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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科贝特于1854年生于英格兰南部一个富庶家庭。从剑桥大学获得法学学位后，他选择律师行业，直至1882年，这段求学和职业生涯对科贝特从事海军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后来的著述中，科贝特经常引用法律术语和法理逻辑来阐释战略原则的基本原理，其严谨细致的学术风格，也明显带有律师从“历史实证中求结果”的鲜明特点。“科贝特所受的法律训练及其思维模式，使他更加乐于与敌斗智，而不愿与之斗勇。”
1882年之后在游历世界中，他领略到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和影响力，这使他对海军历史和战略产生浓厚兴趣。之后开始从事写作，1889年他发表了关于海军上将乔治·蒙克（George Monk）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的真实题材小说，其历史分析能力得到了世人的欣赏。
1893年，英国海军组建了“海军史料学会”（Navy Records Society），海军历史学家约翰·诺克斯·劳顿教授（John Knox Laughton）将约翰·科洛姆兄弟等当时英国一大批从事海军史研究的优秀人才招致麾下，负责编撰出版英国海军历史文件。受劳顿的邀请，1896年科贝特开始编一部关于1585—1587年西班牙战争的文献，这是他作为海军历史学家，并最终成为“无畏战舰”年代英国海军部非正式的历史顾问的起点。在英国海军史料学会任职期间，劳顿和科洛姆的历史研究法、整体安全观以及对海陆联合作战的关注，对科贝特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对伊丽莎白时代特别感兴趣，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就是写的那个时代。1898年，科贝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德雷克和都铎王朝的海军：英国作为海上强国崛起的历史》（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这部著作中的不少主张使得科贝特被置身于“海军历史学家的前列”。1900年他出版了《德雷克的继承者》（ The Successor of Drake ），这两本书对英国历史上的海上战争和联合作战都有颇为独到的见解。
1902年，科贝特受邀为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讲师，主要讲授海战课程（naval war course），从而开始了他的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其作战训练班主任（Director of the War Course）梅上校（Captain W．J．May）允许科贝特自由选择教材，但必须以战术和战略为重点。梅上校认为“课程内容必须现代化，以使从其中所归纳出来的教训可以应用于今天的战争”，这也使得科贝特的理论研究更加偏重于指导实践。梅上校的继任者斯雷德上校（Captain Edmond Slade）与费歇尔海军上将关系极为密切，对于联合作战深感兴趣。斯雷德促使费歇尔扩大战争班，并提升了科贝特的地位。斯雷德认为只让科贝特去教四五十个学员实在是大材小用，他应该协助海军参谋总长建立一个咨询机构，其任务是对一切战争问题做有系统的独立思考，而不受海军部例行公事的干扰。
1905年科贝特成为英国海军部非官方的战略顾问。
1906年，科贝特开始系统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对书中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有限战争等理论观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也对克氏理论过于局限于陆战而忽视海洋因素的缺陷进行了批判。科贝特指出：“很明显，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虽然博大精深，意境深远，但他却并未完全领会其理论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完全是大陆性的，陆战的缺陷使其所确立的战争原则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在此基础上，科贝特结合英国的海战历史，对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有限战争”（limited war）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而这也成为其海洋战略理论部分内容的雏形。
科贝特从事战略教学与研究工作直到1914年为止，在英国海军中有许多高级军官都曾受其教诲。科贝特通过全面严谨的研究所得出的思想和观点，展示了自己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能力，在研究过程中，科贝特坚信海战的经验和战略在风帆时代和铁甲舰时代是相联系的。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四部权威著作，其中包括历史著作《英国在地中海》（ 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 ： A Study of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British Power within the Straits ， 1603 — 1713 ）和《七年战争中的英国》（ Englandin the Seven Years War ： AStudy in Combined Strategy ）。此外，他又为海军史料学会编辑了三套学术性的资料集。其中1905年出版的《作战指令》（ Fighting Instructions ， 1530 — 1816 ），和 1908 年出版的《通信与指令》（ Signals and Instructions ， 1776 — 1794 ），对风帆时代的海战演进过程的研究都是必要的资料来源。
科贝特在1911年出版了其经典名著《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这本书的雏形常被称为“绿色小册”（The Green Pamphlet），这本手册正是在斯雷德上校的坚持和指导下才得以整理成书（1906）。它反映了科贝特和斯雷德两人对于两栖战争和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兴趣。正如海军学院历史学教授兰福特评论说：“科贝特对海战理论的研究成果，使其跨入世界著名战争理论家的行列，并可与克劳塞维茨并驾齐驱。”
1914 年科贝特被授予皇家部队联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ion，简称RUSI）的最高奖——切斯尼金质奖章（Chesney Gold Medal），以表彰他在军事科学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1917年科贝特被授予爵士位。
科贝特在海军历史和海军战略领域的著作为他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海军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奠定了基础，他在海军领域的研究成果促进了英国皇家海军在当时的改革。他的经典著作《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到现在也是研究海洋战略的经典著作。科贝特是费歇尔的好朋友和忠诚的支持者。科贝特以海军和海战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试图影响海军当局。科贝特向海军将官们传播他关于有限战争和防御战略的观点，但他的观点与当时人们所接受的海军理论和战略形式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作为英国海军部高级顾问的科贝特对于官方政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还是很难断言。
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在对比科贝特与马汉的战略著作时，认为马汉的海权论是本“标准的著作”，而科贝特的著作则是“最佳的论述”。
一战前，在费歇尔的邀请下，科贝特出任英国海军部的高级顾问，他的思想和观点对一战前后英国海军战略的制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受时代条件的限制，科贝特的某些观点（如反对大力兴建主力舰，反对海军中心主义，以及主张采取“战略防御”的方式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不仅与当时英国海军的主流观点相反，还触动了海军某些集团的利益，在英国海军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加之战略推行过程中的失当，科贝特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达达尼尔海峡之战
的失败、1916年日德兰海战中初战失利，使科贝特遭到极大的非议。日德兰之战
后，丘吉尔撰文替他自己在战争初期所采取的海军政策辩护（当时丘吉尔为海军大臣，费歇尔为海军参谋总长），就引用的是科贝特的著作
。对此，英国海军内部的激烈争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仍持续不断。这使科贝特很难置身事外。尽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进入英国帝国防务委员会，负责编纂官方的海军史，但在其书《海上作战：依据官方文件的一战史》（
Naval Operations
：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Based on Official Documents
）出版时，英国海军部却于1923年发表声明指出其中所提倡的若干原则与官方意见直接冲突。不过，此时科贝特已经在一片质疑与争议声中辞世（1922年9月21日），没有机会阅读那份声明，然而他在生前就很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官方的分歧。他的写作旨趣在于研究一战中的英国海军正史，然而写官方历史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写作的过程中科贝特还必须要接受偏离历史分析和考察的写作方法。实际上，他的许多写作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的争论，以及不间断的阻挠之上的，虽作为一个“官方历史学家”，但研究成果却异于官方意见，此种分歧的阴影伴随他直至67岁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