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
1939

方 重

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界出现了一股中国热，但英国文学中采用中国做素材却不是十八世纪才开始的。

元初马可·波罗到中国，他的游记向西方人展示了一个拥有高度文化的东方民族，引起欧洲文学界的注意。随之，商人和传教士先后到中国，带回去不少第一手的资料。十七世纪后半叶，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就有人创作过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剧本，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英雄诗剧”的样式。

十八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散文家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斯梯尔（Richard Steele），都是热衷于中国思想文物的先驱。他们在1711年创办的《旁观者》上，刊登过若干背景或素材涉及中国的文学作品。

《旁观者》545期刊登了一封信，是中国皇帝写给罗马教皇的，建议中国与教会建立联盟。原文是拉丁文，由一个耶稣会会员译出。其实，这封信仅是斯梯尔的游戏之作，内容是虚构的。斯梯尔模仿中国诏书的体裁，我们中国人读了，自然会感到十分可笑，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是，斯梯尔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译介中国诏书，而是希望激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开阔一般社会人士的眼界。此外，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拟信体”在十八世纪英法两国文学中是十分流行的；而斯梯尔的这封“拟诏书”则是上述体裁的“先驱”，虽然今天我们读了感到有点滑稽，在文学史上却自有其价值。

艾迪生醉心于阅读各种关于中国的记载和报道，他有一个时期的文章，几乎每篇都提及中国。《旁观者》584—585期上，连载了一篇艾迪生取材于古代中国神话的短篇神话，写得十分有趣，堪称代表作。它的题目是：《一篇洪水时代以前的故事》。内容是两兄弟共同追求一个美貌的青年女子。姑娘爱财，嫁给了富有的老大。老二发奋图强，在荒山上栽满了林木，美如天堂。最后，老大死了，姑娘又嫁给了老二。这篇故事假托出自中国神话，其实纯属想象；通篇风格诙谐，夹杂讥讽，显示出艾迪生最擅长的艺术特色；却没有艾氏著作中常见的说教意味。大概，艾氏深为想象中的中国的瑰丽奇异的境界所吸引，忘却了枯燥的道德主题；由此可见艾氏对中国文化的一往情深。

研究十八世纪中国对英国文学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涉及法国。当时的法国文学界是中英文化影响的一座桥梁。法国作家达雄（Margnis D' Argens）1739年出版的《中国通信集》对英国文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并为二十年后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创作《世界公民》提供了艺术上的先例 ^[1] 。另外一位法国作家基勒脱（Thomas Simon Guellette）的《中国故事》于1725年译成英文，也颇受英国读者的欢迎。基勒脱模仿《天方夜谭》的格式，把一个个零星的故事嵌入一个总的“框架”。这种格局也为英国作家创作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时所袭用。

这几本书的出现，说明中国文化对英国文学界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1740年左右，又译出了一部《中国通志》（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原书是法国耶稣会会员杜哈德（Du Halde）所著，书内中国风土人情乃至历史文艺无所不包。此书译出以后，成为英国人的主要参考书。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学术界谈到中国，莫不归宗于此。约翰逊博土（Samuel Johnson）也多次撰文称赞此书。

杜哈德的《中国通志》首先影响了英国戏剧界。1741年，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出版了一本剧作《中国孤儿》，它是“一本历史悲剧，根据杜哈德的《中国通志》中的一部原剧改编，配以中国式的歌曲”。这是诗剧，不能在台上排演。全剧用五节无韵诗体写成，旨在传达一种浪漫的东方色彩。中国元曲《赵氏孤儿》是诗曲韵文，不适于西方舞台排演。哈切特为了模仿原作便不能跳出诗剧的格局。《中国孤儿》这次虽然未能公演，但十八年以后，中国的孤儿终于走上了英国舞台。论述英国舞台上的孤儿之前，我们先要追溯一下法国舞台上的另一个《中国孤儿》。前者是从后者脱胎而来的。

十八世纪西欧思想界巨子、法国文豪伏尔泰（Voltaire），对于东方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他的不少著作，用东方的材料、东方人的观点讽刺西方社会。他1749年写了一篇很有趣的东方小说《查第格》，背景是巴比伦和埃及。其中有一部分与本文有关，下面将会论及。六年以后，他写了《中国孤儿》一剧，在巴黎的剧院上演。伏尔泰在该剧的献词中说：“我读过中国的《赵氏孤儿》，耶稣会会员白立梅 已把它译成法文，杜哈德的书里也有抄录。……鞑靼民族在十三世纪初叶征服中国，已是第二次侵入了，却同第一次是一样的结果，征服者反同化于被征服者，合为一个民族，同受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律的支配；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本剧的主旨，就在于阐明此点。”

