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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语构式语法研究概览

20世纪末构式语法理论被引入汉语研究。张伯江(1999)运用构式语法对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进行探讨。这是国内最早运用构式语法理论进行汉语研究的文献。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从对构式语法理论进行评介到尝试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分析汉语构式,再到把相关研究成果应用到汉语教学,从而获得关于该理论和方法改进之启示方面,成就斐然。不但有专著出版,还有大量论文发表。

3.1 构式语法理论介评和构式语法理论研究

构式语法引入到汉语研究中后,国内学者首先介绍和引入了构式语法理论,并对其进行了评价。一种是专注于构式语法代表作的评介。如牛保义(2006)对类型学取向构式语法研究的代表作《构式语法的跨语言研究》(Fried &Östman 2004)的述评,吴海波(2008)对认知取向构式语法研究的代表作《运作中的构式:语言中概括的本质》(Goldberg 2006)的简介、周洋(2016)和陈满华(2016)对历时取向构式语法研究的代表作《构式化与构式变异》(Traugott& Trousdale 2013)的评介。此外,还有刘国辉(2008)对《语法构式:溯源》的述评、完权(2011)对《构式语法中的认知音系学》的评介等。

在构式语法理论的介绍方面,王寅(2001,2011)论述了构式语法的特征,在把它与生成语法理论进行对比的基础上,阐发了构式语法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邓云华和石毓智(2007)介绍了构式语法理论的产生背景。

在构式语法理论的评介方面,陆俭明、严辰松、邓云华和石毓智等学者都采用辨证观来看问题,在指出其主要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比如,陆俭明(2004a,2004b,2008)认为,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在于能说明各种不同句式产生的原因与理据;能揭示影响句义的因素及句义的组成,避免把句义误归到句中某虚词头上。同时,不足在于对构式的定义范围过宽,从语素到复句,构式的数量无限,而且还会造成在解释中的自相矛盾。构式语法没有说清构式大于组成部分之和的那部分意义是从哪儿来的。严辰松(2006)认为,构式语法提供了一种研究语言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其成就表现在:第一,打破了词法和句法之间的壁垒,这对解释汉语现象尤为重要,因为汉语缺乏丰富的形态,词法和句法之间的界限更模糊。第二,区分句式义和词义,并指明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解释了一些过去说不清楚的问题。第三,它把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看作一个连续统,采用“所见即所得”的方法,对语言现象进行了全新的分析和解释。其不足表现在:构式语法能否对语言现象作出全面描写和解释?构式有不同的层次,其抽象度也不一样,组合规则应如何确定和描述?这些问题有待解决。另外,根据构式的定义,就会推出语言中有多少个词就有多少个构式的结论,这就影响了语法分析的简约性和概括性。邓云华和石毓智(2007)认为构式语法的成就主要有:第一,构式语法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即:语法形式和意义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第二,构式语法主张从大量经验事实中归纳规则,其研究对象明确而具体。无论核心结构还是边缘结构,在构式语法看来都有研究价值。这些基本原则与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的相关发现相符。局限主要有:第一,Goldberg把复杂的语法结构与词、语素都作为构式来分析,这不利于语言研究,因为语素和词的语音是约定俗成的,不能相互作用和替代,而句法结构是能产的,允许各种各样的新组合、搭配和合适成分的替代。第二,构式语法尚未解决语法结构的多义性问题。第三,它无法解释一个构式的跨语言的差异。第四,适用的结构类型有限,因为并非所有结构都能概括出其类型意义。第五,确立语法结构的标准不明。第六,语法哲学观模糊不清。综上所述,陆俭明、严辰松、邓云华和石毓智等学者都认为构式语法在沟通词法与句法、语法与语义,揭示句义与句子组成部分的意义之间的互动方面,有特别的贡献,但构式定义过宽,或导致论述的自相矛盾,或影响了语法分析的简约性和概括性。比如,说构式义和成分义会互动,但语素其实没有组成部分。说构式义不具有可推知性,但被看作构式的常规句式其意义具有可推知性。难怪邓云华和石毓智(2007)、刘丹青(2010)等都认为构式语法对语义不透明的特异结构的分析更有用武之地,对语义透明的、规则性语法结构,很难确定整个结构体所要表达的完形意义是什么,而且也很难有什么新发现。

