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与中国
1941

梅光迪

西洋史家称十八世纪为理智时代。在法国革命以前数十年间，学者文人，好谈理智主义，以指斥当时政治社会上由于中世纪宗教迷信与封建习惯所积成之一切弱点。而中国文化，则为理智主义来源之一，故往往称中国为理智国家。而其对于中国之认识，则得自明清之际来华之天主教徒。当时法国文坛第一魁杰佛尔德（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尤喜赞扬中国，在彼之眼光中，孔子实一理智宗主也。中国式之绘画建筑园林，亦盛行于贵族生活中。论者谓法国革命，受中国文化之启示者颇多。同时英国文人中之好称引中国者，有瓦尔勃尔（Horace Walpole一七一七—一七九七）戈尔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一七二八—一七七四）等。戈尔斯密斯之《世界公民》一书，（刊于一七六二）假设一中国哲人，侨游英伦，将其所见英人风俗习尚之异于中国者，以讥弹之笔，作为书札，寄其北京友人。此与法国哲学家以《法意》著名者孟德斯鸠（Montesguieu一六八九一七五五）之《波斯通讯》，借波斯哲人之口吻，以讽刺当时之法国者，同一用意。即谓戈尔斯密斯之窃效孟德斯鸠，亦不为妄。自康熙晚年，以至乾隆初年，因中国天主教徒是否准许敬祖问题，清廷与教皇，相持不下者数十年，清廷屡有禁止传教之令。同时欧洲天主教国家，受理智主义之熏染，渐渐漠视宗教，各教会之来华传教者，失去其本国政府之援助，教会团体，且相继被令解散。法国革命以后，战乱频仍，无人顾及来华传教事业。故自法国革命前夕，以至十九世纪中叶，百年之间，欧洲文学中，鲜有提及中国者。英国古代名著之翻译工作，亦告沉寂。英国李格（Legge）与法国霞芳（Chavannes）之翻译大业，皆成于一九世纪之末与二十世纪之初。而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屡次丧权蹙土，国几不国，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之信念，亦随之而消失。直至最近二三十年，始又有盛加称许者。今则欧美各大学，多设汉文讲座，或汉文系，巴黎尤为研究汉学之中心。盖犹承十八世纪之遗风，而为中国文化复兴于西方之征也。

当中国文化，在西方之衰落期中，独有英国卡莱尔者（Thomas Carlyle），屡屡称颂之。先生为苏格兰人，生于一七九五年，卒于一八八一年，享寿八十有六。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坛上，为无上权威。其雄才硕德，足以推倒一世之豪杰者，垂五十年。先生于中国文化，非有专门研究之人，更无详瞻而有系统之论述。然其基本人生观，甚多与吾国圣哲相似者。故每一举及吾国，辄中肯綮。较之今世西方号称汉学家者，专其力于琐碎之考证工夫，往往白首穷年，得椟遗珠，“见树而不见林”，于吾国文化之精粹，始终茫然者，盍有上下床之别。则先生关于中国之意见，虽一鳞一爪，亦值得介绍于国人。

英国文学史上之两大人师，一为约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一七〇九—一七八四），一即为先生。两人皆因人格之雄杰崇高，当时从之游者特多，故其生平事迹，传之于世者亦特详。又各得一极富文学天才之弟子，为之作传。千古文人身后之幸运，无可比于此两人者。包斯威尔（Boswell一七四〇—一七九五）之《约翰生博士传》，佛路德（Froude一八一八—一八九四）之《卡莱尔传》，皆数十万言之杰著，在世界传记文学中，无第三部可与比者。故至今脍炙人口，读之者如闻两老之謦欬。而受其感化，奉以为修身立命之典范者，尤不可胜数。因两老秉性之坚强，矢志之艰贞，宗教道德信念之诚虔深厚，最足以代表英国民族性之优点也。最近苏格兰人威尔生（Davia Alex Wilson一八六四—一九三三），又集佛路德所未及见之材料，尽毕生之力，更著一《卡莱尔传》，为六巨册。（全书于一九三四年刊完）而先生之伟大，因藉以益显于世矣。威尔生自称此书之范本有二，一为包斯威尔之《约翰生博士传》，一为中国之《论语》。（见本书自序与其在第十四版《大英百科全书》中所作之卡莱尔小传）两书貌为无组织之片段记载，然于孔子约翰生之思想性情状貌，描写尽致。全书读完，则两人之整个精神，活现于吾人之脑中，威尔生者，在缅甸为英廷法官者多年，深喜东方文化，而于孔子尤服膺之至。故其书中常以卡莱尔与孔子相较。而于其所称中国之处，当然为之标出。一般读先生文集者，向不注意此点，佛路德传中，亦未尝提及。得威尔生之指示，再检先生遗著，始知其生平有极富趣味之一段中西文化因缘，此本篇之所以作也。