读完这一段文字，我们才知道，原来伏尔泰在他的剧中借用《赵氏孤儿》的故事作背景而创造新的意境，阐发新的主题。为了理清脉络，有必要将元曲《赵氏孤儿》与伏氏《中国孤儿》做一番比较研究。

《赵氏孤儿大报仇》是元代纪君祥所撰。剧情为晋灵公时的文臣赵盾和武将屠岸贾不睦。屠屡欲杀赵，后来用计在灵公面前诬告赵盾不忠，将他全家诛绝。赵盾子赵朔是灵公驸马，也遭屠害。公主怀孕被囚。不久，有人报屠，公主“添了个小厮儿，唤作赵氏孤儿”。屠于是吩咐将军韩厥把住府门，不待满月，要将孩子处死。有个经常出入于赵家的医生程婴来看公主，公主要他把孤儿秘密带出宫门，程婴推诿，公主当场自缢身死，于是程婴只得把孤儿藏在药箱里带出去。把门的韩厥与赵盾有旧，放程婴出府，后自决。屠岸贾得悉孤儿出走，诈传朝令要杀绝全国半岁之下一个月之上的小孩。程婴来到退职老人公孙杵臼庄上与他商议，情愿牺牲自己的儿子救孤儿。公孙杵臼已六十五岁，大程婴二十岁，愿代程婴死。于是程婴首告，其子及公孙杵臼殉难。二十年后，程婴也做了朝臣，假子程勃过继给屠岸贾，又名屠成。程婴最后对孤儿说破往事，孤儿报仇，屠岸贾就诛。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未写孤儿成人以后的事，时代也由春秋战国变为宋末元初。剧情是：成吉思汗入主中国，中国遗臣忍莫堤 献出自己的儿子赴死以代遗孤。他的妻子爱达姆 爱子心切，说破真情；成吉思汗发迹以前曾对爱达姆有过爱慕之情。这回，他表示如果她愿意改嫁，可以免她儿子一死。不料，她爱儿子，也爱丈夫，坚决不从。这一对夫妇的富于献身精神的仁爱之心，感动了原先只崇拜蛮力的成吉思汗，最后，成吉思汗赦免了他们，也赦免了遗孤。

从上文简略的剧情梗概可以看出，伏尔泰的改编本与原剧出入很大，不仅时代变迁，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的设置也很不相同。原剧的矛盾焦点是两家的世代冤仇，伏氏改为两个朝代的更替；原剧的主题是“忠”，伏尔泰改编本的主题是“爱”；原剧是不可调和的善恶之斗，伏尔泰的改编本则是宣扬两个民族的精神融汇与和解，赞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向心力。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问世之后四年，英国舞台上才出现墨菲（Arthur Murphy）编剧的《中国孤儿》，其时距哈切特的《中国孤儿》已有十八年。

墨菲不赞成伏尔泰在剧中插入一段爱情故事的做法，也不欣赏以二十年以前的“前史”作为主体的构思。他参考了元曲《赵氏孤儿》和伏尔泰《中国孤儿》，安排剧情如下：大幕拉开以前二十年，铁木真已征服了中国，把皇族杀尽，只剩下一个孤儿，名叫若非列。忍莫堤抚养他长大，作为己子，改名爱顿；又将自己的儿子哈姆脱送远处教养。二十年过去了。铁木真打败高丽，哈姆脱被囚，铁木真怀疑他就是前朝皇室遗孤若非列，要杀死他。他的母亲梅登赶到铁木真御前，说哈姆脱是她自己的儿子，不是皇子。忍莫堤也去求赦。三人皆被监禁。事前，忍莫堤已向爱顿本人说破，他就是皇子。忍莫堤被囚后，他的一位好友报告铁木真说，忍莫堤已死。铁木真要亲自看忍莫堤的首级。忍莫堤的好友便趁机引皇子杀入，铁木真连忙拔刀自卫，不及，被杀。但这时，忍莫堤已死于酷刑，梅登也自杀了。

墨菲的这部剧本曾在伦敦的瞿鲁雷里剧院上演九次，剧中主角忍莫堤由当时的名演员加里克（Garrick）扮演。剧本与元曲比较接近，没有伏尔泰剧本改编的幅度大。演出的服装、布景、道具都十分考究，尽量突出东方色彩，剧场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剧本本身的文学价值却不很高，台词有些呆板牵强，还不如哈切特的诗剧。由于种种原因，墨菲的《中国孤儿》不久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而成为文学史家的研究课题。

