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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别于传统的“雁行”模式，以“三圈”“一带”
为基础，构建紧凑型城市群发展“双中心”模式。在2016年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作为长江三角洲特大城市群的北翼地区，江苏省的13个地级市中有9个被划入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
的规划范围，除盐城外，另外的苏北四市仍然划在长三角城市群之外。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决定了江苏城市群经济发展依旧与上海经济紧密相连，而苏北与苏南苏中之间的宏观政策差距可能有加剧的风险。单靠苏南某一个地级核心经济城市来拉动整体城市群经济发展不符合江苏省现实情况，除了继续保持苏州在“苏锡常城市圈”的核心地位外，也应进一步提升南京作为特大城市
的区域经济影响力。南京虽然属于苏南地区，但已处于苏南与苏中苏北地区交界处，若能以文创智能、技术研发为发力点，辅以其省内行政中心优势，提高南京特大城市的经济能量级别，建立长效的空间资源优化机制，进一步提升南京在“宁镇扬城市圈”中的经济辐射能力，可对苏中、苏北地区产生类似上海对苏南地区的拉动作用。届时，以南京、苏州为核心城市，分别以技术创新、资本扩张为辐射媒介，“两辆马车”同时拉动江苏城市群经济协同发展。
第二，在经济新常态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借助长三角特大城市群建设的宏观环境，区分省内城市群的经济功能定位，通过城市产业体系升级路径，进一步实现城市间产业链承接。产业结构的差异是不同地区之间产生经济联系的主要因素，也是一地区对外联系的源动力。在江苏省城市群发展初期，苏南地区自身的资本技术积累尚未完成，与苏中、苏北的产业联系也较少。如今，经过数十年发展后，苏南地区已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整个社会生产体系步入了以信息化、生态化为特征的现代化阶段，原有产业结构开始升级调整，生产性服务业开始作为未来发展的主体，而原有的支柱性产业（如装备制造业等
）则需要进行产业链转移。苏北地区的土地、区位以及劳动力资源都十分适合承接苏南转移出来的低端装备制造业，并且已有较为成功的试点出现（如现已初具规模的苏宿工业园），其承接模式具有可复制性。
第三，借助“一带一路”政策，以“徐州都市圈”为基础，充分发挥苏北地区三省交界的交通区位优势，联通安徽、河南两省展开跨省合作，在助力“宁镇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资本技术外溢及其市场扩张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整合苏北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合力，防止苏北四市边缘化。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该战略中的突破口，而江苏省城市群正是处于交汇点。其中，苏北地区的徐州市和连云港市更处于陆路与海路的枢纽位置，因而，借助国家大力打通“一带一路”联通体系的政策利好，着力打造徐州和连云港综合性交通枢纽和区域性物流枢纽的形象。
第四，进一步协调各地行政管理与跨地区经济合作时产生的矛盾冲突。在经济新常态的历史背景下，江苏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宏观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及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正式启动，江苏城市群处于多个重大战略叠加的关键性区域，特别是之前宏观环境较差的苏北地区，在现阶段变成了经济区位优势明显的区域，如连云港市正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上。除了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合作外，与其他省份之间的跨区经济合作必将大幅增加，这对各地的政府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地政府（特别是苏北地区政府）应尽快熟悉长三角城市群最新规划，以及“一带一路”配套政策的内在经济逻辑，为当地企业尽快参与跨市、跨地区经济合作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为企业跨地区合作经营投资时不会遇到行政性门槛，特别是通力合作为江苏省内各个城市间建立科学规范的跨市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