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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渊源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Natural Capital Balance),是指一个地区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资产总价值和把自然资源维持在某个规定水平之上的成本(负债)的报告。

在1992年之前,国际社会已经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自然资源核算研究探索。1946年,希克斯(Hicks,John Richard)首次提出绿色GDP思想;1953 年,国民账户体系被提出;1973年,苏联提出了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MPS);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相继开展了资源环境核算研究工作,如90年代挪威在自然资源核算上的探索等。而在1992年,随着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环境和资源核算的研究工作出现了新的契机。1993年,联合国统计司建立了与SNA相一致的、可系统核算环境资源存量和资本流量的框架,即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SEEA-1993)。在SEEA框架基础上,联合国分别在2003年和2012年发布了SEEA-2003框架和SEEA-2012中心框架,详细说明了自然资源的物理量、混合环境——经济账户及其估价方法,并积极尝试将其提升到国际统计标准,增加了环境退化及相关措施和评估方法的讨论。至此,资源环境核算已从理论体系摸索阶段过渡到了实际核算和实践阶段。但是,目前国际上尚无可以参考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框架,而国内的研究也多停留在诸如宏观账户处理和分类等想法,还不能系统地指导我国国民账户体系的具体改进模式。

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负债表编制更强调不能“负债”,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主张保全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资产,主张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权益归全体人民。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资源环境经济投入产出分析”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资产负债表”,以下对这两种资源核算与分析方法进行概述。

一、资源环境经济投入产出分析

经济活动对资源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生产中吸收的资源投入来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源于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分析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关键在于分析资源投入量和污染物排放的量。

投入产出分析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W.Leontief)研究美国投入产出时提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是具有一般性的资源——环境——经济间数量关系的描述与分析框架,其研究成果于1936年发表在哈佛大学的《经济统计评论》上。投入产出分析是研究经济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在投入与产出方面相互依存的经济数量分析方法,提出在投入产出表中反映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方法。如利用加边矩阵法研究资源环境问题,利用实物——价值型模式研究资源和环境问题,利用投入占用产出技术反映资源环境存量。

资源环境经济投入产出分析从理论上解决了以下三大基本问题: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基础上;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数量联系;建立起经济学中微观成分与宏观成分的有机结合。

资源环境经济投入产出分析模型的优缺点及改进方向如下:

(1)投入产出分析揭示了经济体内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它既综合了微观经济考察和宏观经济研究,又结合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计量,并且它能有效地揭示各部门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2)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非结合性假定要求部门只生产一种产品,而且部门之间不存在替代现象,这在现实中往往是不能严格实现的,会给分析结果带来一定的误差,直接消耗系数不变也是要求现实中生产技术保持不变,这往往是难以实现的。

(3)投入产出分析是建立在投入产出表编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将决定模型的分析思路,投入产出分析往往会局限于图表的编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灵活性。另外,模型对数据质量的要求也非常高。

(4)实际分析中对各部门的选择和划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选择正确的部门及合适的部门数量是实证分析的基础。

(5)各部门对环境的投入成本不能统一衡量,因为每个部门需要投入的环境治理成本也存在差异,因此并不能反映每个部门实际的环境治理状况,更不能说明其对环境的污染情况,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加入新的指标,如虚拟环境治理投入来反映。

因此,资源环境经济投入产出分析,总体来说强调资源——环境——经济三者之间数量上的平衡,存在先天的不足。其仅注重数量的分析,不可能进行质量、效益上的分析,尤其不能把由发展引起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的损失,加以完整、科学地计算。

二、可持续发展能力资产负债表

后续中国学者对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加以改进,如何对区域的“发展质量”进行评判成了学者们一直不懈努力而又没有取得重大理论突破的科学难题。1996年中国科学院牛文元、美国学者哈瑞斯(W.Harres)和布朗(L.Brown)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之下表达区域“发展质量”(quality of development)的观点。1999年,以牛文元为首的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在《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以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系统学解析为基础,在学术界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它的提出为开展区域“发展质量”评判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资产负债表”在本质上强调对于区域“发展质量”的评判,他从理论上解决了以下问题:(1)“发展质量”是区域“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在多维形式下的总和最大化;(2)求解实际的“发展质量”与理论的“发展质量”之差,是衡量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质量”的基础判别;(3)“发展质量”综合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平衡程度与和谐程度。它把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发展的质量表达进行了直接沟通。可以认为,它与“投入产出表”对于“发展数量”的评判一道,共同构筑了对于区域发展的整体认识。如果把一个健康的经济评估比拟为一只飞鸟,其“数量评判”(“投入产出表”)代表飞鸟的一翼,“质量评判”(“资产负债表”)代表着飞鸟的另一翼,不解决严格意义下的区域发展的质量分析,也就无法真正全面地评价和调控国家的发展,也就不可能真正评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可持续发展能力资产负债表”已经引入自然资源的“资产”、“负债”概念,强调对于区域“发展质量”的评判,综合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平衡程度与和谐程度,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进行内在联系,以发展的质量进行了直接沟通。 apdmlNKKA0E/yL1xjylbTRhMBwsB7K3sZR1/YhJita/vcRR/1wcX3JmMxna2Wb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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