先主最早一书，名为《衣之哲学》，（初于一八三五年刊于美国之波士顿又于一八三八年刊于伦敦）其一生之主要思想，已在此中发凡起例。此书之作者，假设为一德国之乌托大学教授。其人万物皆备，尤好深沉之思。又曾漫游地球上诸文明古国，到中国则见万里长城。文言曰“长城为灰色砖块所筑，墙顶则用花岗石，惟其筑城技术，只可称为二等”。又称曾受业于各国大学，惟中国国学，则未之进。当时去嘉庆白莲教之乱不远，教授则比白莲教于意大利之秘密革命团体，名为“卡波纳里”者（Carbonari）。道光帝方在位，教授亦提及之。又见中国店铺，多悬“童吏无欺”之照牌。此书中所述之关于中国者，仅此数端，亦无甚多之发挥也。

先生第二名著，与中国有关者，为《伟人与伟人崇拜》，（刊于一八四一）其中标扬伟人在人类历史上之重要地位，而对近代民治主义之流弊，痛加绳正。列举北欧神话时代之统治者与教主穆罕默德，宗教革命家路德诺克斯，政治革命家克林威尔拿破仑，诗人但丁莎士比亚，以及近代文人约翰生博士卢梭等，为伟人之代表。其独到之见，则为伟人本质皆同，其在世间所建树事业之不同者，则受偶然环境之所支配而然。故莎士比亚若处拿破仑之环境，亦可为拿破仑，余可类推。而在近代文人一章中，尤称文人当为社会统治者，乃引中国科举制度为例。其言曰，“据我所闻，关于中国人最有意味之一事，虽不能明其详，然引起吾人之无限好奇心者，即中国人真正企图，在使其文人统治社会。若谓吾人明了此制如何推行，其成功至若何程度，固为吾人之轻率。凡此等事，当然失败居多，然即其细微之成功，亦可宝贵。即其企图，亦何等可宝贵乎。在中国全国中，有不少之努力，于青年中搜求才智之士。学校为人人而设。夫于学校中训练此等青年，固不为甚智之事，然仍是一种办法。青年之露头角于初级学校者，则升之于高级学校中之优越地位，愈升愈高，升入仕途，而为将来之执政大员。盖先行试用，以定其能否，因其才智已显，故希望最佳。彼虽尚未执政，而尽可试用之。彼或系无能者，然必有相当之聪明。而为执政者，非无聪明者所能也。聪明并非工具，乃一能利用任何工具之手。故尽可试用此等聪明人，因其最值得试用者也。吾人相信，凡吾人所知世间任何政制宪法政治革命以及社会机构，无有如此事之可以满足吾人研究上之好奇心者。贤智之士，身居冲要，乃一切宪法与政治革命之主旨。因吾人始终宣称且相信真正贤智之士，乃心地高俊而忠义仁勇兼备之人。得其为统治者，则一切皆得。不得其为统治者，则虽宪法之多如山莓，议会遍于村落，亦一无所得耳”。（《伟人与伟人崇拜》第五章）先生于吾国科举制度之内容及其实施情形，当然所知无几，其所征引，亦未云得之何书或何人。然其纯从原则上着想，以阐明经世治国之大法，则即起吾国古音圣哲而问之，亦当无异词。夫贤智在位，本吾国政治之特色。威尔生亦云先生之言，无异于基督教圣经及希腊罗马印度中国之古代文学中所称说者。（威尔生第三册第九三页）惟如何选拔伟人而授之以大权，先生则以为非聚众人而用平等投票之法所能解决，此其所以深赞吾国之科举制度也。昔者柏拉图著《共和国》一书，亦以贤哲在位为极则。亦即吾国内圣外王之大道，而未言明如何求得贤哲而登庸之法。罗马帝国全盛时代，帝位亦传贤而不传子，颇合吾国禅让之意。先生且举西藏达赖喇嘛继承人之搜求法，远过于王位之传于长子或长女者。（《伟人与伟人崇拜》第一章）可知君主世袭之制，先生所不许可者也。自《伟人与伟人崇拜》之书出，其友好中多以如何识拔伟人之法相问者，先生亦从无明白切实之解答，只益坚持己说。且谓近代西洋文明，已濒临破产，非得奇杰非常之人物，为之领袖，则前途茫茫。其后，《克林威尔》与《普鲁士王菲力第二》两大著，及第论政治社会劳工诸问题，皆以雷霆万钧之力，鞭策当世。英国人生，任何方面，无不受其深刻之影响者。不久英美两国，皆厘定文官考试制度，以选用常务官与政府机关之技术人员。当其在国会中讨论此制时，皆屡举中国为例。此制之成为国宪，多少受先生学说之赐，亦可断言。然考试仅及于常务官与技术人员，则非先生之本意，亦非中国创制之本意矣。

