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海洋大国兴衰的历史进程中，海洋及海洋战略问题一直是主权国家政治和安全中的核心问题。无数政论家和战略家，主要基于国家发展和未来命运考虑，潜心研究海洋和海洋战略问题，撰写出众多鸿篇巨制，构成海洋战略理论的壮丽篇章。对海洋战略大师理论精髓和伟大实践做历史总结和学术探索，既艰辛又具有现实意义。

一

自哥伦布开辟新航路、世界形成整体以来，海洋战略问题研究便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着眼于更加广阔的未来，探寻国家命运和发展过程中的海洋战略问题，是世界海洋战略大师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英国早期海洋战略大师科洛姆兄弟，着眼于英帝国不断扩大版图，认为英帝国作为囊括广袤殖民地的商业帝国，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英帝国的防御远非限于英伦三岛免遭入侵，而应包括帝国殖民地安全和连接帝国组成部分的海上交通线安全。大科洛姆甚至认为，英帝国是全球性海洋帝国，它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存在是全球性的，因此，英帝国海洋问题也只能是全球性的。20世纪60年代印度著名海洋战略家潘尼迦，忧心于长期以来印度国家安全，专注于陆地而忽略海洋的现状，大声疾呼“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印度洋对于印度经济至关重要”，旨在从西方大国和新兴国家角逐印度洋的战略博弈中为印度找到成长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之道。

海洋战略理论体系在不断探索中逐渐显露出清晰轮廓。科洛姆兄弟关于殖民保护、海上交通线、海军至上及制海权的学术观点，科贝特关于海洋战略是“更大的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要“从整体上把握战争理论，将海军战略与国家的整体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及将制海权分为夺取制海权、保持制海权和使用制海权三个不同阶段等学术观点，几乎与海权论创始人马汉的制海权理论相比肩；戈尔什科夫将海上力量要素进一步增加，包括捕鱼队、运输队、科考队等，则进一步完善了海上力量要素内涵；法国海洋战略家卡斯泰和印度潘尼迦均认为，影响海权六大要素中应当增加技术水平，更是对海权构成要素的必要补充。

制海权问题在世界海洋战略学说中几乎是一个永恒话题。在小科洛姆看来，确保“大不列颠”和“更大的大不列颠”（Greater Britain）之间海上交通线不被切断是个十分重大的战略问题。他们在著述中大量论述海上交通线对英帝国和殖民地安全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具有商业意义，而且构成了殖民地首道防线，制海权是英帝国的一大法宝，是帝国安全和巨大财富的根本保障，夺取制海权是海战最根本和最优先目标，“海军主义”的要义就是确保英吉利海峡安全以及英帝国与殖民地之间海上交通线的畅通。科贝特海洋战略学说中，一个重点议题也是制海权问题，他认为制海权的核心意义是控制海上交通线，但控制海上交通线的方式不是马汉这样的后来者提出的“舰队决战”，而是通过分散兵力尽早发现来敌，尔后再出击保护海上交通线的方式。卡斯泰总结了17世纪大航路开始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海洋战略思想，认为制海权是海洋战略中主要议题，不过，随着新技术发展和潜艇、航空兵以及海上新式武器的投入使用，制海权获取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然，制海权战略的最大集成者是马汉，他在1911年成书的《海军战略》中，对通过舰队作战获取制海权的理论做了全面系统阐述，他由此被誉为制海权理论的开山鼻祖。

地理因素始终超越其他因素而成为影响国家海洋安全和海军战略的首要因素。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创造性地提出影响海权的六大因素，将地理位置放在首位，认为它是决定一个国家建立和发展海权的首要条件。潘尼迦从地理角度分析印度面临的战略态势，认为地理因素在塑造印度历史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印度既没有像中国和波斯那样的陆地观，也没有像日本那样的海洋观”，一面对山和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决定印度天然是一个向海洋发展的国家。“印度洋对其他国家来说只不过是许多重要洋区之一，但对印度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海域。她的生命线都集中在这个区域，她的未来取决于在这片辽阔水面上自由航行。”

陆海联合作战在英国早期海洋战略著述中是重要研究对象。小科洛姆认为，英帝国具有广袤的殖民地，海军即便拥有制海权也难以保护殖民地，即便打赢海战也无法真正取胜，因此，拥有强大陆军并实现军种之间配合，不单纯是一个军种问题，更重要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科贝特认为，海洋战略是大陆战略的延伸，海军战略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必须结合国家政策考虑海战的性质，实施陆海军种的联合作战是海战的最高杰作。值得注意的是，陆海联合作战议题在其他国家的海洋战略著述中似乎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这大概是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在防御理论著述中的独特现象。