中国的戏曲变为英国的戏剧，在英国舞台上演出未能持久。但在出版界就完全不同了，出版了可置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列的作品——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

该书的全名是《世界公民——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此作曾受到当时其他文学作品的启发和影响。艾迪生和斯梯尔就提倡过类似的文体，上文已经述及。法国作家达雄的《中国通信》在哥氏《世界公民》问世以前二十年已译成了英文。它叙述一个中国旅行家从巴黎写信给他的东方朋友。哥氏从该书里借用了不少文句和构思，甚至一部分的主题。此外，直接影响哥氏的还有华尔浦尔（Horace Walpole）的《叔和通信》（A Letter from Xo Ho）。这部《通信》叙述住在伦敦的一个中国学者叔和写给他北京的友人李安济的信。信里借中国人的名义批评英国的社会、政治。华尔浦尔写这部书的目的不在宣扬中国的色彩与情调，全是为了抨击英国的现状。该书典型的中国色彩只在叔和先生批评得高兴时喊了一声：“啊，我的孔夫子！”华尔浦尔的《通信》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作者所倡导的方法——借中国的名义批评英国。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受华尔浦尔的影响，也选取了中国人作为观察者。就内容而言则哥氏主要取材于杜哈德的《中国通志》。

哥尔斯密开始写《世界公民》是在1760年。那年1月12日，伦敦创办了一份新的报刊《公簿报》（Public Ledger）。该报约哥氏每星期供稿两篇，每篇付给二十一先令稿酬。《公簿报》从十二期开始刊出了李安济·阿尔打基（Lien Chi Altangi）的第一封信，然后以每三四天一封的速度，陆续连载，到次年8月14日结束，共一百十八封信 ；三年以后的5月1日出版了稍加增订的单行本，共两大册，定名为《世界公民》。这就是英国文学史上通常所谓的《中国通信》，亦为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采用中国素材的重要作品。

哥氏有文学天才，《世界公民》虽属新闻记者式的稿子，却文笔雅洁，思路清晰，带有讽刺意味，在文学史上享有一定地位。其他同类的作品，大都随时代的变迁而湮没不闻了，《世界公民》却至今有人阅读。哥氏的自序写得不错，我们节译于下。

他说：这位中国学者李安济才学高超。“他初到伦敦的时候，许多人见他并不愚蠢，心中很气愤。这个远生异国的人居然也明察聪颖，而且很有才能，他们十分诧异，正同中国人初见我国人时候一样的惊讶。‘真是奇怪’，他们说，‘欧洲人离开中国如此之远，也能有这样精密的思想？他们又没有读过我们的书，连我们的文字他们都不懂，却也能同我们一样讲话推理。’原来中国人和我们是差不多的。人类有高低，不在距离的远近，乃在受教化的深浅……

“文化之邦都是大同小异。中国人所有的特点在下面信札里可以看出。所有的譬喻引证都是中国的。东方文章的格式没有删改，道德上的教训都作了清楚明白的注释。中国人总是习惯于概括，李安济也是如此；中国人爱爽直，李也是如此；中国人严正而多引证，李也是如此；中国人的文章，有时晦涩难懂，李也是如此。有的难懂的地方，我帮了他一点忙。小说里有过一段故事：一名武士和他的马感情很深。平常，总是马驮主人；但在特殊情况下，武士也还马的情，驮着马走。现在，这位中国书信作家与我这个编辑也很有交情。他既然常以东方巍峨卓绝的风格提携我，我有时便也加入一点通俗流畅的笔调去报答他。”

《世界公民》的第一封信是一个在荷兰的商人写给他在伦敦的朋友，介绍李安济·阿尔打基——中国河南人，在广州学过一些英语，是一个诚实的学者。从第二封信开始，大半是以李安济本人的名义写的。头几篇通信刊登时没有人知道作者的真名，当时哥氏也尚未成名，开始很少有人注意。但是后来《公簿报》销数大增，逐渐在出版界扩大影响，站稳脚跟，却几乎全靠这部“李安济通信”的功劳。

