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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城市群内部的单个城市排名外，本报告还将计算江苏省经济子系统的锡尔系数，据以进行江苏城市群经济子系统区域差异度分析，希望能够更加宏观地把握江苏城市群经济子系统城际协同发展的非均衡程度。
首先，“锡尔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
n
为江苏省内地级市个数；
y
i
为地级市
i
的GDP占全省GDP的份额；
p
i
为地级市
i
的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份额。锡尔系数的变化范围一般在［0，1］
，值越大，各地级市间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越大，协同发展难度越大，否则反之。
根据计算可以得出江苏城市群经济子系统的锡尔系数为0.102，对比其他评估领域的数值来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度较大，城市群经济协同发展难度较高。这样的结果与城市群内部单体城市差异的横向比较结果一致，虽然苏北四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明显加快，但是三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旧严重。
现阶段阻碍江苏城市群经济子系统城际协同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三大地区因历史因素和制度因素
造成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资源禀赋差异，却没有形成禀赋优势互补，成为省内城市群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决定性因素。
从历史传统看，苏南地区早在隋唐时期就曾是中国城市经济重心所在地，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地区，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一直较高，民众也具有较高的商贸文化传统，整个地区已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商品经济社会意识。
优良的历史传统为苏南地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顺利实现了市场经济转型，为其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宏观环境。
同时，苏南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该地区不仅仅属于东部沿海地区，同时还与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核心——上海相毗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模式，同时受益于上海经济能量的强力辐射，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苏南地区的市场宏观环境要远远好于其他地区，事实上，该地区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制度确立最成功的地区之一。
苏中、苏北地区虽然城市历史悠久，其商品经济也曾盛极一时，但由于区位不同，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内，这两大地区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明显落后于苏南地区。同时，在上海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苏中、苏北两地与上海的经济联系较弱，虽然也受其辐射，但与直接服务于上海经济圈的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相比，外部性受益程度远远不够，反而由于核心城市强势崛起的“虹吸效应”
而造成本地引资困难加剧，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变成无源之水，虽然拥有较低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但是资本技术的配合度较低。
苏南与苏中、苏北地区虽然在经济禀赋上各有特征，但在过去几十年间，苏南地区一直以上海经济为发展动力源，以本地投资为主要方向，发展至今，该地区的资本技术存量虽然客观，但并未向苏中、苏北地区大量流入，苏中、苏北地区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并没有吸引来自苏南地区的投资。因而就禀赋互补角度而言，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并未形成“中心—外围”模式的城市群发展合力。
第二，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性造成了三大地区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无法形成城市群内部产业体系“雁行”发展模式，在产业结构发展的初期阶段江苏城市群内无法实现产业链传导，三大地区产业联系相对较少，各自为政。
城市群整体产业结构
的演变整合是城市群经济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市场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是则是群内产业结构演进的推动力量。因此，在改革开放前期，虽然苏南地区的市场宏观环境和区位基础好于其他群内地区，但是，从产业结构角度看，苏南地区当时仍处于工业化前期，在外向型经济中也是以劳动密集型生产基地的角色参与到国际分工当中的，仍然属于国际低端制造产业的承接地，其资本技术优势并不足以使其成为资本技术的输出方，苏南地区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成为拉动其他地区发展的核心力量，而苏中、苏北地区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其工业化发展速度又远远落后于苏南地区，因而，在江苏城市群整体产业体系处于工业化前期的时期内，三大地区无法形成群内产业链传导和整个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优化，整个城市群的产业分工联系并不紧密，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不可避免，这也造成了在工业化中后期伊始三大地区在产能方面的巨大差异。
第三，经济资源的聚集度差异加剧了三大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区域协同发展面临市场选择阻力。
现代化大生产均是由厂商组合了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等要素来进行的，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是生产厂商持续生产的物质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于要素市场供求状况息息相关。
各个地区的各类生产要素聚集状况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相辅相成，互相作用。苏南地区由于生产要素市场价格较高，除土地外，对劳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三要素存在巨大的“虹吸”效应。
从劳动力聚集来看，以城市劳动力参与率为例，在经历了数十年发展后，苏南地区的城市劳动力参与率比苏中苏北地区高出10—20个百分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地区的技术创新相关数据显示，苏南地区的高端技术人才聚集度要远远高于苏中、苏北地区。
劳动力是城市生产体系中最活跃的参与者，与资本、技术相结合的劳动力聚集与人均GDP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提高存在正相关关系，其差异度也导致了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在现阶段不利于三地协同发展。
从江苏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至今，以上三方面因素导致了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的差异，概括地说，在特殊的发展时期，由于市场机制的叠加作用，江苏城市群经济协同发展水平较低，虽同属一个行政区划内，但三大地区间仍然产生了较大的经济发展差异，需要进行更加有力的宏观调控，在保证不干扰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实现城市群内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