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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洛姆重申了在小科洛姆那里得到弘扬的海军主义。对于这继承方面，他总是承认不讳。然而大科洛姆行于斯，但远未止于此，他大大发展了小科洛姆的海洋战略思想，还在颇大程度上多有延伸、多有超越，甚至走得更远：大力反对要塞主义、弘扬海军主义同时，首先对海战予以理论性界定，继而探究海战的指导性、支配性原则！他确信自己能够推导出海战的原则，为海军军官提供重要指南。
大科洛姆在《海战》第一版序言中说自己惊奇地发现这么一项广为流传的观念：要么没有支配海战的若干法则，要么如果在帆船时代存有这些法则，那么伴随蒸汽动力铁甲舰船、后装膛线枪和鱼雷的出现，这些法则遭到全然弃置和损毁。他继而反驳，没有人甘冒风险断言铁路、电报、后装膛线炮和轻武器已经改变了陆上战争业已确立的法则。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迄今为止，并无区分海战中“可能与不可能”、“审慎与鲁莽”、“明智与愚蠢”的任何著述，
而他的《海战》无疑对于这些方面予以率先和卓越揭示。
大科洛姆的海洋战略思想至少包含：关于海上力量的观念、关于英帝国海军力量的观念、关于海战概念的理论性界定和关于海战指导性原则的观念。可以说，大科洛姆海洋战略思想比小科洛姆复杂得多，它不仅更具历史厚重感，而且还更具理论化意味。
大科洛姆提出的“海上力量”（maritime power）概念或者术语多少类似于马汉的“海权”（sea power）。在他看来，增进英国海上力量（并不仅仅局限于海军）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基本方面：海军（包含海军军舰和船员）、海上交通线和殖民地（例如战略要地、海外基地、海军站、供煤站和其他补给据点等）付出努力，可见他明确意识到海上力量的三项基本要素：
关于海上力量的第一项基本要素，大科洛姆指出，海军是英帝国的战略性工具，他向往庞大的远洋海军舰队。在他看来，既然严格意义上的海战最终趋于成型，那么海军舰队是不可或缺的，其原因在于海军舰队是实施海战或者夺取和拥有制海权的唯一手段或工具，是远洋舰队而非其他任何小型舰船是大英帝国安全之所系，由此关于海军的观念构成了他海洋战略思想一项非常重要内容。
关于海上力量的第二项基本要素，他指出海上交通线，例如贸易航线，尤其是食粮和原料运输航线对英帝国有至关紧要的意义。毋庸赘言，联合王国无疑位于当时世界经济体系核心位置，而世界其他地区无疑是这核心的商品输出市场和原料来源地，那么联合王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航线实乃“生命线”。大科洛姆具体指出了连接英伦海岛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五条贸易航线，可被称为英帝国海上“大命脉”：第一条可称为“东方航线”，即联合王国往东经由地中海至印度、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航线；第二条可称为“南方航线”，即联合王国往南至非洲和南美，可以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或者经麦哲伦海峡和合恩角进入太平洋航线；第三条可称为“西南航线”，即联合王国往西南方向至西印度群岛和巴拿马地峡航线；第四条可称为“西方航线”，即联合王国往西至美国和加拿大航线；第五条可称为“东北航线”，即联合王国往东北至波罗的海航线。在大科洛姆那里，这五条贸易航线，就其重要性而言，并非等量齐观。换言之，它们之间亦有比较合理的轻重缓急次序。东方航线被理所当然地置于头等重要地位，而西方航线、南方航线、东北航线和西南航线则依其重要性或者价值大小，相继被置于次等重要地位。还有，所有这些贸易航线中，食粮贸易（进口）航线，或曰“海上粮道”被置于首要地位，原料贸易（进口）航线则被置于相对次要地位。不仅如此，大科洛姆还认为，如果英国的海军巡航航线和贸易航线彼此重合，或者彼此接近，那么后者则相对安全，然而如果两者相距甚远，那么后者便岌岌可危。