和《天方夜谭》以及基勒脱的《中国故事》一样，哥氏的这部《世界公民》是有个故事“框架”的。李安济漫游海外，犯了国禁，忤了朝意，妻女奴仆都给没收，只有他的儿子兴波侥幸脱险，朝典大臣福洪 把他藏好，让他受教育。他一心要寻找父亲，改换装束，逃出中国，为沙漠中的商旅赶骆驼。后被鞑靼人抓去当奴隶，不久又贩入波斯。在波斯，他遇见一个也被贩为奴的白种女人，叫若丽丝。“天仙也不会比她更完美，愁苦把她贬进凡城，令我羡慕又怜惜。”两人随后共同逃走，快到伏尔加河附近的时候，遇到盗贼，不幸失散了。最后，兴波到了伦敦，见到父亲，提起若丽丝，十分苦恼。两天以后，李安济的某个朋友带了他的侄女造访。这位侄女不是别人，正是若丽丝。这自然是一个很妙的结局。结婚那天，李安济所有在伦敦的朋友都来贺喜。新婚夫妇定居伦敦，李安济却是世界公民，仍然继续他的漫游生涯。

这个“框架故事”虽不免陈腐老套，却是很必要的。一百二十封左右的信，全靠这个“框架”组成一个整体。同时又可以借李安济儿子的经历添加一些其他材料，使读者不觉得单调。“框架”里，插进了许多短篇小说、童话、寓言、记事、史料，大都取材于杜哈德的《中国通志》。

书中有篇短篇小说，以中国“庄子劈棺”的故事做材料，很紧凑。这段故事是从《庄子》一书中的“鼓盆而歌”以及“庄周梦为蝴蝶”等章节演绎而成，流传极广。元曲有《庄周梦》一剧，后名《蝴蝶梦》。法国杜哈德把这个故事收进他的《中国通志》，成为哥氏的范本。为了解中国原本的情节，我们摘录《曲海总目提要》的一段作为比较的资料。

庄周一日游山下，过一新冢，有少妇缟素扇坟，曰：“受夫约，坟土干乃嫁，故扇之，欲其早干耳。”周用术挥扇，其坟立干。少妇以扇为谢。持归语田氏，正色詈之。周曰：“人心不可测，何詈为？”田益大诟，夺其扇而碎之。越数日，周伪病，已而甚笃。田涕泣相誓。未几，周伪死。身俯棺，尽礼甚哀。忽一少年闲雅甚都，叩门请见，自称楚王孙，言向日愿为弟子，今来访，虽不获见，愿假馆读所著书。田氏悦王孙之美，浼其从者，强王孙赘于家，蠲家资以办婚礼；移周柩于别屋。盛装置酒以宴王孙。礼成，欲就寝，王孙心痛欲绝。其仆曰：“此疾得生人脑食立愈。”田以周乍没，尚如生人，持斧劈棺，欲取其脑，则周蹶然复生。田大窘。惧周睹王孙，强扶入卧室，而王孙主仆皆无有，田乃大喜。周见室有酒馔，且饮且诘之，并诘其易服移柩之故。田饰词以应曰：“卜夫当生，故用吉礼。”周作诗刺之。田恍惚见王孙在外，已又不见，乃知即周所幻化，惭惧自缢。周乃鼓盆而歌，歌罢盆碎，火焚其居，遨游四方。

此篇以庄周的际遇申述“人心之不可测”，因为庄周识得破，所以他能心地坦荡。这类说法，很可以代表中国几千年遁世派的思想。西方人居然也看出这是绝妙的文学素材，不肯轻易放过。不仅哥尔斯密引用这段故事，法国文豪伏尔泰也在《查第格》第二章摘取它作为原型，时间先于哥氏，我们不妨将两者作一比较研究。

