不禁大失所望，因而赞美现代起来。安徒生在这篇童话的结尾发表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这个时代，虽然缺点有的是，但比起他（参事官）刚才进入的那个时代，总算是好得多了。”
从以上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种手法都包含着现实的观点。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安徒生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
安徒生从一八三五年起开始写童话，直到他去世前三年一直坚持这项“不朽的工作”。三十八年如一日的辛勤劳动获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他的童话为人民所喜爱，它所引起的影响是很广泛、很持久、很深刻的。
他的童话已经流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里。他的第一部童话发表不到五年，就被译成德、荷、瑞典等国的语言，从此就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汪洋，掀起圆形的波浪，逐渐地广布到欧洲以至世界所有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它已经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译成大约六十种语言：除欧洲所有的和亚洲主要的语言外，连非洲的科罗罗语、世界语、以及其他的人造语也都有了译本。拥有六亿人口的中国的人民在读它，只有十四万八千人口的冰岛的人民也在读它。天真活泼的儿童喜欢它，酷爱和平的成年人也喜欢它。差不多全世界的人民都有机会读到它。
他的童话问世以来一直为人民所喜爱。丹麦的人民喜爱安徒生以及他的童话，更爱屋及乌地称他的故乡奥登塞为光荣镇。某个德国人热爱他的童话，把偶遇安徒生本人看成他一生最大的荣幸。到了二十世纪，单拿苏联来说，他的童话已被译成三十二种民族语言，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四年，它出版过一百八十五版，印行了七百多万册。以上的事例说明，安徒生的童话并未因时代而失去它的影响。一九五五年全世界进步人民普遍地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更可说明安徒生决不是属于一个时代的。
他的童话是很能感动人的。安徒生把他全部的感情、才能和理想投入他的童话里，使它成为刻划现实的生动的画面。这个画面烘托出人民的一吐为快的内心话，同时反映了人民的追求幸福的意愿，所以它的感动力是很深刻的。例如海的公主是热爱人的形象；为了让这个动人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丹麦人民特别在哥本哈根港口为她建造了一个铜像。不仅这样，他的童话也深深地感动了各国的人民。高尔基在童年时曾因热中于阅读“夜莺”而误掉一顿午饭。“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前些年代被译成中文后，曾经感动过无数的中国读者，不少青年读者甚至被感动得流了同情之泪！
不可否认，安徒生的童话是他对全世界人民的杰出贡献。但在某些方面，他也有着一定的局限。
在“没有画的画册”里，他以怜悯的情调描绘了一个法国穷孩子在一八三○年进攻法国王宫时倒死在王位上的画面。这个孩子的母亲曾经做过一场梦，以为她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是第二个拿破仑呢！描绘这幅画面时，作者显然表明了他对革命的看法：他虽然赞成革命，但只限于消极的同情，而且，他很害怕流血的景象。他渴望幸福、追求幸福，这是肯定的，但他以为追求幸福的方法不一定是“革命”。他想通过“博爱”来医治社会的病态，这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在“卖火柴的小女孩”里，他描写那个可怜小女孩临死情景时说：“她们两人（小女孩和她的已死去的祖母）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那块地方——她们是跟上帝同在一起。”这段话透露了作者对如何追求幸福的消极情绪。这好像在说：这个小女孩虽然在人世间受苦又受难，但一升入“天堂”，她就可以幸福和快乐了。可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根本没有什么上帝，更没有什么天堂。人世间的寒冷、饥饿和忧愁要靠人自己来消减，人的幸福要靠自己在人世间来创造。
安徒生深信人在未来一定会得到无限的幸福，但在如何追求幸福这问题上，他却陷入了道德救世和宗教救人的矛盾里，这是他以及他的很多同时代人的幻想，也正是他的时代给予他的局限。不过，从他的绝大多数的童话所反映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来说，他仍然是全世界人民衷心敬爱的伟大的文学家。
原文载于《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