关于海上力量的第三项基本要素，在大科洛姆那里，殖民地被予以重大关注。战略要地在大科洛姆那里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英国不仅控制了重要的贸易航线，而且还把持住这些航线上若干具有战略意义的海陆要点或曰战略要地，它们是扼守贸易航线的“门户”或曰“关卡”，例如埃及、斯里兰卡的加勒、新加坡、好望角、福克兰群岛。他如此写道：“我们占据这些门户，（我们的）敌手如何能够穿越它们呢？……他们打击我们贸易成功的希望又会有多大呢？答案是清楚的——没有（希望）。”不仅如此，大科洛姆认为，英帝国更小的殖民地（包含海军站）作为海军的保护性和补给性要素，就其本身而言，还是英国海军的必要组成部分。
海军在大科洛姆海洋战略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将英帝国称为“海军帝国”！大科洛姆具有宽广和恢宏的眼界或者视野。在他那里，一个非常显著的事实是，英帝国是全球性海洋帝国（maritime empire），它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存在是全球性的，由此英帝国的海洋战略也只能是全球性的。受这个海洋战略支配的英帝国海军必须是驰骋大洋、如履平地的远洋海军。
那么这么一个帝国应有怎样的海军政策？或者说英帝国应当拥有怎样的海军——是建设一支防御性海军，还是建设一支进攻性海军，抑或是建设一支防御进攻功能兼具的海军？关于海军建军方向这个大问题，大科洛姆提出，英帝国海军应被认为是严格意义或者纯粹意义上防御性的远洋海军，而非进攻性的，英帝国应有的海军政策是缔造“强大而不失节俭”（powerful and economical）、具有和平性质的海军（peacenavy）。
那么英帝国海军是防御性的是不是意味着这海军“长于防御”、“短于进攻”，或者“一味防御”、“放弃进攻”甚而“被动挨打”？他继而指出，英帝国防御性海军并非绝然“专守防卫”式的，相反其大多数防御性功能必须有赖于攻击之敌对于英帝国战舰的恐惧、畏惧，从而使之“望而却步”，使之“心虚胆寒”。在某些场合和地方，英帝国海军可以发动进攻。那么这帝国战舰如何使得攻击之敌感到恐惧呢？远洋海军在大科洛姆心目中占据最重要位置。他指出，帝国战舰应当拥有猛烈的火力、可观的吨位和深深的吃水。既然英帝国应有的海军政策是缔造“强大而不失节俭”、具有和平性质的海军，那么在这么一项政策统领下，英帝国应有怎样的海军？或者说英帝国海军军舰（舰队）应有怎样的主要功能？
英帝国海军军舰（舰队）的主要功能
在大科洛姆看来，海军军舰作为海战的唯一重要武器应当异常强大。海军舰队作为夺取和拥有制海权的唯一手段或者工具在他那里被予以高度重视。
大科洛姆提出，英帝国海军（舰队）的主要功能大致在于：第一，阻止敌国海军对本国的侵袭。第二，防护殖民地。这两项功能非常易于理解：至少在大科洛姆看来，敌手海军损毁英帝国的直接手段是袭击其殖民地和母国港口，而间接手段则是袭击其海军站，由此英帝国海军理所当然地担当起这两大守护任务，可见在这两大方面，海军舰队作用巨大。第三，保护本国海上贸易，为商船护航，确保联结英帝国心脏——英伦海岛和其他地区的海上交通线，亦即“海上生命线”，畅通无阻，与此同时攻击敌国海上贸易。第四，海上搏杀、征战和决战。第五，为输送陆军渡海和登陆进攻提供掩护和补给。第六，将敌舰围困于其海港且切断其补给，实施海上封锁，与此同时向己方占领的海港提供补给，等等。
至于海军军舰（舰队）的克星之一——鱼雷，大科洛姆并不排斥鱼雷的使用，相反他承认鱼雷的功用，认为固定鱼雷是纯粹意义上防御性武器，其唯一用处在于守护陆地，防范占据优势的对手从海上发动攻击。不仅如此，鱼雷和其他机动性攻击武器的诞生还使得海上封锁作为岛国传统的战略利器的效用大大减损，然而他认为，鱼雷的性质并未极大改变现代海战的战术，除非出于权宜之计，否则采用鱼雷攻击且发展其能力并非英帝国努力之事，相反帝国应当发展且具备封锁海港的海军实力。
必须指出，尽管“存在舰队”［a fleetin being，或曰“（防御性）袭扰舰队”］这一术语的首创者并非大科洛姆，然而在其《海战》中却被广为使用。他承认处于劣势地位，但又不失有力的海军舰队对于敌国渡越海洋登陆侵袭的牵制和干扰有重要作用。
英帝国海军军舰应有的动力
蒸汽动力运用于拖船、商船甚或游船早于军舰。一旦运用于军舰，首先问世的是蒸汽—风帆混合动力战舰，在其中，蒸汽动力是辅助性的。相应于他那个时代的“新军事变革”，大科洛姆推崇英国战舰的蒸汽动力，鄙薄风帆动力。更具体地讲，对于这混合动力战舰，大科洛姆指出风帆动力只能是纯属辅助性的。