先生愤于当时之英国贵族为英国之统治阶级者，名不副实，恭居高位，而不尽其高位所赋予之本职，故揭出伟人主义。伟人者，即明了上天所赐其智慧之本意，艰贞刻厉，勇迈无伦，以领导众庶共入于光明之途者也。故又揭出勤工主义。“勤工即宗教”，为其中心思想之所在。先生本其悲天悯人之怀，于一八四三年，刊行《过去与现在》一书。其中有痛击英国贵族之言曰，“彼等为英国地主，其所共认之职务，乃在满意的消耗英国之地租，猎杀鹧鸪小鸟，若有贿赂与其他便利时，则盘游于国会中，或为地方法官。吾人对于此种惰废之贵族，有何说乎。吾人对皇天后土，只有悄然惊疑，无话可说而已。此一阶级，有权取得地中之精华，以享其优裕之生活，乃许其毫无工作，以为报效，此乃吾人星球上所从未见过者。除非天道已亡，此种人决是暂时例外而不能久存者”。（《过去与现在》第三卷第八章）因此先生于他种挽救之法外，又举中国为例。营者中国，每于立春之日，天子照例亲耕，以重农事，正合于先生所颂扬之勤工伟人也。其言曰，“再让吾人一观中国。此吾人之友之中国帝王，乃三万万人民之教主。此三万万人民，皆生存而兼工作者，已历许多世纪，而又真为上天之所庇护者，故其必有一种宗教无疑。此帝王教主，对于天道，实有宗教的信仰。以宗教的严重性，奉行六十代前有灼见者所给予之仪礼三千。此仪礼三千，亦系天道之副本，而为上天所指为不谬者。中国之帝王教主，并无许多宗教仪式，而独如西洋之旧时僧徒，深信勤工即宗教。彼所最公开之宗教举动，即是每年某日，当惨黑之隆冬己过，上天已再以春光唤醒大地之时，彼乃以庄严态度，亲手执犁，在绿地之胸口上，翻开赤土一块，为全国农犁发动工作与敬天之信号。此真可称为盛典也”。（《过去与现在》第三卷第十五章）

