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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1
经济，指一定范围（国家、区域）内，组织一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活动与关系的系统的总称。而研究经济问题、探讨经济发展规律、解释经济现象成因的社会科学即称为经济学。
关于“经济”一词的由来，唯物主义代表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将“家庭”及“管理”两词的结合理解为“经济”。严复曾将经济一词翻为“生计”。日本人将其正式翻为“经济”，后由孙中山先生从日本将这一说法引入中国。
英文中economy源自古希腊语
（家政术）。
为家庭的意思，
是方法或者习惯的意思。因此，其本来含义是指治理家庭财物的方法，到了近代扩大为治理国家的范围，为了区别于之前的用法也被称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个名称后来被马歇尔改回经济学（Economics）。到了现代，如果单称经济学的话，是在政治经济学或者更广的层面来考虑经济，因此一般在指经济学的时候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同义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早有“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到1903年以后，中国学者才逐渐采用“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20世纪30—40年代，有的经济学家在编写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时，则将其称为“政治经济学”或“新经济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学界大多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而对政治经济学以外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则使用“经济学”一词。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古代许多思想家早就已经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并提出了不少今天看来仍有影响的思想。在西方，最早出现的经济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同时产生的。西方经济学从它产生到现在，经历了重商主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四个重要发展时期。
一般公认，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或354）的《经济论》，英语单词“Economy”、“Economics”即源于此。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著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和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欧洲封建社会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Middle Ages）。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学大全》，根据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做了折中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终止于17世纪中期。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确立时期。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约翰·海尔斯、威廉·斯塔福德、托马斯·曼，以及法国经济学家安·德·孟克列钦等人。他们的代表作是威廉·配第的《赋税论》和托马斯·曼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
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
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译“蒙克莱田”，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译托马斯·曼，1621年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是：金银形态的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国的财富来自对外贸易，增加财富的唯一方法就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这样就必须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即用国家的力量来扩大出口、限制进口。重商主义的这些观点，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重商主义仅限于对流通领域的研究，其内容也只是一些政策主张，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只能说是经济学的萌芽时期。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雏形，古典经济学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前为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马尔萨斯，以及法国经济学家让·已蒂斯特·萨伊、布阿吉尔贝尔、西斯蒙第等。
最重要、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有《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对重商主义的革命，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建立了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基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观点，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是如何增加国民财富。
（1）财富是物质产品，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他们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要增加国民财富就必须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来发展生产。因此，他们研究了经济增长、价值、价格和收入分配等广泛的经济问题。
（2）市场自动调节比人为的调节更能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据此主张自由放任政策。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自由放任，主张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的运行，使人们在追逐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合理而有效的配置。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思想反映了自由竞争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源泉是劳动，增加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来发展生产，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是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有魁奈、西斯蒙第、萨伊等人。
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发表《经济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但由于法国小农经济比重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工业只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是农业的附属物；对外贸易只是一种等价交换，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19世纪 30 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即以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School），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这一时期经济学的中心仍然是自由放任，它是古典经济学的延伸。但由于它用新的方法论述了自由放任思想，并建立了说明价格如何调节经济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19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瑞士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但又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揭开了“边际革命”的序幕。边际效用价值论者认为：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而边际效用是衡量价值的尺度，物品的价值量则是由该物品合理使用时产生的最小效用所决定。这里采用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即边际分析法。正是这种分析方法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始。其后，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综合了当时的各种经济理论，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他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等结合起来，应用供求均衡原理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因此该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作，马歇尔则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和创始人。
“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认为市场完美有效，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该学派没有明确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一般认为其宏观经济学观点是：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不需要政府干预。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仍然是自由放任，但他们明确地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论述了价格如何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从而在理论上证明了市场机制的完善性。他们把需求分析与供给分析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体系。由于该体系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所以在20世纪初出现垄断后便与现实发生了冲突。1933年，英国经济学家J．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E．张伯伦分别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垄断竞争理论》一书，分析了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对马歇尔所创立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做了最重要的补充，为微观经济学确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微观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当代经济学是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的。这一时期，经济学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但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不同，以及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角度、理论观点、分析方法与政策主张的不同，又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凯恩斯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之前。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论述的市场调节的完善性的神话被打破。传统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经济学面临着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危机。1929年10月24日，以纽约股市暴跌为起点，爆发了持续7年之久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在 1933 年 3 月 4 日就职后，立刻大规模干预经济，史称“罗斯福新政（Roosevelt New Deal）”。在此背景下，在此形势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 ，简称《通论》）一书。严厉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有效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原理，这本书从总需求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并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存在的原因。在政策上则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并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办法。凯恩斯的这些观点被绝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所接受，他的政策主张也被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采纳，史称“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这次革命所产生的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以国家干预为基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诞生。因此，凯恩斯被称为当之无愧的宏观经济学之父。