此外，在大科洛姆那个时代，燃煤显然是战略性的东西。他认为，英国作为海军帝国，其蒸汽动力舰船大有赖于燃煤的补给和供应，它是英国军舰头等之需。由此他认为，英国远洋军舰必须存够或者携带能以5节航速持续航行4 000海里的燃煤。
英帝国海军军舰的“等级划分”
大科洛姆指出，仅仅建造单一等级的战舰是“不经济的”或者说“不合算的”。他关于海军军舰“等级划分”观念和他提出的某种意义上海战“经济学”紧密相连。在海战中，需要多少不同等级的海军军舰最为“经济”？或者说针对特定作战任务，如何最富有成效地分配或者派遣这些等级的海军军舰？例如，袭击和保护商船则毋需重型海军军舰，派遣更轻型的海军军舰即可完成使命。
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是，给拳击竞赛者确定重量等级（例如重量级和轻量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起码可以保证竞赛者按照重量等级“捉对厮杀”、“对等搏击”。给军舰“划分等级”或者“确定等级”亦如此。
英帝国海军所有军舰在大科洛姆那里并非彼此等同或者等量齐观。他认为，“铁甲舰”或“装甲舰”这一术语实乃“谬误性”命名。不论这装甲舰舰体大小，也不论其装甲重轻，需根据军舰排水量（吨位）确立等级。根据舰船排水量大小（吨位），大科洛姆给军舰确立了四类等级：第一类是6 000至8 000吨舰队舰（Fleet－ship）；第二类是4 000吨三桅快速战舰（Frigate）；第三类是2 000吨巡航舰（Corvette）；第四类是600至1 000吨单桅纵帆船（Sloop）。当然，还有更小的军舰，例如炮舰或者炮艇（Gun－boat）、鱼雷艇（Torpedo－boat）和通信船（Dispatch vessel）等，只是它们无关紧要，并未进入大科洛姆那等级划定的范围内。
此外，他还规定了与这四类等级相适应的四类使命任务：舰队舰战时主要用途在于封锁敌手军港，协同打击逃脱的敌海军中队；三桅快速战舰承担与舰队舰类似的任务，但也守护遭受威胁的海上交通线；巡航舰和单桅纵帆船则直接充当商业的保护者，保持海上航线畅通无阻，并且保护供煤站免遭孤军袭击；单桅纵帆船在近岸作战，并且是巡航船的补充或者“帮手”。至于炮舰、鱼雷艇和通信船，大科洛姆认为，这些吃水很浅的舰船，无法指望其拥有远洋航行能力和带够足够充足的燃煤，它们的作用相当有限，因而并不重要，只能用于毗邻母港之地。即便航速较快，且能带够很多燃煤的军舰，由于它们过于“轻盈”，也不可被当作战舰委以重任。
大科洛姆指出，不同等级的军舰当然应有不同的“基本素质”。例如，舰队舰应当具备四个基本要素或曰“数值指标”：第一个基本要素是舰船燃料补给方面，它要带够以5节航速持续航行4 000海里的燃煤；第二个基本要素是舰船推动力方面的，它主要依靠蒸汽推动力，而风帆推动力则纯属辅助性的；第三个基本要素是舰船攻击火力方面的，它装备有18至25吨火炮；第四个基本要素是舰船装甲厚度方面的，它要有10至12英寸厚度装甲。
英帝国海军舰队的组成结构
海军舰队的组成结构多半意指诸多不同类型或者等级的海军军舰的组织方式、组合方式、兵力配置和分工。大科洛姆指出，英帝国海军舰队中各类型或者等级军舰互相之间应有基本合理和适当的比例，唯有如此，英帝国海军才可得到最富有成效地配置。换言之，这支海军舰队组成结构得到了优化，可以大大提高舰队作战能力。大科洛姆继而提出，一支海军舰队的舰船，最概括地讲，大抵可分为以下三类或三个组成部分：一类夺取和保持住制海权；另一类负责守望敌情；还有一类守护住海上交通线。
关于大科洛姆的英帝国海军力量的观念，还需要提及的是，他论及了英帝国平时海军和战时海军部署之间的关系。大科洛姆非常详细地阐释了英帝国海军的平时部署，指出这平时部署和战时部署紧密相连，平时部署要着眼于战时。例如，他从最坏情况出发，设想一个反英大同盟——四个海军强国法意俄德的组建，那么英帝国海军近乎同时应对这四国海军，并且封锁这四国港口。在战争期间，保护英帝国的贸易航线。他指出，应当运用好英帝国现有海军力量，使得四国小型敌舰全无成功袭击帝国贸易航线且安然撤退的希望，阻止它们“会合”成为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从而令英帝国沿贸易航线布设的巡逻艇队失去防御职能。