查第格是一个明达宽恕的人。阿弱拉 是他的妻子，看见少妇可斯洛 依新冢号哭，急欲将冢旁河水转向他流，以冀早早改嫁。她回家以后，在查第格面前痛骂可斯洛。查第格一笑置之。有一次，阿弱拉出门三天，回家丈夫死了，阿弱拉大哭。傍晚，丈夫的朋友客独 吊唁，陪她一道掉眼泪。第二天，他俩一起进餐，哭得少些了。客独说，查第格已把大部分产业都托付给他，希望阿弱拉能和他分享；她还哭闹了一场，才慢慢安静了。晚饭，他俩同坐的时间更久些，谈话也更亲热些。但阿弱拉不免仍提起死者的好处，可惜他也有几个缺点，不如客独完美。他们边吃边谈，真是又苦又甜。客独忽然说身上作痛，阿弱拉亲手抚摸他的痛处。客独说：“只要有刚死的人的鼻子，割下一擦就会好的。”阿弱拉想：查第格人已死了，鼻子短些也不碍事，过阴阳界河的时候决不会因此被扣留。于是，她取刀进坟，正要下手，只见查第格一手掩鼻，一手推刀，起身说道：“夫人，你不要再骂可斯洛了，你割我的鼻子和她希望河水绕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查第格》的这段故事与“庄周鼓盆而歌”比较，除了细节上的不同，如转河、割鼻等等，大致的人物关系都是相同的。但是，伏尔泰的目的在于告诫大家，凡事不可太抱偏见，以为别人总是错的，自己总是对的；不应只看见自己的处境，不想到别人的困难。伏尔泰与庄子，虽然采用相同的素材，却表达不同的主题和意境。庄周对于人生是消极的，查第格是积极的；庄周是神秘的、出世的，查第格是现实的、入世的。庄子的故事中可以虚构幻境，《查第格》书中则不能。伏尔泰把这个古老的中国故事加以改头换面，为的是抨击当时欧洲宗教和社会上排斥异己的恶势力。

材料全在人如何运用。在英国，哥尔斯密借用这个故事，目的是揭露当时社会上的虚伪婚姻。哥氏《世界公民》的第十八封信是这样“改造”庄子的故事的：庄周和韩氏本是一对最亲昵的夫妻。庄周看见一个少妇用大扇扇坟，庄问其故，妇所答与中国原本大致相同。庄将少妇带回家中，想让韩氏安慰她，不料韩氏把她大骂一顿，逐出家门。不一会，庄的弟子造访，庄忽中风倒地死去，韩氏痛哭不止。几小时以后，她开始平静了，读了丈夫的遗书。第二天，她的心已宽慰了不少；又过了一天，居然转而去安慰庄的弟子。第四天，两人情投意合，结下终身之缘。于是预备婚礼，情节略同原本。这时，庄的弟子又与庄一样猝然晕倒不起，必须取刚死的人的心磨擦胸部，才能痊愈。韩氏急开庄棺，不料庄已复苏，渐渐起身，出棺环视屋宇，灯彩辉煌。正诧异间，忽见韩氏尸体，刀刺及心，倒血泊中。庄就把她放进原有的棺材里，又趁灯彩喜筵都筹备齐全的时候，当夜娶了扇坟的寡妇。他俩彼此恩爱，白头偕老。

看了哥氏的作品，我们感到其中的情节虽近于中国原本，观点却近于伏尔泰，旨在抨击某种陋习。哥氏曾明确地写道：“许多英国人结婚，目的只在得到一个月的快乐……他们希图的是一时的狂兴而轻视终身的安乐。因此，狂兴过后，他们表面上虽是一味地虚饰，内心却正怨恨，在别人面前做出许多假套，背后却瞪着眼睛，视若仇敌。”

总括庄子故事的中，法、英三种不同版本，可见：哥氏与伏氏意在抨击社会陋习，《庄子》原本却为了研究人心深处的隐秘的潜意识。前者借这段记事纠正习尚，后者引一篇“奇迹”讽谕人生。研究比较文学者最大的兴趣，恐怕就在于看到相同的材料经过不同的处理，最后因民族精神的差异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艺术。

当时，哥氏引用这材料是因为这篇中国故事在英国文坛上很风行，珀西（Thomas Percy）曾把它译成英文。我相信哥氏大概读过珀西的译文，因为他俩是朋友，而且珀西的译文与《世界公民》刊行的时间又相去不远。

庄周的故事载《世界公民》第十八封信，系哥氏根据中国原本改编演绎而成；同书第四十八封信则又是另一类型。它是一篇童话，而这篇童话是取材于哥氏本人的亲身经历，假托为中国故事。

《世界公民》连载近半，哥氏的经济情况已大为改善。他搬入考究的住宅，许多亲戚朋友都登门找他。一个过去的同学进了他的家门，说某贵妇十分喜爱珍奇的小动物，愿以重金买一对印度的白鼠。现在，他有一对白鼠已经运到，却没有钱买笼，也没有象样的衣服穿了去见她。这一切，只要两块金洋就可以办到。哥氏是个软心肠的人，一摸口袋，可惜只有半块金洋。过了一会儿，那位朋友吞吞吐吐地说道：“你那只表还可以当钱，好在借几个小时就还你的。”哥氏真的把表当了，但从此再也没有看见那位朋友，表也一去不复返了。

