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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爱玲的《现代汉语常用构式的共时与历时互动研究》这部书稿，我欣慰而兴奋，因为她的研究很有特色：理论阐述深刻而透彻，创新之处比比皆是，能瞄准研究对象精准发力，朝着研究目标努力奋进。我的序文只从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两个方面说起。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研究对象较为具体，与研究内容相关性较大；研究目标较为宏观，与想要达到的境界和标准相关性较强。尽管如此，二者的联系仍是十分密切的，这篇序文对二者的界限，有所区分，但行文中，无严格要求。
本书避免了国外关于构式研究中定义的两种偏向：一是，Goldberg对构式界定过于宽泛，无限扩大构式的外延；二是，Bybee对构式界定过于窄狭，任意缩小构式的外延。爱玲注意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精华，避免其研究中的缺陷，综合了汉语研究的成果，依据汉语自身的特点，按照自己所规定的研究范围的实际，给出的定义相对科学严谨，对内涵和外延把握适度，对构式范围的界定清楚明了，与语言事实吻合度高，例外少。
本书把现代汉语构式分为特殊图式性构式、常用图式性构式、实体性构式三类，分三章逐类论述。理论新颖，方法多样，分析深入，结论可靠。第一章尤为突出，本章中特殊图式性构式指的是同语反复构式，简称同语式，它是作者重点研究的对象。本书能对同语式展开共时视角、历时视角和语言类型学视角的全方位考察，这表现出了作者的一种知难而进的精神，因为：其一，同语式是形式语义学研究中比较棘手的一个课题。其二，同语式意义的性质不好确定，在现代语义学和现代语用学中已经形成不同的难以选择的研究路径。作者愿意直面棘手难题，对同语式意义的性质不仅给以圆满的回答，而且还以图表彰显了意义归纳的过程。更为可贵的是，创造性地用构式承继网络的形式，对各有表现型同语式的意义作出系统清晰的表达，使形式和意义互证。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比较的方法虽然常见，但往往效果明显。本书比较对象广泛，比较方法讲究，当然成效更为显著：①跨类比较法的运用：本书比较了多种类型的同语式，如有所保留的认同型、强调特点的恒定型、互不相关型、不遗余力的批评型等等，揭示其相似与不同之处。这些多种类型的相互比较在第一章各节均有不同用例。②跨语言比较法的运用：本书立足于汉语，对不同类型的同语式进行了汉俄、汉波、汉英、汉日对比。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同语式跨语言的比较中，作者进一步突显了汉语同语式在句法、语义、语用上的特点，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同语式在不同语种中的差异。作者放开眼界，关注到汉、英、俄、日、波等诸语言中的对应现象，同时有所侧重，意在挖掘汉英两种我们所熟悉的大语种同语式在句法实现、语义特点和使用背景上的不同。总之，全书（尤其是第一章）视野开阔，内容丰富，用例得当，方法娴熟。
作者在分析构式研究现状中，发现前人的构式研究本体多于应用，实证多于理论；在实证研究中，共时多于历时；在共时研究中，微观个案研究多于宏观系统研究；在个案研究中，描写多于解释。针对上述问题，本书在追求共时与历时互动、个案与系统互证、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这种尝试使作者有所发现，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批评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把同语反复构式称为“无聊命题／空洞命题”的做法。经验主义哲学家认为，从逻辑学角度来看，同语式是不传递任何新信息的，因而是无聊命题／空洞命题。而本书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出发，有了新的发现，认为：同语式在频繁的言语交际中所表达的是一种特定的意义，这种意义最初只是一种依存于特定语境的语用意义，而后因为高频使用而固化为同语式的整体规约意义，也叫格式义。作为一种格式，同语式在交际中往往能够实现言有尽而意无穷或意在言外的交际意图。这一发现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形式语义学的难题，而且在对不同构式的研究中概括出不同的格式义。例如认为“NP是NP”这种同语式共同的底层意思是表示确认，这种确认义可以细化为对普通范畴成员资格的确认、对典型范畴成员资格的确认、对单元集成员资格的确认等意义。再如对凸显差异类同语式不同意义类型的概括：不容混淆型、不容类推型、毫无保留的称赞型、不遗余力的批评型等。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对同语式意义的探索是层层推进、卓有成效的。第一，反驳了John Locke“同语式不传达新信息，是无聊命题／空洞命题”的说法。第二，从理论上深入论述了同语式意义的层次性。第三，从对大量的语言事实的描写和分析中，揭示同语式意义的多样性。以上看法，观点新颖，见解深刻，自有独到之处，对同语式意义的发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书看起来好像是一本字数不多、分量不重的著作。其实不然，这是一本理论阐述透彻，实证用例讲究的学术著作。为了这个从上个世纪末至今逐渐成熟的仍处于前沿的课题，为了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使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融合，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她对这一课题研究目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达到研究目标的条件也是充分的，这里只讲三点。