先生于其《衣之哲学》中，曾言有两种人，乃其所最心折者。一曰劳力者，农夫是也。一曰劳心者，智人是也。而两种之中，以劳心者为上。在先生书中，伟人智人英雄领袖先觉者，皆同一意义，故随时互用，而意义无改。先生谓吾人所见所闻之有形宇宙，为无形天道之所表现。人生最高责任，在法天，在使天之无形意旨由我之勤工为其达出，故曰勤工即宗教。即吾人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中国之帝王，在先生之眼光中，可谓以一人而兼劳力劳心者，为尽职之统治者，远胜于情废，旷职之英国贵族，故乃真正伟人也。先生尤知中国人之力田敬祖，为中国人之宗教。盖力田为天意好生之工具，亦为尽天所付与人之责任之表示，敬祖为敬天之一端，亦为人生不朽意义之所寄，非宗教而何。先生之言曰，“中国帝王与其三万万人民，每年谒其祖墓。于是时直立于其先墓之前，上为寂然之苍天，下为寂然之坟墓与大地，所可微闻者，只有其心中之脉息，此真是一种宗教。若人不能从此墓门，以窥见人生不朽之意义，将于何处窥见之乎”。（《过去与现在》第三卷第十五章）吾国贤哲论孝，无过于先生所言之警辟者。孝者，承前启后，个人刹那之生命，因此得附于天地之永久性。而人生之微妙玄奥，幽明相通，天人一贯，尤可于肃立招魂时觉之。先生最富于宗教心，以有形之宇宙为幻境，无形之天道为实际。又称有形之宇宙，为无形天道之具体化者。人生本原与意义之重可知，此其所以善解中国之孝道也。

先生又总论中国政治之成功，备极揄扬，以反证西洋政治之失败。其言曰，“吾人之友中国帝王教主，以宽和而带慢视之态度，准许佛教各派自建寺庙。任其以各种仪式，如诵经纸灯高唱，甚至喧扰终夜，只要其信徒，略得安慰而已。彼帝王教主，虽对此种举动，甚慢视之，然乐许其流行无阻。彼之智慧，乃远出于多数人所想像之上也。彼乃地球上唯一教主，对于最高宗教效果，即实行的伟人崇拜，曾作特殊而有系统之企图。彼在不断努力中，以真正忧劳之态度，于其庞大人口中，搜寻选拔其最贤能之士，以统治此三万万人民。此法好似上天亦所嘉许者。此三万万人民，实际上正在制造瓷器茶叶及无数他种物品，而在上天指挥旗之下，向生存之需要而奋斗。彼等之战争，与他几万万人民之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法国革命战争，以及他种残酷之战争相较，实远少也”。（《过去与现在》第三卷第十五章）此论当然以理想眼光视中国。然中国政教合一，虽儒家所称之圣王，实际上寥寥无几，然由科举以进之名卿贤相，历代多有。中国科举之弊，不在其立法之不善，在其用法之不善也。而中国对于各派宗教，素持宽宏态度，宗教战争之惨祸，在西洋史上占一大部分者，在中国史上乃绝少，此尤为西洋人士所羡称。十八世纪社会改革家如佛尔德等，视中国为理智国家者，其主要原因，亦在乎此。先生归功于能使贤智在位之考试制度，及帝王之对于人民迷信，不加干涉，而使其简陋之精神生活上，得到调剂，因之安居乐业，无待求诸战争，以泄其暴戾愤郁之气，乃深解吾国过去政治之意义者也。