这段亲身的经历，哥氏把它改写成一篇童话，说是据中国历史记载，两万年以前有一个国王，有才有貌，却因爱一只绿眼白鼠，差点把新婚的王后都抛弃了。所谓“因小失大”，是一般人，尤其是占据高位的人所应该避免的过失。

哥氏以讽刺社会习尚为己任，便到处搜集材料。杜哈德的《中国通志》中说：

“老子训弟子道：且看我这根舌头，是不是因为它柔软而能伸缩，才留存到如今？反言之，我们的牙齿所以损落，是不是因为它们过于坚硬？” ^[2]

哥氏改写如下：

“……一个老人问道：这里有两件东西。一件是硬的，有抵抗性的；一件是软的，没有抵抗性的。请问哪一件可以持久？”自然是那硬的东西呀。“不，你错了，”他答，“我今年已八十岁了，但你看我的嘴里，牙齿虽然已经掉光了，舌头却还是完好无缺。”

哥氏在《世界公民》中选录了不少孔孟老墨等诸子百家的遗训，以上举例，仅是龙鳞豹斑而已。他没有读过这些遗训的原文，都是间接得到的第二手资料，有些还是自己杜撰的。至于行文笔调，那更与中文原文相去甚远，只能隔靴搔痒了。当时的西方人认为，东方的文章都应该玄虚、晦涩、完美、高健；他们都说，李安济的书信体文章决非东方人手笔。哥氏借李之口反驳道，“英国人要教我写中文的方法，实在可笑！”

哥尔斯密采用中国素材，不过是“为我所用”，至于认真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当时应推著名的《英国古诗存》的编者珀西。他在两年之中出版了三种关于中国的著作。

首先出版的是1761年《好逑传》的译文，连附录在内共四册。珀西把《好逑传》译成《怡情史》（ The Pleasing History ）。珀西是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经商的一位商人威尔金森那里得到这本原著的。威氏为了学习中文，把该书的四分之三试译成英文，又请另外的人把剩下的四分之一译成葡萄牙文。珀西便亲自将葡萄牙文部分转译成为英文。他编译此书的理由是：一、中国的长篇小说迄未译成英文；二、从小说里可以了解一国人民的习惯风尚，比游记史论更为详尽。小说是人生的表演。三、读这部小说，可以看到中国作家的技巧。这部小说的缺点是曲折太少，引喻不够确切生动；论叙太干枯冗长，缺少情感的激奋和想象的驰骋。这恐怕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温良恭俭让，好静不爱新奇所致。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文学就有几大优点，如不怪诞，合情理，布局平稳整齐，段落衔接紧凑。珀西对原文删改较多。1892年戴维斯（Davies）重译该书，曾指出，珀译从题目到文字都有很多错误，擅自增减的地方也不少。但在当时，珀西却是做了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1762年，珀西出版了第二种著作《中国诗文杂著》（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两卷。他的第三种著作就是翻译《庄子劈棺》的故事。

珀西的研究工作偏重于文学，琼斯（Sir Willia）却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东方学者”。他的全集1807年版，共计十三厚册，其中有关于“中国学”的探讨。大凡一种文化受到另一国的欢迎或者抨击，高潮过后，就会有人以学者的冷静态度去作比较客观的探讨。十八世纪的“中国热”，到1780年左右高潮就过了。

总括全文：英国十八世纪的文学采用中国材料，1740年以前可以视为准备阶段。这个时期，英国国内有斯梯尔、艾迪生等首创，国外有法国的基勒脱、达雄等开此先河。1740年至1770年为全盛时期，主要作家有墨菲、哥尔斯密、珀西等，再加上法国的伏尔泰，关于中国的材料广泛采用于戏剧、小说和散文三大领域，而哥氏的《世界公民》为最重要的作品。1770年以后进入衰落时期。至于十八世纪英法人对中国的态度，总的是尊崇爱慕的。我们若将1750年英国人的态度与1850年相比，很容易察觉其间的区别。

原文载于《英国诗文研究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

[1] 参看 Modern Philology ，Vol．XIV，No．1．

[2] 老子《道德经》讲到柔弱刚强的话很多，却没有特别提到舌头和牙齿。兹录一节意义相近的如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财共。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又，《说苑十·放慎篇》载；“常枞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可以语渚弟子者乎？’常枞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常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枞曰：‘嘻，是已。’
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每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 tEIhBjazYYm3ovPeqQXICOa7Mkt/ScnPSbDjbEZkug7FWyc2omORkiyuFPeBof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