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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邦式的“公共生活”中，雅典人产生了初步的社会公共意识。雅典城邦公共生活的现实性和历史性，决定了与之相应的社会公共意识的历史性。
第一，自由民主意识发端。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大会、选举、议事会等制度，与古希腊事实上作为一个松散的城邦联合体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拉丁语中，国家被表述为“Civitas”，而英语中与之对应的是“City state”，即我们所说的城邦。“City state”作为以City（城市）为基础的State（国家），从体量上看，其本身无论在疆域或人口上都是极小的。称之为国家，不如说是城市或数个村庄的联合体。同时，希腊只是一个松散的城邦联合体，对城邦而言，在其之上并没有一个更高级并具有强制力的政治组织。然而，正是这样的前提，为各城邦进行自我管理的探索、为自由民主意识的发端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总的说来，公民之间相互熟识、城邦事务的相对简单、城邦之间连连征战等，为以对话、全民参与等民主形式存在的公共政治实践提供了可能。
雅典城邦民主从梭伦改革开始，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最终在伯里克利时期达到鼎盛。城邦民主的实施促进了雅典的繁荣和兴盛。在雅典，由于公民身份与意识的确立，使得公民大会、陪审法庭、议事会等成为公民直接行使权力的机构，“人民当家做主”第一次成为现实。“由于民主的鼓励，天才奋进，智能腾飞，雅典人已上升到人类历史上各民族中最显著的地位”。
在这样的客观社会条件基础上，民主自由精神得到进一步巩固，民主自由的思想追求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现实实践活动实现良性互动。诚然，这一体制本身有诸如公民身份限制等先天的不足，在实践中也曾陷入寡头政治的困境，但却孕育了人类历史上首个自由民主议政的政体，并成为后世谈及自由民主政治不可回避的重要思想渊源。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对此高度评价：“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
第二，法制与法治观念逐步建立。法制是保障人类社会生活得以正常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石。亚里士多德就说：“人得到完善后是最好的动物，但是如果他孤立于法律与正义，他就是最坏的动物。”
柏拉图也指出：“人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制定法律并在生活中遵守它们，否则他们会无异于最野蛮的野兽。”
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运行规范及价值追求，其实践从来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历史上，民主的实施首先意味着强权政治的终结。在希腊城邦，法制与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据记载，在希腊城邦的生活中，法制与法治是基本的行为原则，对所有的人包括统治者都有约束力，这是广为接受的行为规范。如果任何人（包括统治者）破坏了宪章，无论其成就多大，都会受到社会的抛弃。任何人违背法律或试图破坏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就将受到社会的唾弃。
雅典城邦民主制的成功运行，与一系列配套的法制举措密不可分。根据其民主制原则，每个公民都有权直接加入政权，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城邦还建立了相应的统治者退出机制，公民可以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实现角色转换。
雅典的法律，给予了城邦公民平等和正义，服从裁判官和法律成为人们解决纠纷和矛盾的普遍标准。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公共存在环境中，培育了雅典人作为公共人的法治意识。遵法、守法，依法行事等现代公民基本素质已经在雅典的城邦中萌发。据记载，一位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起法律之于雅典人的重要性时说：“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阵逃脱，不管遇到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
法制的建立和法治的实施，为希腊城邦公共生活和城邦的发展，创造了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条件。
第三，“国家利益”是公民集体关注的重要对象。雅典城邦事实上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组合起来的公民集团，城邦本身更像一种社会组织。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推进，雅典城邦承担越来越多的国家职能，城邦也以国家的存在形式，越发成为公民关注的重要对象。就内部而言，城邦中一系列民主法制措施的实施，使公民在公共的生活中紧密团结起来，城邦作为相对独立的国家而存在，每个城邦的内在凝聚力亦不断增强。在城邦中，关注国家成为公民自觉的生活方式，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投入，成为每个公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成为公民之间相互评价的重要标准。拒绝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人，会被视为无用之人。
就外部而言，古希腊缺乏凌驾于城邦之上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城邦间的连连征战以及战败方不可承受的失利之痛，促使公民在城邦间的对比和忧患意识中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这进一步促使公民更加关注城邦的内部事务，以期使自身所属城邦更加繁荣并在对外战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因为一系列的原因，雅典文明最终衰落了。但我们也必须看到，雅典城邦以法制形式展开的民主政治实践，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成就。一系列相关制度的设立，为公民积极参与城邦国家公共生活提供了有序的社会规范；相关公共场所的建立，为公共生活展开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在这个充满公共意味的社会形态中，以维护公共生活秩序、民主法制体制、捍卫公共利益为代表的社会公共意识，得到相对充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