先生之政治思想，本于宗教之唯一条件，在有高尚纯洁之灵魂。有高尚纯洁之灵魂，而后有深粹优越之智慧，而后不愧为人群领袖，社会常治者。先生斥当时英国贵族，沉溺于物质享受，灵魂丧失，智慧无从而得，乃是假领袖假统治者。而所谓功利主义之自由派，正欲取政权于贵族之手而代之者，误认政治问题为物质问题，其所标“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信条，与人生之大道无关。先生目睹当时之数十万平民，颠连无告，甚有父母毒杀其三子，以取得公家之丧葬费而苟延其残喘者。乃以声泪俱下之文，痛斥当世，而归咎于假领袖之得志。故其《过去与现在》一书出，举国震惊，引起言论界之绝大反响。始则先生以伟人主义著声，保守派误信伟人主义，即贵族主义，欲引为同调。又其伟人主义，为不满于现状之革命主义，自由派亦欲奉之为党魁。其于《过去与现在》一书中，为平民呼吁“工作须得相当之报酬”，为其解决劳工问题唯一之原则。又言劳工须有组织，以求公平之待遇。故劳工运动者，又皆受此书之感化，而有目先生为社会主义者。实则先生皆非其俦也。嗣后貌似先生之说者繁兴，超人主义及最近之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尽破宗教道德之防，复驱人群于弱肉强食之猛兽世界，论者竟有混先生之说为一谈者，更谬以千里矣。先生之真意，在彻底改革人类，以涤荡其灵魂，使之归于高尚纯洁之境，而后有领袖可言，乃本诸基督圣经之教义，而我国修齐治平之大道，亦多暗合者。故先生在文艺思想界之地位，独往独来，纯属超然，时彦怪惑，莫测高深。然皆畏其口而敬其人，病其立言之激，而叹其忧世之切。大哉先生，非实行其伟人主义者，曷克臻此乎。

先生之性，偏重实际。故虽笃信宗教，以有形之宇宙为幻境，游其神于理想世界，然无宗教家出世之想，尤不愿谈来世与灵魂不灭之说，于近代科学家之宇宙原始及其范围与究竟诸说，皆在不论之列，以为不切于人事，亦非人类智识之所及也。故喜引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语。当其晚年，来世之有无论，甚嚣尘上，一般杂志主政之人，屡欲先生撰文，参加此问题之讨论。一八七一年，先生答一杂志主政之求文者曰，“吾人于死与来世，毫无所知，必须置之不谈”。（威尔生第六册第二二七页）某次与其至友美国文豪艾曼生（Emerson一八〇三—一八八二）论近代科学家侈谈人生以外之事，比之于问孔子之童子。盖世传有一童子，问孔子天空星辰有多少，孔子答以不知。又问人之头毛有多少，孔子答以不知，且不欲知。（艾曼生著《英国民族性》第十六章）孔子与童子之间答，不见于古籍，系后人伪托。然与“子不语怪力乱神”及“未知生焉死”诸说，同可代表孔子之精神。故西人之论孔子者，每喜称引之。先生虽受德国哲学之陶冶，而不喜其玄想，虽深于宗教，而不愿谈来世，非一专重人事之中国儒家而何。

先生于当时吾国情形，亦常注意及之，而不满于英国之在华行为。一八五七年，英军攻陷广州，翌年虏总督叶名琛以去，此时印度亦有兵变。先生与某友谈及中国与印度，痛心于英国当局之误国，纵谈数小时，态度严肃。最后慨然曰，“凡一人对其本国政府，不能尊信，乃甚可悲之事。”（威尔生第五册第二九七页）一八六八年，又与人谈及此事。当时与此事有关者，香港总督蒲林爵士，亦其一也。蒲林本以政治批评著名，自命为爱国之士，而又奉守功利派哲学“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信条者。先生嘲之曰，“蒲林爵士，所称为典型人物之一者，彼辈想像其自身，为一切道德之典型，但实为与道德相反之典型。彼亦是爱国者，当局欲使其安静毋噪，乃遣其至中国。彼至中国后，乃向人类二分之一作战。彼是爱国者，笃守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之信条者，而乃立即与人类二分之一开战”。先生乃大笑。又曰，“以我所知，彼乃全错也”。（威尔生第六册第一五七至一五八页）先生于戈登（Gordon一八三三—一八八五）之协助清廷，以平定太平天国，亦不谓然。一八六二年，有少校奥斯包（Captain Osbon）者，将至上海，操练水军，以供李鸿章之驱遣，先生斥之为海盗。（威尔生第五册第四八五页）一八七六年，有某夫人与之谈及中国第一次建造之铁路，先生即回忆往年英国新造铁路之时。其言曰，“此乃我人一切非常变化之开端。此种变化，致使老年人对于此世界，视为异怪之物”。（威尔生第六册第一八九页）翌年友人密得福（Mitford）新自东方归，先生与之夜步，听其畅谈中国日本之风土，久而不倦。（威尔生第六册第四二〇页）密得福者，后为英国驻华代办，著《在北京之代办》（刊于一九〇〇）一书者也。可知先生始终不忘中国，而对于十九世纪之英国侵略行为，尤所深恶者矣。

