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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城邦文明在政治领域的成就，是西方文明中首次有详细记载并系统化的对“公共生活”的实践，其所孕育的民主法治精神，更是成为“西洋文化之母”。也正因为如此，使其成为现代公共问题研究进行历史追溯时不可回避的源头。无论就理论或现实而言，“公共生活”的产生与实践要涉及活动主体、活动场所及交互过程中的理性原则几个方面。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具体组成，在以上几个方面都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范本。
首先，雅典城邦的“公共生活”是政治生活。“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经典命题反映了雅典城邦共同生活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所指的“人”，就是雅典城邦的公民。阿伦特通过对雅典城邦文明的系统研究指出，在当时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像野蛮人一样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阿伦特的看法，不仅说明了公共生活之于人的生成性意义，同时也论证了当时城邦生活的限定性，即只有公民才能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奴隶是不具有这一资格的。城邦事实上是雅典政治生活及其所表征的政治理性的母体。在雅典的城邦社会里，城邦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法庭、宗教祭祀、文体活动等组成的言行空间构成了公共生活的制度化形态。
公民的城邦生活事实上也成为一种公共政治生活。
就雅典城邦公共生活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是政治领域的实践。在政治生活的制度设计上，雅典进行了最初的民主尝试。当时，城邦的公民具有相当宽泛的民主权利。在政治上，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国家重要事项必须要经由公民大会通过才能得以决定，而雅典的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其中；公民同时可以参加执政官和其他官职的选举，这使得平民也获得了担任各种级别国家公职的机会。在法治上，为保证法庭审判的公平公开性，雅典设置了由公民组成的陪审法庭，该法庭拥有案件的审判权。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废除了由贵族操控国家的传统。显然，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具有革命性的变革。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体系有了雏形。雅典进入了“人人皆可为政，公民一律平等”的繁荣时期。官僚职位的公开选拔、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重要性的凸显，大大提升了公民参与城邦事物的积极性和作为雅典公民的自豪感，使雅典形成了“人人都是城邦的主人，参加城邦是光荣而崇高”的社会公共意识。
其次，雅典城邦“公共生活”的主体是公民。雅典意义上的公民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相去甚远。以伯里克利时期为例，只有父母皆为雅典人并且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男性才能成为公民，其余儿童、妇女、奴隶及外邦人则皆不具有公民身份。所以修昔底德用andres gar polis来指称城邦，其本意是“男人就是城邦”
。在雅典，只有公民才能进入公共生活，进入公共生活是公民的特权，更是公民自我实现的根本方式和途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城邦也因为“为了优良的生活”的目的而获得了自己新的生命力。
在雅典，个人只有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现实主体。在今天看来，雅典对公民的划分标准显然是不公平的；不过考虑到历史的因素，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而且，这样的制度设计极大地激发了公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对每个希腊城邦的公民而言，城邦的兴衰与自身的存亡息息相关。在那个“国际”环境相对混乱的时代，没有了城邦，也无所谓公民。公民在城邦的特殊地位，为希腊的繁荣奠定了很好的主体前提。
再次，雅典城邦构筑了相对完善的“公共生活”场所。在雅典，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截然分离的。公民们共有的公共领域即公共场所与自己的私人生活即家庭等泾渭分明。公民在进入公共生活后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他们“从不梦想彼此谈论各自的家庭事务”
。在公共领域中，公民之间通过对话、讨论、辩论、法律诉讼、竞技等活动形式，具体参与到公共生活中。
为了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明确的区分，同时也为确保公民大会、法庭审判、选举、宗教祭祀、文体活动等正常进行，城邦为公民参加公共活动营建了市政广场、议事大厅、会场、法庭、公共食堂、神庙、圣殿、祭坛和公共墓地及文体场馆等公共建筑群。
这大量的公共建筑及设施，构成了相对完备的“公共存在”的物质基础，既为公民倾听意见与发表政见提供了场所，又为他们相互交往提供了空间。
以现代性的眼光来看，希腊城邦“公共生活”有诸多的不足。但作为历史上首个有详细记载又兼具现代意蕴的“公共生活”实践，希腊城邦文明中的“公共生活”事实上成了现代民主法治的源头。概言之，希腊城邦通过公民大会、陪审法庭、文体活动及宗教祭祀等具体可实践的制度设计，使公民的社会生活成为颇具现代意蕴的公共生活；在物理形态上，希腊城邦为公共活动提供诸如市政广场、法庭、公共食堂、神庙、祭坛和文体场馆等的公共平台，为公共生活的展开提供现实物质条件。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这些制度设计和现实物质条件，形成了客观的社会公共存在形式。在此基础上，与希腊城邦相匹配的国家、民主、平等、法治意识等极具时代特征的“社会公共意识”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