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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军事学主讲人M．E．霍华德（M．E．Howard）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1870—1898年》第八篇章“武装力量”中指出：朱利安·科贝特关于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将海军史首次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论断有失公允。霍华德认为，（科贝特的论断）对于在科贝特本国正在发展的思想，特别是海军少将菲利普·科洛姆的思想来说是不公正的，科洛姆的《海战》这部有分析性的伟大著作与马汉的名著同时问世。
不仅如此，连马汉本人在其《海军战略》（
Naval Strategy
）中列举海军战略著述时仅提大科洛姆一人：“当时我说：‘自1886至1888年我实际居留此地期间以及其后的四年中，我一直向国内外主要的陆、海军军事图书销售商索取图书目录，并仔细查阅其内容……在这一讲话中我毫未涉及海军战略；因为，除了1890年出版的科洛姆所著的《海战》一书之外，尚无正式论著，只是偶尔有些论述文章散见于报刊之上。”
第一，关于海洋战略思想和海战史研究，大科洛姆使用历史归纳法。
在思想方法上，大科洛姆使用历史归纳法，对海战及海战的若干原则予以历史考察和探究。在这方面，他的《海战》做出了首次重要尝试，这在方法论上有着重要意义。不仅如此，大科洛姆注重新近的历史经验对于他理论的检验或者验证，并且伴随海洋战略实践的推进，不断修正他的思想和理论。
第二，大科洛姆肯定了蒸汽动力时代海洋的重要价值和海军对陆军的这一经典范式。
海洋被先前伟大的思想家，包含海洋战略思想家予以高度重视。然而在蒸汽动力时代，伴随蒸汽机和铁路的问世，人们难免心存疑问：同陆地和陆军相比，海洋和海军还有那么重要吗？大科洛姆肯定了海洋的重要价值和海军对陆军的这一经典范式，并且提出了海军对陆军的优势。他如此指出，“走陆路运输和补给全然不可与走海路同日而语且与之相争……即便同蒸汽船只相比，铁路火车的速度更快……然而铁路也必须修筑；海洋总是宽阔无垠，并不像陆地那样受到限制”
。
第三，大科洛姆关于海战最初浮现、愈益形成和最终成型的思想有其重要理论意义。
海战的雏形大致溯源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在那个时代，争夺制海权多半在近海沿岸或者狭窄海域通过海上决战展开。在大科洛姆看来，这些海上决战远非严格意义上的“海战”。大科洛姆关于海战最初浮现、愈益形成和最终成型的思想有其重要理论意义。
事实上，15世纪以前，并未被大科洛姆确认和界定为“海战”的海上交战和陆战非常相似。在那个超长时代，舰船要么是橹桨推动力——划桨船，要么是风帆推动力——单层甲板大帆船，要么是橹桨推动力外加风帆推动力。划桨船机动灵活，交战之时，讲求船舷相交：它们互相接舷以后，船上士兵和水手才猛冲过来，以刀枪和长矛逼近对打，互相砍杀，进行肉搏，有如争夺海上城堡或者堡垒那般。划桨船的好处还不止于此：靠装置一个撞角，并且渐次达到划行全速，它能实际撞沉另一艘船，而那是一艘结实得足以承受撞击的木质帆船做不到的。然而划桨船和单层甲板大帆船作为战船有其严重缺陷。它们无法在天气恶劣时留在海上，也不能一次离开补给港口几天以上，因为使它们能在平静的水面快速行驶的船体样式——长但浅而窄，单甲板且平底，剥夺了大量士兵和水手饮食供给所需的装载空间，而且以撞击速度划行就需大量水手，由此它们并不具有远洋航行能力，更遑论实施和完成航海大发现、大探险这类宏大使命。不仅如此，它们组成的海军从来不是自主的战略工具，仅仅是陆军的延伸，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伙伴”。这帆船舰队的近海一翼通常与相伴陆军的近岸侧翼挂钩，它与陆军“共生”：陆军携给养推进，进至帆船可得补给的位置。