二

一百多年世界海洋和海军战略研究史，反映出海洋和海军战略理论和战略实践发展的基本规律。

海权或曰“海军主义”，从提出伊始便与陆权（或曰“要塞主义”）不断进行理论上的抗争。在科洛姆兄弟时代，不列颠已成为一个海洋性商业大帝国，殖民地遍布全球。然而，此时的大英帝国，在国家安全上仍然信守要塞主义。科洛姆兄弟对英帝国防护上仍然坚持的要点防御或曰局部防御的观点进行猛烈抨击，认为主要使用陆军分别守护英伦海岛或殖民地的海陆要点、构筑海岸防御的“要塞主义”已经过时，国家防护范围不仅要包括英伦岛这个帝国中心，还要守护殖民地和海外商业，确保连接海陆要点的海上交通线安全，从此开启了“海军主义”和制海权理论的探究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海洋战略家科贝特，吸取克劳塞维茨关于“军事是政治继续”的思想，强调海洋战略只有在国家大战略指导下，与国家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战略紧密配合，形成合力，才能以较小代价取得最大利益。他认为，海洋战略只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海洋是陆地的延伸，陆海行动都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应当实施陆海联合作战。后来的海洋战略大师，虽然所处时代和各国国情有所不同，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面临陆海孰重孰轻的理论问题。潘尼迦忧虑印度长期以来重陆轻海的传统，大声疾呼要重视印度洋的海权问题，指出“印度的前途不取决于陆地边境，而取决于三面环绕的广阔海洋”；莱曼基于维护海军的战略地位提出“海上战略”，要求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海洋问题，进而提出建设600艘舰艇的海军发展蓝图，等等。这都折射了陆海的轻重问题是海洋战略理论中的重大问题这一基本状况。

海洋战略理论只有经得起历史考验才能焕发出理论活力。几乎所有海洋战略大师的学说和著述，都依据时局变化对国家海洋事务和海洋发展道路提出不同见解，提出若干指导原则。坚持真理的是非曲直，不为时局变化所左右，是海洋战略理论屹立于学术之林的唯一道路。日本海洋战略理论家佐藤铁太郎，是一位与时代有所违逆、追求理论真谛却遭到日本军界一度抛弃的人物。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之时，日本海军将领对盛行一时的“大陆政策”中心论极为不满，期待有一种强调海洋立国的理论与之抗衡。1902年和1908年，佐藤分别出版《帝国国防论》和《帝国国防史论》，强调国家创建和维持军备的根本目的首先在于自卫，如果期望国家保持完整、发展和永存，就不能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也许受到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的影响，佐藤的一些学术观点，似乎少了些杀气，多了些慎战内涵，与当时日本对外扩张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驰，自然也得不到当局的认同。因此，佐藤的海洋战略理论，并没有受到当时日本军界的重视，直到20世纪中叶日本开始奉行“专守防卫”战略，其理论才获得当局青睐，受到广泛重视。

战略理论必须站在国家发展高度才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影响力。在历史长河中，海洋战略理论可谓层出不穷，几乎可达眼花缭乱的地步。然而，战略理论只有站在国家发展高度，顺应国家发展需要，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早在一百多年前，科洛姆兄弟便从全球视角看待海军运用问题，虽然其目的是维护英国的全球利益，但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具有极强的超前性，对英国维护维多利亚时代既得的全球霸主地位具有指导意义。无独有偶，“海权是海洋中可致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所有东西”理念，在马汉早些年的论著中就有所提及，却没有引起多大关注，直到1890年美国生产总值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且雄心勃勃地谋求更大发展之时，这一理论因将海权与国家民族兴衰挂起钩来并最终为美国总统接受，才得以发扬光大。20世纪80年代，美国海军部长莱曼提出海上战略的八大原则，虽然其本意是为美国海军重新赢得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但其所揭示的海上战略源于且从属于国家安全总战略、国家战略为海军规定基本任务、海上战略必须是一个全球性理论、必须把美国和盟国的海军结合成一个整体等原则，至今仍然对美国维持全球海洋霸主地位产生着重大影响。

海洋战略理论只有超前思维、不断创新才具有长远指导意义。海洋战略理论是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是否具有超前思维，是否具有突破，对国家海洋事业发展的影响巨大。从历史上看，各种海洋战略理论角度不一、内容各异，但凡对国家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的，均是超前思维不断创新的结果。潘尼迦关于印度海权的理论，虽然也部分继承和沿袭马汉海权论的相关内容，但其论述的印度安危系于印度洋、印度洋对于印度经济至关重要的观点，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和理论突破性。尽管在当时未为印度当局接受，但随着时代变迁，印度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一理论的巨大价值，这一理论成为新世纪印度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跻身世界海洋大国行列的指路明灯。前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对海上力量内涵做了进一步拓展，认为它不仅指海军力量，还应包括国家海上交通力、商船渔船、海上科考力量等，大大丰富马汉的海权论学说，这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后发国家发展海上力量的座右铭。事实上，随着世界海洋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海上力量的内涵还在继续发生变化，除了表现为强大的海军力量、海上执法力量、海上运输和科考力量等硬实力外，还应包括海洋意识、海洋法制、海洋规则制定等软实力，甚至也包括国家在海洋事务上的意志决心和机制运行等力量因素。创新和寻求理论突破，是每一位理论工作者不懈追求的目标。

冯梁
二○一六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