大科洛姆提出了可谓制海权理论体系：关于海战及其指导性原则的观念。在《海战》中，大科洛姆合乎逻辑地首先对海战概念或者术语予以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性界定，然后才提出海战的若干项指导性、纲领性原则。他的这些思想都基于对“海战”的历史考察。
那么什么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海战？海战形成何以可能？或者说海战形成的根本依据是什么？大科洛姆对其予以重要的理论性界定。
大科洛姆认为，尽管陆战和海战都是战争的两大经典形态，然而陆战大致起始于远古时代，而严格意义上海战的最初浮现要晚得多，大致近现代以来才初露端倪。
他指出，古代的海上战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海战。毫无疑问，海上战斗或者打斗古已有之，并不稀罕，然而它本身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海战。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海上战斗近乎全无独立的海军谋算，仅仅隶属于跨海远征，或者仅仅是跨海远征那并不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这些海上战斗并非为了控制陆地战场和周边水域，仅仅是意欲征服领土的一方陆军同阻遏其行进、使之无法登陆的另一方陆军在海上的武装冲突，亦即双方陆军在海上的狭路相逢和殊死斗争。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海上劫掠和跨海洗劫（crossravaging）盛行，然而它本身亦非严格意义上的海战，仅是一国海军力量对敌国海上财富和敌国领土混乱无序的抢劫和突袭，交战双方近乎并无获得制海权以阻止对手海上劫掠和跨海洗劫的任何念头。不仅如此，对于敌手海上劫掠和登陆洗劫的报复往往是以“以牙还牙”或者“以眼还眼”式的，即同样实施海上劫掠和跨海洗劫。在大科洛姆看来，海上战斗、海上劫掠和跨海洗劫仅仅是陆战的延续、延伸和组成部分，海洋仅被当作陆军渡海的便利通道。
那么到底什么是“海战”？大科洛姆明确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海战要具备两项必要的先决条件：第一，船运贸易占据国家财富的重大份额；第二，舰船能够驰骋海洋、远航外海。
关于第一项必要的先决条件，它表明仅仅有较小规模的海外商业、船运贸易并不够，因为即便船运贸易不断增长，然而同耗费数周甚或数月在海上搜寻和抢劫并不常有的商船相比，跨海洗劫可给自己带来更大利得，与此同时能给对手造成更大伤害，由此更为合算。唯有繁盛的船运贸易发展到对贸易国而言有庞大价值但在战时却要承受巨大运输风险，而对敌国而言袭击这丰裕贸易又有巨大利得的地步，跨海洗劫才无利或少利可图，可见庞大的船运贸易是促成海战趋于形成的一大关键要素，而袭击和保护海外商业开始形成，并由此成为海战的一项常在要素。例如，正是16世纪西班牙远洋商船队在海上输送巨额财富才使得1585至1604年英西战争具有海战性质，其原因就在于英国跨海洗劫西班牙领土毫无疑问会伤及西班牙，然而拦截和掠取西班牙远洋商船队在大大伤害西班牙同时还可使英国暴发致富。
关于第二项必要的先决条件，它表明仅仅有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划桨甚或桨帆战舰并不够，它们的“续航能力”相当有限，永久性地夺占广阔无垠的海域少有可能。如果意欲征服乃至控制海洋，毋庸置疑，适合于远洋任务的海船是绝对必要的。唯有造船和航海技术进步和发达到这海船能够经受疾风恶浪仍如履平地、持续远航的地步，才可屡屡挫败跨海洗劫，使之无法有效实施，甚至无功而返，可见具有远洋航海能力的战舰是促成海战趋于形成的另一大关键要素。