可以说，划桨船和单层甲板大帆船都不是大科洛姆界定的那类远洋海船，它们后来被不那么依赖陆地后勤补给的木质帆船取代。不仅如此，这类木质帆船可以带够足以在海上航行许多个月的补给，由此续航时间长久，作战航程长远，它可以远离基地，早在1520年，已绕好望角航行的葡萄牙战舰就能在印度西海岸外与一位地方统治者的舰队交战，并且击败之。大科洛姆所说的“能够驰骋海洋、远航外海的舰船”最终出现。
大科洛姆提出，海战的“最初浮现”大致在16世纪中叶，因为正是从16世纪起，大炮木质帆船开始行使对海洋的控制。他界定的严格意义上的“海战”分明是风帆推动力和蒸汽推动力时代的“海上交战”。这类交战和陆战截然有别。无论是风帆推动力抑或是蒸汽推动力，舰船都可驰骋大洋、远洋航行，船上还安装有重炮，舰船攻击性、毁伤力由此大大提高。不仅如此，在海战中，两舰互不接触，相打即可，无须船舷相交。还有，在海战中，由于舰船两舷都安装了火炮，可以先用其一舷全部炮火向敌舰或其他攻击目标予以射击，然后调转船头，再用没有开火的另一舷火炮射击，由此一个编队甚或整个舰队的队形只好都排成一列，是为“战列”队形。
如果人们起草一份“15场决定性海战”的清单，除了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海战以外，其余14场，从16世纪的勒班陀海战（1571年）和无敌舰队海战（1588年），到17、18、19和20世纪的奎贝隆湾海战（1759年）、弗吉尼亚角海战（1781年）、坎普尔顿海战（1797 年）、尼罗河口海战（1798 年）、哥本哈根海战（1801年）、特拉法加角海战（1805年）、纳瓦里诺海战（1827年）、对马海战（1905年）、日德兰海战（1916年）、中途岛海战（1942年）、三月护航船队海战（1943年）和莱特湾海战（1944年），显然都是发生于大科洛姆界定的那严格意义上的“海战”时代。
第四，大科洛姆早于马汉提出了海上争斗（海上决战）的重要性。
大科洛姆提出，夺取制海权的唯一途径或者手段是海上争斗，海上争斗将制海权赋予最终取胜者。可见，马汉后来在其《海军战略》中提及的海上决战的重要性、商业袭击战的无效无非只是重申了大科洛姆的这项论断，尽管马汉使用了与“争斗”含义存有很大区别的“决战”术语。
第五，大科洛姆关于制海权观念有其重要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马汉是“制海权”论集大成者，深信国家权势兴衰的“秘诀”就在于“控制和失去海洋”，亦即拥有或丢掉制海权。然而在这方面，大科洛姆与其难分伯仲，强调制海权对维持英帝国这个海洋性商业大帝国、对保持英伦海岛相对于欧陆强国的地缘政治优势有重要作用，由此独创性地提出了在马汉那里同样得到非常系统表述的很多带有理论意味的重要结论。
大科洛姆指出，夺取制海权是海战的最根本和最优先目标。海战当然可以有多项重要目标，例如制海权的夺取、海上劫掠的实施、从海港驶入公海自由的确保、对沿岸航运的保护和对入侵的防御等，然而在他看来，制海权的夺取尤为根本，应被置于头号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在他那里，海权的若干基本因素——无论是海军、海外贸易，还是殖民地，它们都是国家实施对海洋控制，亦即制海权的手段，而非目的。换言之，他强调制海权本身就是目的。
在大科洛姆看来，如果没有制海权，英帝国可能什么都没有。后来很多范例证明了这项基本判断。例如，1915年5月英德日德兰战役后，英国海军获得了制海权并且对德国予以海上封锁，德国海军舰队被紧紧困在自己的基地动弹不得。然而德国对英反封锁获得了较大成功，靠的是它迅速膨胀的潜艇舰队，及在1917年采取了一种不予警告就击沉的政策。当然，握有制海权的英国海军回到18世纪的做法，即为结队航行的商船护航，其成效最终遭到抑减。又例如，一战期间，协约国和德国在法国境内西线鏖战、恶斗，那时法国人斗志消沉，英国人严重受挫，然而一支美国的生力军依靠英国海军制海权的保护，安然横渡大西洋以足够数量抵达战场，大为改变那里的“胶着”、“死结”局面。