在21世纪,侯国金、施春宏等学者对构式语法研究的不足作出了更全面的思考,施春宏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观点。侯国金(2013)列举了构式语法的八大弱点,如观点不清、过度夸大语法和语义的关联等问题。施春宏(2013)对构式观的形成过程、理论结构及其分析策略做出了新的逻辑分析,并思考构式理论的效度问题。施春宏(2016)在反思现有构式语法理论模型和相关研究方法不足的基础上,倡导构建一种新的构式语法分析模式——互动构式语法。该文从如何理解构式系统中的互动关系和如何考察处于互动关系中的构式系统这两个方面来说明构建互动构式语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了精致还原主义/精致整体主义这一互动构式语法的方法论原则,主张构式语法的不同研究路径可以在互补中互动互进。该文是中国学者从事构式语法的理论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本书认为,构式语法理论最初是基于英语而创立的,不能生搬硬套地运用到汉语构式研究中。中国学者在汉语构式研究中进行理论反思甚至建设是必要的。像施春宏(2016)这样的研究应该更多些。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的构式语法理论研究正在逐步深入。从最初的重引进到近年来的重评价和反思(评价从以正面为主到正反两面兼顾),从重在评价他人的理论体系到开始着手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些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3.2 词义与句式义的互动关系研究:构式压制和构式化

国内学者也对论元结构构式(即句式)的意义和词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以沈家煊、陆俭明、袁毓林、刘国辉、李敏、张韧、严辰松、熊学亮、张伯江等人为代表。比如,以沈家煊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句子有自身独有的整体意义,这种意义与动词词义、动词的论元成分的意义无关或关系不大。袁毓林(2004)则回答了陆俭明提出的“句式义从哪儿来”的问题,认为句式义来自核心动词的论元结构,如“NP+V+NP+NP”构式就与“NP+V+NP”构式意义不同,前者可用来表达“给予”义,而后者则没有这种意义,但可表达“取得、获得或失去”之义。袁毓林还用词项的结构套用来解释既往配价研究中发现的所谓配价增容现象。比如有些二价动词却进入了双及物构式,成为带有三个论元的“三价动词”。袁先生所谓的词项的结构套用其实与构式语法强调的“句式义对进入其中的动词的意义具有压制作用”是相似的。在构式义和词义关系的讨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陆俭明(2004)和王黎(2005)关于构式语法和词语的多功能性的讨论。其争论的焦点是:究竟是该用词语的多功能性来解释构式语法还是反之。陆俭明(2004a)认为,之所以“包含的词语相同、其词类序列相同、构造层次相同,内部语法结构关系甚至语义结构关系相同,句式义却不同”,是因为词语的语法—语义的多功能性。换言之,陆先生认为该用词语的多功能性来解释构式的多样性。这种“多功能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同一类词,语法功能可能不同;(2)中心谓词实际支配的论元的数量(配价数)有时会发生变化;(3)论元的语义角色会发生变化。正是因为词语的多功能性,才形成了不同的构式。与此相反,王黎(2005)认为该用句式的多样性来解释其中词语的多功能性,这更符合认知实际。同样是从认知语法角度进行分析,张韧(2007)却与王黎观点相反,他认为成分义(词汇义)本身是构式义的一个方面,因此不能通过构式义来解释一个成分的灵活使用。李敏(2006)则强调句式义和词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压制和反压制的互动关系。构式对成分的压制使动词带上了原本没有的意义,反之词义对构式义的反压制造成了句式的歧义。

句式义和词义关系研究,是构式义与成分义互动关系研究的一个特类。这种互动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是构式压制,即构式义对成分义的压制。对构式压制现象的研究,也是汉语构式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成果。比如,毕永峨(2007)探讨了现代汉语中不定量词的词义与其所在构式的互动以及其所在构式在口语中呈现的分布与演变,指出不定量词的认知基础。袁野(2011)以构式压制理论为框架,研究了汉语体系统的各个子类以及体压制现象。施春宏(2015)主要从语言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讨论了构式压制现象,倡导建立互动构式语法,对构式形义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同时对语言用变和演变机制提出了新的思考,认为该理论在界面研究上有更大的价值,对构式压制现象的研究更加深入。

3.3 共时平面的汉语构式语法研究

随着构式语法理论引入国内,学者们纷纷尝试运用这一新理论/方法来分析现代汉语现象。现代汉语构式研究主要包括特殊句型句式研究、图式性构式研究、实体性构式研究等。当然,这里说的图式性构式研究不包含句型、句式研究,主要指框架结构研究。实体性构式研究包括词、习语研究。