大科洛姆认为，历史地讲，真正意义上的海战最笼统地说可溯源至跨海洗劫盛行的伊丽莎白时期（Elizabeth era），即1558至1603年期间，换言之，海战的最初浮现大致是在16世纪中叶。大科洛姆更加具体地提出，它以1567年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的圣胡安港袭击英国黑奴贸易创始者、后来的海军统帅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的贸易船队为重大事件正式拉开序幕，历经英西战争，愈益形成和“固定”，直至1604年英西媾和，海战的所有轮廓似乎显山露水。就英国而言，正是从那时开始，船运贸易才逐渐在其国家财富中占据重大份额，海上事业由此真正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活动，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英国的风帆海船才逐渐具有抵御狂风恶浪的必要能力，从而能够驰骋大洋。
总的来看，到了16和17世纪之交，繁盛的船运贸易和大量驰骋海洋的战舰这么两项必要条件大致确立了纯粹意义上海战，海战愈益形成，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愈益“固定”下来，从而必不可免地使得跨海洗劫落伍并且让位于浮出水面的海战。当然，大科洛姆还指出，直至1652年第一次英荷战争以前，跨海洗劫仍然存在，和海战并存，可谓新旧相兼。然而，第一次英荷战争时，英国和荷兰都已充分具备上述两大条件，并且牢固确立，海战最终成型，海洋愈益被意欲赢得海战的国家视为必须加以控制的排他性领土而非仅仅是便捷通道，逐步取代跨海侵袭的海战时代由此真正到来。
海战时代真正到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海战原则真正通行。例如，在海战时代，如果试图抵御渡海登陆侵袭之敌，那么就必须灭敌于海上；跨海洗劫易遭对手海军的阻遏，等等。倘或熟视无睹甚而因循守旧，那么必遭败局。例如，西班牙在海战时代来临时，即1585至1604年英西战争中，放弃制海权而执迷于“跨海洗劫”，结果损失惨重。
大科洛姆认为，关于海军战略的思想少之又少，“海军战术学仍太模糊不清，难以令人满意”。然而他确信，他能找到海战或者海军战略的原则，并由此提出了海战的若干项根本的指导性原则，它们至少包含：第一，夺取制海权是海战最根本和最优先目标；第二，夺取制海权唯一途径或手段是海上争斗；第三，牢不可破的制海权、海军和陆军统帅互相配合、足够充足的陆军人数及物品、人员的补给构成了成功登陆侵袭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
可见，其中最根本的核心原则是“制海权”。大科洛姆尤其强调“制海权”，念念不忘“制海权”，他的一个最根本观念就是唯有获得制海权，海军才能产生实在的国家利得，即保护本国海上贸易和抵御敌国大规模海上入侵的同时，毫无顾忌地袭击敌国船运贸易和侵扰其海陆交通线。当然，大科洛姆还从他这项最根本的指导性原则推导出其他很多原则，例如，优势海军对于牵制、拦截或者阻挡劣势海军对于陆地领土的侵袭作用重大、意义非凡，在他看来这项原则是绝对的并且颠扑不破的。
大科洛姆指出，伴随海战最初浮现、愈益形成和最终定型，海战的指导性原则也逐步“固定”下来。他认为这些原则坚定不移、恒久不绝，如若违背，必遭惩罚。
大科洛姆从列强海军斗争史中概括和总结了若干项海战的指导性原则。他认为，从海战指导性原则“固定”下来直至他那个时代，尽管海战面貌已改，然而这原则如初。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例如帆船舰船被蒸汽动力舰船取代，事实上并未改变海战的指导性原则。
大科洛姆在给《海战》第一版的序言中如此写道：“……写作此书时，我头脑里有这么一个双重目标：揭示存有支配海战实施的（若干）法则，倘或违背，难免受罚；并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法则被最近数年来任何一个变化所改变。”
例如，在海战最初浮现时期，亦即16世纪后半叶，西班牙违背初露端倪的海战指导性原则，结果惨遭失败；又例如，在海战最终成型时期，亦即17世纪中叶，第一次英荷战争中，同英国海军近乎势均力敌的荷兰海军在分兵实施贸易护航同时，和前者争夺制海权，后者失败势所必然；再例如，法国数度征英努力都将夺取制海权当作实施登陆的途径而非目的本身而屡屡失败。
制海权
大科洛姆大致先于马汉，但远不如马汉那般自觉地向人们系统展示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现代历史上所以能纵横世界的奥秘，这个奥秘后来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海军主义”最为核心的信条——“对海洋的控制”，亦即制海权。
