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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交叉学科——环境政治学探讨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性理解与应对。环境经济学对生态文明的建设被学者们称作“浅绿”，而环境政治学对生态文明的建设被称作“深绿”。“深绿”的含义源于Arne Naess创立的“深生态学”的理念。要求对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事务提出深层的问题并寻求深层的答案，以克服浅生态学的认识局限。Herbert Marcuse
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危机的集中表现。在这种制度下，自然完全屈从于“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围绕生态问题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斗争”。环境政治学理论认为，从根本上讲，要化解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危机，仅从浅绿的层面关注自然环境的治理是没有出路的，而必须深刻认识引起这一危机的深层社会根源，并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极端生产方式和极端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入手，才能实现真正的绿色文明。
工业化生产和无度消费带来生态的破坏既是自然界的危机，也是人类基于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基础之上的价值观危机。从生态危机到绿色政治，后物质主义兴起，它倡导物质的增长要遵循生态优先原则，反对仅仅把物质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唯一标准
。当今世界各国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大致概括为三种模式或类型，分别是欧日的生态现代化模式、美澳加的生态行（法）政主义模式和“金砖国家”的可持续增长模式。这是各国家多元的环境话语体系和社会运动，以及更为基础性的绿色政治社会背景与文化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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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快速推进中的经济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为环境政治学的发展设置了一个既充满机遇、又构成制约的总体背景，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上述背景下找到中国环境政治学的适当方法论切入点（郇庆治，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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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国内的政治视角看绿色发展，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新理念新思想，认为绿色发展是“很大的政治、没有美丽中国就没有富强中国，绿色发展事关人民福祉民族未来”
。康沛竹等（2016）
梳理了习近平绿色发展视域下的生态生产力理念、绿色福利理念、发展与文明的关系，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回归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具有鲜明的破解当代中国发展难题的性质，有利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孙笑冰（2015）
分析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绿色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主脉，“绿色发展”是基本要求，也是衡量发展质量的标尺。着力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并重和共赢的环境友好型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主导性的绿色或可持续发展理论话语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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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尤其是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等突出的钢铁、煤炭、造纸、纺织、印染等传统行业，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绿色转型任务更为紧迫。绿色发展的研究视角选择具有广谱性，基于行业绿色转型视角，韩晶等（2011）
（2014）
指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面临着体制障碍、技术障碍和阶段障碍，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地方政府的制度软约束抑制了制造业的绿色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
指出，工业绿色转型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既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也将产生显著的效益，总体而言，效益远高于成本，这也是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根本动力。彭星（2016）
在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下分析环境分权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认为适度的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及工业绿色转型，过度的环境分权将不利产业结构升级及工业绿色转型。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分析，出口贸易的低水平扩张和全球价值链效应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进口贸易有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彭星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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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的消耗水平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能源的绿色转型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中国能源转型就是在“绿色”发展中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绿色增长（史丹，2016）
。何小钢等（2015）
的研究发现，中国总体上行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能源消耗，高能耗的特征明显。在能源、环境约束下，要避免走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杨万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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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过程中，优化经济结构和推升经济总量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承受更多的能源需求和环境压力，学者们开始尝试将资源与环境因素纳入到绿色经济效率的分析框架中。汪克亮等（2013）
基于中国不同省份、区域绿色生产技术的异质性，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水平严重偏低，距离全国最优绿色生产前沿改进空间巨大。于伟等（2016）
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效应，推动绿色经济效应增长需要增强区间统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城市人口空间布局等。王晓云等（2016）
关注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发现技术进步是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
钱争鸣等（2013）
（2014）
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发现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依次递减，与传统经济效率相比，我国整体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偏低。聂玉立等（2015）
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进行区域分析，发现沿海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表现出全面领先优势，中部城市效率最低。王家庭（2012）
利用2005—2008年我国28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后城市经济效率差异明显。Zhang X.P.等（2014）
测度了中国285个城市的资源环境效率，发现技术效率是影响我国城市资源环境效率的主要因素，城市收入水平与资源环境效率呈U型关系。卢丽文等（2016）
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进行测量，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但有逐步改善的趋势。
还有学者专注于绿色经济的某一分支。例如，高红贵（2012）
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为顺利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李宁宁（2011）
则指出了中国绿色经济的制度困境并提出了制度创新思路。李若愚（2016）
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及政策进行分析，俞岚（2016）
对绿色金融发展与创新进行研究。
有关中国绿色经济的宏观研究，中科院是国内对绿色经济发展转型研究的引领者，自2006年以来，《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持续关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以及绿色发展、低碳发展。2011年年度报告的主题是“实现绿色的经济转型”，报告认为，我国的绿色发展仍然面临技术创新、制度安排、基础设施、市场培育、系统整合与商业运作五大障碍。应从三个层面实现绿色经济转型：一是着力解决绿色领域本身的实际问题；二是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三是积极推进整个经济系统的绿色化进程，并建议国家制定“绿色发展基本法”。杨希伟等（2009）指出，战略规划滞后、激励约束机制缺位及缺乏核心技术三大“瓶颈”，将制约中国绿色经济。胡鞍钢则提出了通过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脱钩、提高资源生产率等举措创新绿色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