构式语法视角下的现代汉语特殊句型句式研究,主要是旧题新做 ,涉及双宾句、“把”字句、“连”字句、“被”字句、差比句、存现句,等等。例如,张伯江(1999)在构式语法视角下审视双宾句(张文称之“双及物构式”)的句式义的影响因素,开启了运用构式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句式的先河。他把双宾语句“V+N1+N2”的基本语义概括为“有意的给予性转移”。张伯江(2000)运用构式语法理论考察“把”字句的图式义与内部各成分的次序、远近、多寡之间的关系,认为后者是影响句式整体意义的重要因素。该文从关注“变换观”转移到“句式语义”,论证借助认知心理学的顺序原则、相邻原则和数量原则更能说明‘把’字句各特点之间的逻辑联系,显示了把握整体这种方法更广的解释力。刘丹青(2005)深入比较了典型“连”字句和非典型“连”字句的特征,发现后者是不可分解结构,只能用整个“连……都/也”构式来解释非典型“连”字句。张克定(2009)对存现句进行了认知和构式研究,他按照认知语言学的图形—背景关系,把汉语存现句“时地短语(G)+动词+名词性短语(F)”视为GtF构式,发现背景G具有时空参照性,图形F则具有焦点突显性,动词则具有表达存现关系的作用,叫作过渡t。王勇和徐杰(2010)以构式语法理论为基础对汉语存在句进行了研究。吴为善(2011)对递进性差比构式“一M比一M+VP”的次类进行了考察,发现它有四个次类,其中第四类,即表示遍指性非差比义的那一类,其构式义不具有可推知性,是更典型的构式。袁红梅、梁婧玉(2016)考察了新兴“被”字句的三种主要构式义:“被谎称或捏造”义、“被强迫”义和“遭受”义的意义建构模式,解释了语义组合超常现象和语言运作所反映的集约化效应。

构式语法视角下的现代汉语图式性构式研究,在现代汉语构式研究中成果最丰富,涉及的图式性构式有“爱V不V”“爱V V”“别VP(了)”“有VP”“再A也B”“NP的VP”“有一种X叫Y”“怎么X怎么Y”“A不到哪里去”“从X到Y”等。例如,刘承峰(2004)从范围、定位和语义角度对“爱V不V”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意在体现说话者对不同动作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的蔑视。吴长安(2007)分析了以“爱咋咋地”为代表的“爱VV”构式的意义,认为这种祈使构式意在表达说话者无所谓和不耐烦的态度和情感。项开喜(2006)从“有意—无意”的对立角度,通过对“别VP”的句法和语义的分析,总结出“别VP”的两种构式义,即“制止”和“防止”,前者表示有意的动作行为,后者表示意外的结果或事件。付习涛(2006)考察了“有VP”构式复兴的内外动因。李会荣(2007)分析了“再A也B”构式的类型。李云靖(2008)对“NP的VP”进行构式语法阐释。昌梅香、祝晓宏(2008)分析了构式“怎么X怎么Y”内部的逻辑关系,认为该构式是由无条件关系复句和充分条件关系复句紧缩而来。吉益民(2011)考察了“有一种X叫Y”构式的意义和用法。朱军(2010)根据固化程度标准分析了“从X到Y”的结构特点、语用特点和意义类型,认为其构式义有程度义、列举义、否定义、范围义、因果义、强调义等类型。唐雪凝、张金圈(2011)考察了“这NV的”构式的意义和用法,认为它表示感叹性评价。吴为善、夏芳芳(2011)考察了“A不到哪里去”构式等。陈一、程书秋(2016)运用概念整合理论解释“我别VP(了)”的构式整合机制及语用价值。

构式语法视角下的现代汉语实体性构式研究包括词、习语等。汉语词语性构式研究,成果并不多。如陈满华(2008)对汉语联绵词(如:彷徨,咖啡),普通词语(如:火车,地道)和词语的重叠式(如:摇摇摆摆,干干净净)的构式研究。汉语习语的构式研究(按:专指内部不含变项的习语)主要围绕成语。例如,刘宇红、谢亚军(2007)通过对广告词中成语仿用的研究,认为人们之所以可以理解“随心所浴”(即“随心所欲”的仿用)的原因是因为构式压制了“随心所”与“浴”之间的语义冲突,使之成为构式的整体结构与意义。成语仿用体现了构式具有相对固化的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的特点。王寅、王天翼(2010)对汉语明喻性质的成语的特征进行了构式分析。褚俊海(2013)借助对“美轮美奂”一词词义及其成词过程的分析,讨论了词汇化与词法构式之间的关系。褚俊海(2013)的研究已经带有一些历时色彩。