作者从事构式研究的历史很长，算是进行这项研究的有心人。从2000年入学攻读现代汉语方向研究生开始，她就对现代汉语构式产生了兴趣。虽然当年她的研究目标和对象不如现今这样具体、明晰，当时只是称之为“格式、特殊句式”，但她致力于此项研究起步是较早的。在读研期间，课程论文和学年论文的选题均与这个课题相关。其间，也曾就本课题接受过多名任课老师的指导，并经常与同门同级的同学讨论。当时讨论最多的是“什么N不N（的）”和“比N还N”的句法语义特点。在读硕士期间，她就有《“X比N还N”句式探讨》等相关论文发表。毕业以后，在现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中，又不停地读书、钻研，用功甚勤。随着研究能力的不断提高，围绕这个课题的研究也逐步深入，经常有构式研究的论文出现在各类学术期刊中。近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作者始终如一地追逐着这个目标，集腋成裘，便成就了这部专门研究构式的著作。
作者语言学视野开阔，对本课题研究背景理解深刻。绪论中的“构式研究面面观”写得十分精彩。首先，梳理了构式语法发展简史：讲解了其哲学基础及来源，论述了不同学派形成的学术背景。接着，详细介绍了国外构式研究的四大流派：伯克利构式语法、认知构式语法、认知语法和激进构式语法，并介绍了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研究现状、主要观点及其思想发展的过程。后来，又比较了四大流派研究中的相同之处，即其构式语法的本质是一致的，他们的工作设想与生成语法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同时也比较了四大流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构式的界定、描写和对构式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这些背景反映了作者对本课题研究思想准备充分，语言学基础扎实，对构式研究的理论目标的确立、事实用例的选取均思考透彻，入手稳健。
本书还从国内构式语法理论研究、词义与句式义的互动关系研究、共时和历时研究等多角度、多层面地论述了汉语构式研究的成果及不足。作者推崇施春宏先生的构式研究。施先生在反思现有构式语法理论模式和相关研究方法不足的基础上，倡导构建一种新的构式语法分析模式——互动构式语法。施先生重点讨论了精致还原主义／精致整体主义这一互动构式语法的方法原则，主张构式语法的不同研究路径可以在互补中互动互进。作者称赞施文是中国学者从事构式语法理论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作者还认为，构式语法理论最初是基于英语而创立的，不能生搬硬套地运用到汉语构式研究中。中国学者在汉语构式研究中进行理论反思和开始着手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上述的评论热切中肯，恰如其分，是很有眼光的。这反映了作者对汉语构式研究新理论的期盼和渴求，也反映了作为这一课题研究者，对自己研究目标的一种责任担当。
学术著作水平的高下与作者的理论修养关系密切。本书可以说是构式研究的上乘之作，这是由于爱玲在近二十年的教学研究中养成了在敏锐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考的习惯。而且，她在借鉴国内外语言理论的过程中独具慧眼，善于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上文已谈到作者对Goldberg和Bybee关于构式定义两种偏向的批评，从而使自己给构式的定义更加完善、科学；还谈到对John Locke关于同语式意义问题的错误看法的批评，从而使自己关于同语式意义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本书在吸取前人理论精华方面更是成绩显著。其一，运用三个平面理论进行共时描写，描写所选定的十几个现代汉语常用构式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其二，在认知语义学背景下描写构式“真是的”“没说的”等的多功能性。其三，在历史语言学背景下展开构式的历史形成研究，即追溯构式的形成历程，勾勒其演变路径，揭示其演变规律／机制，解释其演变动因。其四，在语言类型学背景下对有些构式（如同语式“不要太A”“没说的”等）的形式、意义或用法进行跨语言或跨方言的比较，揭示其共性和差异。作者不限于在单一理论背景下作静态描写，而着力追求从多种理论所提供的多种视角来解释构式的共时特征，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构式研究的形式与意义互证，共时与历时互动，内部比较与外部比较兼顾。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作者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为自己的构式研究不断地注入活力，在诸多方面均有新的突破。
理论和方法是相伴而生的，爱玲的构式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新的拓展，而且在方法上也有新的探索。除了上文所说的创造性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外，在其他方面也有新的尝试。例如采用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互证的方法：一方面，用构式的历史形成（即构式化）来解释构式（如“没的说”等）的共时用法的多样性、跨例或跨地区共性和差异；另一方面，通过对构式共性特征的描写，来辅助构拟无历史语料反映的历时演变的历程和路径。再如，结构分析和认知分析相结合：把结构主义的替换分析、变换分析、分布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的句法相似性分析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先通过结构主义的多种分析方法刻画构式内部成分的句法可变性（聚合可变性和组合可变性）、整体的结构定型性、语义凝固性，之后再从句法结构对语义结构的临摹（即句法相似性）角度作出认知解释。作者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现代汉语常用构式进行共时和历时互证、结构主义描写与认知主义解释相结合型研究，这种探索总体上是十分成功的。
本书绝大部分章节的研究都是以对大规模真实语料的详尽调查和统计分析为基础的。对语料来源的严格把关，对语言事实的准确认定，既能反映出作者的治学态度，也能体现出论著的学术质量。在这些方面，爱玲是十分认真的。
现如今，社会发展迅速多元，利益寻租急切狂热。在这种情况下，爱玲能摒弃时弊形成的浮躁，躲进清静的书斋，坐稳硬冷的板凳，奋笔疾书，难能可贵。
张爱民
2016年11月于师大东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