关于海洋，大科洛姆说，“海洋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场所’。战争期间，为了航行自由，海洋不是受一方控制，就是受另一方控制。如果一方意欲自由航行，那么必须通过夺取目标海域来据有之”、“如果从前将海洋当作跨海（洋）远征的公共通道，将海战当作驱赶敌手、使之远离自己前进航路的手段的话，那么伴随蒸汽舰队出现，为了取得海战胜利则必须经常、长久地占领海洋，取得舰队在海上行动的自由权，亦即夺取制海权”。
在大科洛姆看来，对海洋的控制或曰制海权是“海权权杖”、“海权权柄”，举足轻重，制海权的拥有者具有巨大优势，似乎可以横扫海上千军万马。然而他并未严格界定制海权这一概念，尽管如此，他至少认为，制海权意指阻遏和挫败图谋侵袭之敌渡越海洋成功登陆或者促成和确保本国侵袭之军渡越海洋成功登陆的权势。
大科洛姆指出，如此确认制海权的含义显然含混粗略。他继而提出，制海权有程度不等之分，或者说制海权是要分等级的，要分层次的，不能概而言之。
可见，在他那里，制海权并非抽象笼统，而是具体可测，最起码它有绝对强大、不容挑战的制海权，亦即对海洋的完全控制，也有不那么绝对强大但仍可称为足够强大的制海权，亦即对海洋的不完全控制的区别。最高等级的制海权无疑是阻挠登陆侵袭和所有其他目标的首要条件，例如，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海军握有坚不可摧的制海权，而稍次等级的制海权可确保本国渡海远征大军攻击敌国海岸时不受敌海军任何类别的破坏但又无法确保自己海上交通线绝对安全的制海权。例如，1861至1865年美国内战中，尽管南部邦联的海军从未强大到可从海上破坏北部联邦同盟海军对其海港的袭击，然而前者却可偶尔干扰后者同其基地的海上交通线。事实上，在大科洛姆那里，并不仅仅存有这两个等级的制海权，制海权强大程度逐步递减，直至完全丧失。
不仅如此，大科洛姆紧密结合制海权的实有缺失和程度大小，大致对海战海域做出了如下划分：
第一类：争斗双方全无制海权，这海域无关紧要，实属“中立之海”（the stateof Indifference）。
在此条件下，渡越海洋发动侵袭的远征大军和阻止其成功侵袭的对手，都不拥有或试图拥有任何程度的制海权。换言之，双方并未投送海军于攻守，施以海上威胁，所有作战行动仅仅局限于陆地，而所有作战军种仅仅局限于陆军，海洋畅通无阻，可见这里谈论制海权显得毫无意义。这里探讨的海域并非海军攻防之地，而仅仅被当作从一地向另一地输送兵力的行进之地或者媒介，由此可视为荒漠，实属“中立之海”，例如跨海洗劫盛行之时，海洋仅仅被当作渡越陆军的便利通道。
然而，造船和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一方确立的制海权会受到另一方海军的威胁或者破坏，争斗双方的“中立之海”绝非海洋的常在状态，更为普遍的是如下所示的“争斗之海”以及一方的“无害之海”和另一方的“无助之海”。
第二类：争斗的每一方制海权受到威胁或者破坏，对于双方而言，这海域为“争斗之海”（the state of Disputed Command）。
在此条件下，一方可能会在到达实施攻击的海域以前或者实施攻击之时或之后遭到另一方干扰或者袭击，例如被切断海上交通线。换言之，一方制海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到威胁或者破坏。这样的制海权显然是不牢靠的。
第三类：争斗一方牢牢握住制海权，对于这一方而言，这海域实乃“无害之海”（the state of Assured Command），
而对于另一方而言，由于没有或者丢掉了制海权，这海域实乃“无助之海”。在此条件下，完全拥有制海权的这一方海军实施攻击时肆意行事，全无遭到对方海军干扰或者拦截之虞，或者至少在完成攻击的所有目标以前如此。
夺取制海权：海战的最根本和最优先目标
大科洛姆为多项战时重要军事目标，例如夺取制海权、保护海外贸易、渡越海峡登陆等确立了异常分明的轻重缓急次序，即夺取制海权头等重要、头等关键，压倒其他任何重要目标。在他那里，夺取制海权是海战的最根本和最优先目标。