3.4 历时视角的汉语构式语法研究

近年来,有些学者受语法化研究名家Traugott与构式语法著名学者Trousdale合著《构式化与构式变异》的启发,开始将构式语法理论引进到汉语历时研究,探索构式的历史形成和构式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试图把构式理论与语法化理论相结合。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不久,成果不多(在我们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到的1539篇汉语构式研究论文中,历时视角的仅 11 篇),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比如,董正存(2016)考察了副词“打死”的产生,发现它与“打死”让步条件构式的省缩密切相关。王娟(2015)考察了表被动“见V之”的构式化及其中的“之”的语用功能。罗美君(2015)从构式语法角度对表示抽象增量的“S比N还A”构式群及其历史承继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构式可追溯到唐朝的“X比Y还VP([+超过])”结构,这个结构经过重新分析和扩展,产生了新构式“S比N还A”,“还”从转折义演变成具有[+超过]语义特征的焦点标记词。增量构式“S比N还A”在元代基本形成,明清时期繁荣发展,在现代汉语中产生变异,形成了四个次类。构式的历史承继关系是在构式的主观化、认知的虚拟化和词语的概念化促动下形成的。构式从C1→C2→C3→C4演变的过程也是抽象构式主观化的过程,符合人类认知活动的一般规律。林海云(2015)考察了“VP+NP处所”的历时演变,并作出了认知解释。作者认为,在古汉语中,路径类运动动词带处所宾语是处所范畴句法表达的主要形式,方式类动词带处所宾语的情况逐渐减少,动趋式带处所宾语自产生之初稳步上升。构式“V 路径 +N 处所 ”与“V 方式 +N 处所 ”内部象征成分之间自主/依存关系是其组配的基础,这两类构式发展演变为“动趋式+N 处所 ”构式是受到汉语运动事件概念化方式的影响。

综观上文§3.2至§3.4关于汉语构式语法本体研究的回顾,国内构式语法本体研究,无论共时平面的还是历时视角的,研究对象范围不断扩大,从特殊句型句式研究到所有图式性构式研究,再到实体性构式研究。其中不少个案研究在构式语法理论视角下对所研究的汉语现象作了比以往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对研究方法的探讨也作了很好的尝试。研究内容日益全面化,包括对构式的结构、意义和用法以及构式压制现象的描写。近期还开始出现历时视角的研究,使解释的维度更多。这样,研究方法和视角渐趋多元化。但是,总的说来,汉语构式语法本体研究,大多数属于微观个案研究,宏观系统研究很少;大多数属于共时研究,历时视角的研究很少。缺乏历时观照,就会使对构式的共时结构特点、意义类型、语用功能等的解释因缺少一个历时维度而显得不充分。

3.5 汉语构式语法的应用研究

目前,有些学者把构式语法应用于汉语母语及对外教学中,但成果较少,总体看来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一领域,陆俭明、苏丹洁、董燕萍、梁君英、陈满华、张辉等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论文,其中陆俭明、苏丹洁倡导的“构式—语块”分析法和教学法的系列成果已引起广泛关注。陆俭明(2009)在对当代语言学理论与汉语教学进行宏观探讨时提到构式语法理论,指出构式语法对汉语教学中存在句的句法和语义有一定的解释力;陈满华(2009)探讨了构式语法理论对二语教学的启示;苏丹洁(2011)以构式语块教学法对兼语句进行实验,证明了构式语块教学法的有效性,指出对汉语第二语言语法教学来说,构式语块教学法具有可取性、可行性和有效性。苏丹洁、陆俭明(2010)认为应以认知视角对待语言的共性与个性,将构式语法理论和组块理论结合起来,运用到教学中,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新方法,即“构式—语块”分析法。该分析法指的是结合构式理论和组块理论对构式的句法、语义和功能进行全面分析和合理解释的方法。陆燕萍(2012)以构式语法理论为框架,采用测试法,对英语母语者在习得汉语过程中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指出构式语法在分析汉英动结式差异方面和促进汉语动结式教学方面的作用。国内也有学者对构式语法研究在汉语对外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理论总结。比如,施春宏(2011)在“构式”观念指导下,总结了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构式研究的基本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为构式语法的汉语教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徐维华、张辉(2010)探讨了构式语法对二语教学的启示,认为应对所有语言现象同等重视。林正军、刘永兵(2012)在构式语法视阈下探讨了英语语法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建议教师应重视母语构式和目的语构式的对比教学,避免学生把目的语构式生搬硬套到母语构式中。纵观这些研究发现,基于构式语法的教学研究还处于启示、摸索阶段,实证教学研究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构式语法理论为教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值得大家进一步探索。至于构式语法理论能否以及怎样运用于中文信息处理方面,尚未见到有关研究。 DFyuVXC0WFAptTfMcHbAPw7rkemq88zKD7LRTCbTzo33/oUT2NkSbpdHutnGhW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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