第二阶段是凯恩斯主义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战后，西方各国都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凯恩斯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P．萨缪尔森（1915—2009）为主要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弥合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分歧，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适合于当代资本主义需要的、既有微观经济理论又有宏观经济理论的新体系，遂形成了所谓“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
新古典经济学适用于经济繁荣状态，属于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适用于经济萧条状态，属于宏观经济学。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第1版）是这一学派形成的标志，该书也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
第三阶段是自由放任思想复兴时期。这一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各国推行之后，引起了许多问题，出现了经济停滞与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恶化。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而以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所主张的自由放任思想却得以复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市场机制的完善性，提出了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主张。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众多，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影响力较大的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制度学派。
货币主义学派（Monetarism）又称“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急先锋，其创始人及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反对凯恩斯主义。他认为长期内存在“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当劳动市场在竞争中达到均衡时，由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实际因素决定的固有的失业率，包括自愿失业（Voluntary Unemployment）、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和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等。自然失业率是保持零通货膨胀率的最低失业率，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短期内由于货币幻觉，实际工资（Real wages）暂时下降，厂商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但长期内，由于“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工人会要求提高名义工资（Nominal Wage），引起实际工资和失业率回升，结果仅仅是通货膨胀（Inflation）。
弗里德曼还提出“恒常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of Consumption），认为消费者不是根据“现期收入”而是根据“恒常收入”来安排消费，因此短期内扩张性政策不可能刺激消费，再次否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弗里德曼认为“唯有货币最要紧”，主张“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Single-Rule Policy of Money），即每年根据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按某一固定比例增加货币供给，以稳定货币，稳定经济，根除滞胀。而要稳定货币，就必须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经济自由主义。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纳（K．Brunner）在《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文中首次使用“货币主义”一词。
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简称NIE）是一个新型的经济看法。其透过着重一些社会及法律的规范去扩展经济学的范畴。“新制度经济学”一词最早在1975年由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所确立。新制度经济学源于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1910—2013）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其对于制度架构和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在经济活动中扮演角色的重要而深入的看法，影响了一代代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家，而且影响力逐渐扩散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四个基本理论。
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学者（以下人员均获诺贝尔奖）主要有：哈耶克（1974）、布坎南（1986）、科斯（1991）、诺思（1993）、维克里（1996）、斯蒂格利茨（2001）。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森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在经济管理分析方面所做的贡献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著名学者，他的研究表明，市场和诸如公司等层级组织代表着不同的治理结构，在解决利益冲突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威廉森著作较多，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等。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的影响逐渐扩大。有人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引进和传播要早。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就开始传播一些西方经济知识。此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者又较为系统地翻译、介绍、研究、阐述了西方古典经济思想及近代经济思想。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引入和传播虽然时间较长，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水平不高，甚至还没有做到将西方经济学说完整、系统地翻译介绍进来。
1979年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传播、研究、应用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为了大规模地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1979年开始筹备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并出版了一批普及性读物和教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专事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教学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人员的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学习这一学科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80年代末，一批赴国外留学并取得学位的学者陆续回国。他们不仅受到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而且还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前沿状态，因而推动了我国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向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展开。
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态度和评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理论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评价基本是否定的。80年代初，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全盘否定转变为批判、借鉴、利用。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二次全国年会上，学会理事长陈岱孙教授指出，当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因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不等于西方经济学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在若干主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现代化是有用的。这一评价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日渐传播，有一部分中青年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持基本接受的态度。他们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上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过于抽象和空泛，不能解释现实经济，无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现象。而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及概念范畴至少可以解释现实经济，并能说明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和目标。西方经济学对研究对象和前提条件有严密的定义和规范，而且在逻辑上建立了完整的理论框架。随着中国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深化，西方经济学的适用性也就越来越大。这些学者的观点一度很有市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同样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其中有一些还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对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异议。他们基于对西方经济学更全面、更准确的学习和研究，指出西方经济学本身有很多缺陷，甚至一些最基本的假设条件也有不合理性。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有很大的局限性，将其整个理论框架用于分析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很多谬误，产生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所以他们致力于从前提条件、分析方法、理论框架上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理论更具有张力，能够解释中国经济。
在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至今仍有部分学者认为西方经学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除了那些描述经济现象的资料和计量方法外，其他内容基本无用。但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是可以起到借鉴和利用作用的。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和人们经济行为的科学，本身具有一般规定性，它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并不因为国家的差别而有什么不同。因为资源稀缺及其有效配置是任何社会都要遇到的问题；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也是任何社会的目的。在使稀缺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和手段上，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之间是有相同之处的。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过分强调经济学的特定阶级属性的倾向，而忽视了经济学的一般性。其实，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一般性是很明显的。所以，国际交流将有利于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少社会制度壁垒、更多通用语言的社会科学。从我国的发展趋势看，只要市场化改革不发生逆转，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必然会融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两者一起构成新的理论框架，形成新的主流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