大科洛姆认为制海权是英帝国的一大世界性权势根基，而海战的最根本目标则是夺取和保持住制海权而非其他任何重要目标。大科洛姆指出，海战中，任何一方都可有多项重要目标，例如夺取制海权、规避对方海军、跨海突袭和奇袭对方领土、进行纯粹防御性的贸易护航等，然而夺取制海权纵然不是海战的唯一重要目标，但弃置制海权而追求其他任何重要目标的国家实属舍本逐末，甚至仅仅为了某项特定目标而一度暂时从对方手中夺得制海权，亦即仅仅将夺取制海权当作某类权宜之计而非根本之策，都不可避免地要么遭到挫败，要么退居次等甚或劣等海军强国地位。如果它依然如故，那么摧垮对方从而获取最终胜利则全无希望。
夺取制海权是海战的最根本目标，那么如何处理它同其他重要目标的关系？他指出夺取制海权是海战的最优先目标。这项论断充分体现了战略集中原则。大科洛姆认为，将制海权作为海战的最优先目标至少意味夺取制海权是实现其他重要目标的绝对前提或者前奏。海战中，每一方在确保拥有制海权以前，追求其他任何重要目标都将冒着重重危险。例如，1585至1604年英西战争中，从西班牙方面看，唯有同英国海军正面交锋并且挫败之，从而夺取制海权，它才可在海上无拘无束地输送贸易或者阻绝对手贸易。反之亦然，亦即从英国方面看，唯有全力压服或者制服西班牙海军舰队，从而获取制海权，这才是捣毁西班牙贸易的绝对前提或者前奏。又例如，法国数度意欲攻破英国，其海陆军两大力量同时合成作战：一支海军强大得足以击败或者牵制敌对的英国海军，和一支运输船队多得足以载运可完成征英的陆军部队，然而即便如此，法国唯一的胜算在于登陆入侵之前首先必须击败英国海军。
那么如果不将夺取制海权当作海战的最优先目标，会导致什么重大后果呢？大科洛姆提出，海战中，一方在夺取制海权的同时，倘若还追求其他任何一项或者多项重要目标，例如派遣舰队护航保护海外贸易、渡越海峡实施登陆等，那么很可能无功而返，甚至损兵折将，铩羽而归，有时还会全军覆没。在他看来，将夺取制海权当作最优先目标和齐头并进的多项重要目标中的一项，这两者显著有别，不可混同。第二次英荷战争和第三次英荷战争中，尽管英荷经济繁荣严重有赖于船运贸易，然而两国都懂得必须集中全部力量和精力于夺取制海权，而非分兵保护贸易。为了夺取制海权，不至于输掉，荷兰排除对于这项根本目标的种种干扰，甚至忍痛割爱，暂时放弃和牺牲占据优势的船运贸易，任凭英国海军恣意袭击，坚定不移地将全部注意力和海军力量集中于制海权夺取。相反，从1690年法英荷比奇角海战至1805年特拉法加角海战，法国数番仿效1066年威廉公爵（Duke William）征英壮举的重大努力，试图夺取制海权的同时，将登陆大军渡越英吉利海峡，结果屡战屡败。可见，英伦海岛安然无虞并非偶然。事实上，如此行事之国又何止法国一国？西班牙、俄国和丹麦等莫不如此。大科洛姆认为，法国意欲渡海登陆侵袭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倘若将渡海登陆同海上争斗以夺取制海权齐头并进，同时并举，那么就大错特错了。此类战略大错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也是将夺取制海权作为最优先目标的根本原因大致在于，夺取制海权意义过于重大、任务过于艰巨、过程过于复杂、实施过于困难，以至于需要资源、力量和注意力的完全集中而非分散，由此无暇也不可分心他事，必须将其置于压倒任何其他重要目标的最优先位置。
可以推断，如果二者同时并举，本应完全集中于某一类军事行动的资源、力量和注意力将不得不分散和丧失，以至于暂时夺取哪怕是局部性制海权也会险象环生。
那么如何处理制海权夺取和渡海登陆实施这两者关系？大科洛姆指出，合适的办法应当是将渡海登陆侵袭划分为两个迥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集中全部海军兵力实施海上争斗从而获取和确保制海权，将其置于压倒其他任何重要目标的位置；第二个阶段，进行渡海登陆。
总之，在大科洛姆那里，制海权须臾不可或缺。如果套用他不那么适切精准的话说，“夺取制海权”应当是“目的（the end）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themeans to an end）”。
海上争斗：夺取制海权的唯一途径或者手段
如何夺取制海权？大科洛姆提出，夺取制海权的唯一途径或者手段在于海上争斗。一方制海权若需得到另一方心悦诚服的承认，须经双方全部海军力量进行“命运攸关”的较量来争夺之。
