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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这个词语，很有意思。它既可以指一种分工化的工作类别、社会化劳动，同时也是对从事采集、编纂、整理、集合活动的文化类从业人员的通称。这个多义词语不论怎么变，二者都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因为编辑工作不会自动生成，必须是人类的精神性活动。据有关史料研究，编辑工作古已有之，商代就已经发现有文字记录的典册，典册的发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很早就有人在有意或无意地从事着编辑整理工作。
那个时候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许许多多编辑人的名字都永远地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斗转星移，文明日升。第一个为历史典籍所记载的编辑人孔子姗姗来迟，这距编辑劳动的最早出现又不知过去了多少年。据史料记载，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编撰传之后世的儒家经典《六经》时，是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编修原则。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指孔子本着热爱古代传统文化的编辑情怀，从古典文化传承保留的历史角度，运用“只叙述、阐释三代文献，而非著述”的编辑技巧，实现“垂世立教”的编辑宗旨。这些在《史记·孔子世家》中都有详细记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从第一段文献可以看出，周朝作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世袭奴隶制王朝，在垂垂欲坠中即将迎来“秦时明月汉时关”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全盛时期。而孔子当时的东周早已王室衰微，名存实亡；礼乐废弛，天子失官。《诗》《书》也殊缺不全了。孔子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礼仪制度，编定了《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时，下至秦穆公，依照事情的先后，加以整理编排。
孔子又选取中合于义的用于礼义教化，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其次是叙述殷、周两代的兴盛，直到周幽王、周厉王的政治缺失，而开头的则是叙述男女夫妇关系和感情的诗篇，所以说《关雎》这一乐章作为《国风》的第一篇，《鹿鸣》作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为《大雅》的第一篇，《清庙》作为《颂》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能将演奏歌唱，以求合于《韶》《武》《雅》《颂》这些乐曲的音调。先王的乐制度从此才恢复旧观而得以称述，王道完备了，孔子也完成了被称为“六艺”的《诗》《书》《乐》《易》《春秋》的编修。
因为孔子的这一“泽披后代”的文化功绩，所以巡此思路，孔子就被后人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编辑大家。这不禁令人莞尔，孔子编修《六经》的编辑活动固然不虚，但是让孔子成为多层面、复合型的“史上第一人”总免不了有崇拜之嫌。仅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孔子在编修《诗经》时，当时的《诗经》已达3000多首。孔子依据适宜社会教化的原则删定为305篇。笔者认为，至少孔子之前的《诗经》也一定是由许多的无名氏来完成每一首歌谣的民间采集工作，再由当时的文化精英来完成汇总分类、校对等工作的。
笔者并非怀疑、否定孔子的“天下第一”，而是想说明，编辑活动实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方式，是人类文明成果的弦续，在孔子之前的三代，一定有人在从事着现在被叫做“编辑”的劳动。《国语》就记载了孔子的祖父从事校勘的史料，“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所做的校对工作实际上就是编辑工作。
编辑劳动走过了五千年的“亘古绵长”。今天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社会化的“最神圣的劳动”，编辑人员已经成为分工细密的专业化技术人员，编辑出版产业已然真正成为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积金、积书、积德”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大业。
“编，所以联次简也”，“辑，集也”
。五千年后的今天，现代意义上的编辑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本义，但和古代著书立说的编辑内涵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编辑的目的和归宿分析，都是为了知识的传播、文化的传承和文明的流布。但是作为现代文化出版产业的重要环节，现代编辑活动是一种扩大的社会化精神性生产劳动。“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编辑出版劳动是一种社会集团（或大或小）精神劳动形式。而所谓‘编辑出版劳动是著作立说劳动的扩大’的形式，其‘扩大’者，既包含通过编辑的‘优选’‘智化’‘精编’‘美形’等项工作，使稿件的原有信息以更优、更明、更精美的形式推介给读者，从而使信息‘无形’扩大；同时更重要的，它通过大量或反复复印的方式，使信息传播的面得到‘有形’扩大”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编辑，其工作既要涵盖找选题、找作者组稿、编稿、营销发行等大的环节，又要包括选纸张、设计封面等小的细节，像月嫂一样不仅从孕妇怀孕开始就精心照顾着，而且直至婴儿诞生也不算结束，还要伺候“月子”，手把手教孕妇带孩子等。
于是，尴尬诞生了——校报编辑劳动肯定不是个人性极强的著书立说活动，即便个别院校只有一名专职老师在办报，但每一期校报的“出炉”都是作者、编者、第一读者以及审稿者的集体行为。当然，办报过程中编辑人自己撰写的新闻作品又类似于个人化的著书立说活动，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虽然校报一般都要经历策划、组稿、编稿、审稿、出版、发行的出版流程和规范机制，但是校报编辑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阵地存在，并不是以赢利作为目的，而是否以经营为目的却是文化出版的形成要素之一。作为高校党委的机关报，校报享受高校财政性拨款，有自己的专项办报经费，没有经济指标和经营压力。
校报编辑劳动既不同于个人的著书立说活动，也不同于专业化的现代编辑出版活动，但同时又兼有二者的某些性质。校报编辑劳动的尴尬也让从事校报工作的编辑队伍群体最近“有点烦”。
第一，有名无实。校报编辑人有着“为人做嫁衣”的美名，从事着同样的现代编辑出版流程，但真正具有责任编辑之实，真正去研究编辑出版工作，真正去参评编辑出版系列职称的校报人却寥寥无几，既不能像高校学报编辑人那样要求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责任编辑证书才具备上岗资格，也不能像社会新闻媒体单位的记者一样获得记者证。每一个走上校报编辑岗位的年轻编辑人都要面临艰难的职称系列的选择。另外一个“无实”是指高校从事校报编辑工作的老师大多数不是新闻的科班出身，自身新闻业务能力和新闻理论素养不足，他们如果评教师系列或者其他系列，那么就不会对校报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满足于应付性的完成任务，而不会孜孜追求校报办报的质量。
第二，三头六臂。不要天真地以为校报编辑人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坐等着来自四面八方源源不断投递上来的稿件，品着清茗，看着美文，在闲适自得中体现生杀予夺的威严。事实上，编校工作实在是有点不起眼。一个校报编辑人还需要掌握孙悟空“三头六臂”的本领，要会摄影，具备半专业水准；要能写稿，各类稿件通吃；要能采访，完成领导时不时交办的“命题作文”；要能协调，始终保持基层的投稿积极性；要能管理，把学生记者队伍培育成才。当然，能力强的，可能还会整理重要录音，挂微博，制作微信，撰写外宣大稿，可能还会偶尔客串充当一下办公室主任的角色，迎来送往，接待各方媒体。
第三，士气低落。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高校都普遍重视新媒体宣传力量的充实，对校报等传统媒体维持现状。校报编辑人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和校报读者的大量流失，其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激荡，纸媒消亡论也在校报编辑人中甚嚣尘上，致使校报编辑人办报动力不足、创新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