和小科洛姆类似，大科洛姆的著述改变了英国公众整个思想倾向。不仅如此，他本人亲力亲为，即在公众场合，例如皇家联合军种防务研究学会宣读他的论文，并且与陆军军人提交的对应论文互相交锋、互相论战。此外，他还撰写论文，竞评此类研究学会组织和颁发的论文奖，他获得1878年的海军论文奖——《如何最优化增进大不列颠海上力量》便是一个杰出范例。所有这些努力使得大科洛姆的海洋战略思想在列强海权实践方面——无论是英帝国，还是俄国和后来苏联的海军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当然，很难说大科洛姆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毕竟在他那个时代，海军主义鼓吹甚嚣尘上，大科洛姆和其他海洋战略大师都是非常重要的旗手和推手。但无论如何，仍可以最笼统地讲，大科洛姆及其追随者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海军和海洋战略。不仅如此，他持有并经由他展示的、对于英帝国安全和繁荣及英帝国“老大”地位维持有至关紧要意义的海军政策后来被逐步和愈益广泛地接受，由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最终变更了英帝国海军部和陆军部防务规划者的政策和实践，从而唤醒了英帝国，使之持续成为强大的海洋帝国。
大科洛姆认为制海权是英帝国的一大法宝，是帝国安全和巨量财富的根本保障，而且没有牢不可破的制海权，成功实施登陆侵袭、跨海远征无从谈起，由此而来的一项必然推论是制海权是决定所有海洋事业成败之根本。他还提出海战的最根本、最优先目标是夺取制海权，而夺取制海权的唯一途径或者手段在于海上对决，亦即主力舰队的“总决斗”——一两场命运攸关的根本较量。关于同制海权夺取和海战较量紧密相连的海军，大科洛姆提出，巡洋舰、鱼雷艇和潜艇的作用充其量是辅助性的，只能是战列舰的补充，因为集尽可能强大锋利的火炮、宽阔稳定的船身平台、必要的装甲和较快的航速于一体的舰船只能是战列舰，各国海军力量的对比，终究是以大型战列舰来计算的。美国、英国、日本和其他列强深受大科洛姆（当然还有马汉等其他海洋战略思想家）海军和制海权观念的重要影响，由此以战列舰为核心的“大舰巨炮主义”和舰队“总决战”或“大决战”思想成为上述海军强国的金科玉律。例如，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德国以准备海上大决战的架势掀起了造舰狂潮，挑战英帝国的制海权。
可以认为，在大科洛姆集中努力，连同其他若干或许更重要的因素（例如军事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复合和鼓噪、英国选举制度改革使得选民范围急剧扩展，连同经济萧条）的“联合”作用下，自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英帝国大力建造昂贵的主战舰，帝国海军节节扩充。例如，80年代末英国通过了“双强标准”；又例如，1889年英国通过了海军防务法。它表明英国决意耗资2 150万英镑实行一项海军建设计划，要在往后3年内建造10艘战列舰［其中8艘是新型的“君主”（Sovereign）号级，吨位超过14 000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列舰］，以及9艘大型巡洋舰和33艘较小的巡洋舰。大科洛姆没有活着看到1905年朴次茅斯的皇家军舰“无畏号”（Dreadnought）的龙骨铺置，那是一艘18 000吨的战列舰，令所有舰只统统过时。
不仅如此，大科洛姆的海洋战略思想得到大陆性国家，例如俄国、德国、法国和瑞典的关注，尤其在苏俄和苏联那里倍受重视。苏俄和苏联海军战略、理论与实践的杰出研究者罗伯特·韦林·赫里克（Robert Waring Herrick）在其1988年出版的《苏联海军理论和政策》（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中指出，苏俄和苏联的历史学家—战略家（historian－strategists）对于大科洛姆著作予以了格外关注。赫里克那细致入微的研究和发人深省的思考大致显示，对于大科洛姆著述，苏联作为位于心脏地带的大陆性国家而非海洋国家要比20世纪西方强国远为热衷、远为认真。迟至1953年，大科洛姆得自历史探究的关于制海权的经典观念被斯大林的批判者们细致研读。
可以推断出这无疑对苏俄和苏联的海军建设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