先生之称引孔子与考试制度等等，不知其据自何书或何人。一八三八年之冬，读德文译本之诗经，甚赞美之。（威尔生第三册第二四页）是冬与翌年之春，正在预备《伟人与伟人崇拜》之演稿时，博览古代经典如基督教圣经，回教可兰经，中国印度之经典等。（威尔生第三册第二六页）一八五二年之春，有友人赠其法国教士乌克（Huc一八一三—一八六〇）所著之《鞑靼西藏中国游记》（刊于一八四四至四六，此书颇行于世，至今西方之研究中国者，犹引用之。）先生曾答此书之赠者，云当于休假时读之。（威尔生第三册第二六页）此外未见关于中国之书籍，为先生所知者。其生平更未尝遇一中国有学之士。英国人中所谓“中国通”者，会有数人在先生交游之列。除密得福外，又有麦朵斯（Thomas Meadows），曾著《中国人及其革命》（刊于一八五六）。此书颇袒太平天国，先生之不喜戈登将军与奥斯包少校之协助清廷者，盖本诸麦朵斯之意者为多。十九世纪中叶构衅者，二十余年。当时朝野谈论，报章记载，关于中国者，自必不少。先生素轻视报章，不一寓目，每日只由夫人阅后摘要告之。然以其名声藉甚，交游亦广，朝野名流，几无不识，加以博览德法文书籍，故除其直接所知中国经籍译本外，当以得于德法文书籍与平日谈论者为多。此类所得，有记载可稽者，威尔生盖已尽量采用。余则只能存诸吾人想像中，不能据为事实也。

先生为十九世纪英国首屈之文学家，思想家，而尤为人生之领导者。在全部英国文学史中，前有约翰生博士，后有先生，两大人师，余子无足比数，所谓“吐辞为经，举足为法”者。虽其于中国，多凭理想，不免过情之誉。又以有激而言，借题发挥，夸人之长以箴己之短，不免改革家之通习。然非先生之与中国文化，脾味相投，能倾倒备至若是乎。其友某君，尝称先生为“东方圣人”。威尔生尤喜以先生比孔子。孔子至圣，吾人不愿与任何他人并提。然吾人至少可置先生于“蓄道德而能文章”之韩文公欧阳公以及近代之曾文正公之列而无难色。总其生平，如犀之笔，杂以诙嘲，读之者啼笑皆非。冰清玉刚之操，名满欧美两洲，而居贫守约，五十年如一日。泰山岩岩之气象，翛然布衣，而王公大人，硕学鸿材，趋之请益者，听其上下古今，若决江河，辄敛容屏息，不敢侈与之辨。若而人者，周情孔思，固所当然。惜其限于时地，未能博观吾国典籍，于数千年来之圣哲贤豪，更多心领神会，在沟通中西文化之事业上，作有系统之贡献，以垂百代也。然命世哲人，包罗万有，其思虑所及，不待困勉之功，而抉摘窃微，有以异于人人，片言只字，亦至足珍。自威尔生之书出，吾人又觉中国文化，多一西方知音。而对于先生之爱敬，益以深挚，对于中国文化之信仰，益以坚定矣。

原文载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1年第1集 YSW1aER9E8DqNYx8hY5Y5qOOAI9l3eihlOhxwlY5GIidMJ9hFks0SeahCcYQsc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