他认为，夺取制海权，就其本质而言，是进攻性的，而非防御性的，是直接正面而非间接迂回的，是主动出击而非消极应对的，例如“避敌锋芒”、“调虎离山”、“避敌就虚”等，通过规避敌国海军或者诱使其远离目标海域而非与之进行海上直接对决来夺取制海权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
此外，侵袭和征服陆地领土这项重大目标的成功到头来大有赖于依凭优势海军兵力痛击敌国海军而非规避之。他指出，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代英国著名海军统帅们无不强调海上争斗的至关重要性。另外，17世纪三次英荷战争中，英国和荷兰的海上优势同海战结果紧密相关。不仅如此，歼灭对手海军主力并不够，只要被击败的海军尚未被完全摧毁，例如有“存在舰队”，那么仅仅数场海战胜利还不足以确保完全的制海权。这三次英荷战争中，尽管英国和荷兰各自都取得了海战胜利，然而它们事实上仍保持相当的海军实力，和平缔结之时，制海权争夺远未结束。
总之，夺取制海权需要“正面交锋、决战决胜、灭敌殆尽”，唯有通过数次对决消灭敌舰全部或者完全封锁敌舰军港，方可夺取制海权，海上争斗将制海权赋予最终取胜者。
登陆侵袭、跨海远征成功的必要条件或者要素
如先前所述，大科洛姆指出，夺取制海权应当是最根本和最优先目标。同这项制海权观念相连，他提出了成功登陆侵袭、跨海远征的条件或者要素。他指出，成功登陆侵袭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牢不可破的制海权、海军和陆军的互相协调和合作、足够充足的陆军人数、物品和人员的补给。
第一项必要条件或者要素——制海权牢牢在握无疑头等重要，海军确保拥有不受任何威胁和挑战的制海权，负责输送陆军渡海和掩护其登陆，可见此时海军是主攻力量，然而一旦成功登陆，陆军便取代海军成为主攻力量，而海军则退居次要地位。除了继续牢牢掌握制海权以外，海军还要协助陆军进攻，例如炮轰对手阵地，并且从海路为陆军提供源源不断的物品和人员补给。可见，在确保完全拥有制海权前提下，为了成功实施登陆侵袭，这些其他条件或者要素也是绝对必要的。
首先是牢不可破的制海权。在大科洛姆那里，跨海远征的成败首先有赖于海战、制海权。唯有完全确保制海权，或曰对海洋的完全控制，亦即直至歼灭对手甚至小股存在舰队之时，方可发动登陆侵袭。相反，劣势海军并无完全的制海权，除了规避强敌以外别无他策，其发动的登陆侵袭也必遭失败。
他如此写道：如果任何跨海远征的成功并未依赖自己海军力量，而是指望敌手并无情报或者某种程度上并无准备未及时动用足够的海军（救援），那么这是何等的不牢靠。
大科洛姆认为，如果海上力量足够强大，海军兵力足够宽裕，为了成功登陆，可以如此分兵：调拨一支兵力对付和挫败对手可能前来救援的海军舰队，确保制海权牢牢在握，而与此同时动用另一支兵力掩护陆军实施登陆。可见，这两支兵力的作用和职责简直如此泾渭分明。他还指出，如果海军兵力不够充足以至于无法分兵时，那么不应发动跨海远征，其原因在于制海权受到威胁或者挑战时实施此类行动往往注定失败，除非奇迹出现。毕竟在大科洛姆看来，不掌握制海权，一国至少近乎无法计划实施侵略，除非可望从被侵略国国内得到襄助。不仅如此，但凡无法保护本国海岸免遭海上之敌攻击的国家也近乎无法袭击别国海岸。总之，大科洛姆认为，唯有完全掌握制海权的国家，只要不切断自己登陆大军同海上交通线的联系，它发动的登陆侵袭、跨海远征才会趋于成功。相关史例昭然可见：尽管拿破仑的陆上大军势不可挡，但他的舰队在阿布基尔海战中毁于从直布罗陀驶入地中海的英国舰队，远征行动遂因海上供应线被切断而破产。
其次还有其他必要条件或者要素。大科洛姆指出，除了牢不可破的制海权外，成功的登陆侵袭、跨海远征还有赖于海军和陆军的互相协调和合作、足够充足的陆军人数、物资与人员的补给。大科洛姆将海军和陆军应有协调和合作确认为成功登陆侵袭的另一项重要条件。在完全拥有制海权的情况下，海军不仅要将陆军部队投送上岸，使之攻城略地以外，还要富有成效地配合陆军攻破城池。此外，登陆实施陆战的人数必须足够充足，同肩负的使命任务相称。物资与人员的补给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或者要素，否则登陆部队在后勤方面会大为吃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