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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作为一个双边甚至多边的范畴，是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概念。这种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的建构，始终建立在“交往”基础之上。所谓“交往”，源于拉丁语communis，原意指共同的、通常的。当前，我们通常将其理解为交流信息、情感、知识、思想等。德文kommunikation和英文communication都由此演化而来。它不仅指交往，还有信息、传播、交换、交通和通信等含义。“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哲学意义上对交往问题的研究并非始于马克思。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中就以“一个自我意识对另一个自我意识”
的方式把交往问题提了出来，这本身就是对一种双边关系的理论表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并反复提到“同别人的实际交往”，把交往视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能动共在关系，视为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能力和成果的交换关系。马克思对交往问题的系统阐述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形态》中，马克思通过使用“交往”“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概念，阐明了人的社会性及相互关系。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交往特指人的一种关系，动物虽然也与外界有联系，但却没有关系。因为“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
。可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交往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即劳动过程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社会成员的互动两个维度，体现着人与物、人与人的双重关系的统一。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作为复杂有机社会的构成细胞，每个个体都是公共存在的组成部分。公共性源于人的具体活动，人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人，因而公共性概念本身，应是社会发展范畴的子概念。以唯物史观的视角考察，公共性无疑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共性都打下鲜明的历史烙印。公共性是就主体、就现实的个人而言的，是主体的社会本质的表现形式。人的社会存在本质作为先在的逻辑前提，客观上决定了公共性是主体个体性的延伸和社会属性。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公共活动以及相应的公共领域，并不是独立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之外的特殊存在，而是植根于社会生活的产物。公共性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表现形式之一。事实证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公共性的发展水平和展现方式不同。公共领域的存在和不同社会形态的公共领域发展水平，表征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水平。公共领域是人类交往活动的必然产物，带有不同历史时代主体活动的痕迹。这本身是由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实践活动所决定了的。无论是物质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还是科学文化实践，从其存在基础、实现过程和意义彰显，都只能在公共领域中得以实现。
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自私逐利本性促使每个独立的个体都会不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的利益诉求的多元性，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同的具体利益关系中。这些具体的利益关系，汇集为极其复杂并相互交错的关系之网。在这复杂的利益之网中，不同社会成员的诉求会产生不同形式的交集和碰撞，这些交集和碰撞，正是个体诉求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也体现着社会公共性的特质。虽然从逻辑上看，公是不同的私的共同点和交汇处，即私是公产生的原因，但是从现实性看，缺乏公共空间和公共认同，私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和认同，即公是私得以实现的条件。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利益交汇和实现的公共空间，这是由人的具体的历史的交往活动所造就的。
现实的人是个体性的存在，又是在公共的环境和关系中活动的，因而是被现实的社会公共性规定的存在物。现实的个人总是处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之中，包括家庭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关系等等。显而易见，这些不同类型的关系，是以不同类型的交往形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事实上，社会关系本身就指称着许多个体的共同活动。而且人只有在社会中，其自然存在对他来说才能成为人的存在。打着公共性标签的社会，同个人并不是对立的两极，人本身就是社会存在物。个体自身的活动是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并且是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指向性为导引的。反之，也正是因为有了人的活动，社会才能成其为社会，离开人的活动的社会以及相应的公共存在，是不可想象也不具有合法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的活动既是个人的活动，又是社会的活动。
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的活动范围不断拓展。活动范围拓展的过程，也是交往日渐频繁和公共领域不断丰富的过程。马克思在阐述交往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时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在民族、区域相互隔绝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然而，正如破茧成蝶需要经历的阵痛一样，单个人只有首先进入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进程，才能获得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因为“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力）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
简言之，人们只有通过更加频密的交往才能突破不够频密的交往所织就的、作为外在束缚的关系网络。人的公共存在本质，使“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即使是在主观认识世界，“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
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人联合体”，是对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人的异化状态的否定，是对与之相应的人与人的交往形式的否定。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总根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交往不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货币所遮蔽，货币成为整个社会交往的前提和方式。因而，任何形式的交往和交往本身都失去其普遍性，异化为偶然的东西。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剥削和压迫失去存在的根基和可能性，人们从自发走向自觉，共同占有和使用社会的生产力，使一切社会生活都依赖于个人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人们之间的交往。
人类历史进程，本身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从原始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体交往方式不断丰富、交往范围不断延伸的过程，是自由和发展不断拓展的过程。在前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中，受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制约，主体之间的交往是狭隘的和有限的。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个人超越物质和生产关系的制约而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个人不再作为集团、阶级或等级的成员而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交往也真正成为独立的个人之间的交往。随着主体活动成为真正的自由自主的活动，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产生出个人之间全面发展的交往关系，整个社会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