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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中，“敏”有两义。一义指“敏捷”，如《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另一义指“勤勉”，如《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本文引论中的“敏则有功”（《论语·阳货》），即取第二义，指“勤于政事”的意思。按照儒家的思想，当政者要做到“敏则有功”，自己就要任劳任怨，率先垂范；对民众要劳而不怨，爱惜民力；在用人上则要量能授官，考核功过。这些，就是儒家勤政思想的基本内容。
关于“敏则有功，任劳任怨”。大禹就是儒家心目中无可挑剔的典范。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了治水，身先士卒，不怕劳苦，风餐露宿，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十三年的治理，终于消除了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让人民安居乐业，为华夏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人们为了表达对禹的感激之情，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从政当官，究竟是为个人享受还是为民众操劳？这个问题在汉代就有过争论。官员们认为，“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所以当官发财、荣华富贵、封妻荫子，乃是天经地义。儒生们则指出：“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故起而佐尧，平治水土，教民稼穑。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岂云食禄以养妻子而已乎？夫食万人之力者，蒙其忧，任其劳。一人失职，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义，非乐其势也。”（《盐铁论·刺权》）他们以大禹为例子，说明当政者来自民众而为民众排忧解难，胸怀天下之志而担当天下之责，只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才对得起民众的委托，也对得起民众给自己的这份俸禄。因此，君子当官从政，是为了推行道义，而不是为了享受其权势。两千多年前的这场争论至今依然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现在有的干部说什么“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把手中的权力看成提升自己生活质量的工具而不是报国为民的责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从不从政完全是个人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须知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在中国当官和发财是完全不兼容的，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来当官。中国共产党明确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
。我们的干部要通过辛勤工作而建功立业，造福于民，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关于“劳而不怨，爱惜民力”。为了“敏则有功”，当政者本人要率先垂范，做到任劳任怨；对民众则要爱惜民力，做到劳而不怨。孔子将“劳而不怨”作为治国理政的“五美”之一，“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尧曰》）当政者选择适当的时间、地点、规模去使用民力，就不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孔子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所谓“敬事而信”，就是要求当政者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而率先垂范，真诚无欺地对待民众而取信于民；所谓“节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节约”，而是指“节制”，即按照相应的法律、规章、制度来规范政府的财政支出；所谓“使民以时”，其中的“时”本义指“农时”，也可以扩展为“规律”，指当政者必须按照生产规律指导民众、使用民力。宋儒进一步指出：“《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力本者不获自尽，虽有爱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泽矣。”（朱熹：《论语集注·学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政者要有爱民之心。有了爱民之心，财政支出就会保证民众的实际需求，该花的钱就花，该省的钱就省；有了爱民之心，使用民力就会充分考虑民众的真实意愿，该做的事就做，不该做的事就不做。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为各级干部提供了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舞台。但是这种功业，必须以不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为此大肆举债，寅吃卯粮，所使用的民力财力大大超出了所在地区的财政状况和实际需求，这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需要的“政绩”，必须是真正造福于人民群众的功绩，而不是为领导者脸上贴金的光环。即使是这样的“政绩”，也必须量力而行，不能违反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和长远利益。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必须立法确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权限，规范政府债务和财政支出，严格科学规划，对重大建设项目实行充分民主协商、公开征求民意，并执行决策者终身负责制，将领导者的政绩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功在当代，惠及千秋”。
关于“量能授官，考核功过”。儒家的用人原则是“德才兼备”，既强调道德品质，又重视实际才能。荀子提出：“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荀子·君道》）在荀子看来，审察德行来确定等级，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使每个人都能够承担他们的工作，都能得到和他的才能相适合的职务，这就是任用人的办法。董仲舒也提出：“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汉书·董仲舒传》）在董仲舒看来，在授人官职的时候，不应该以他当官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他的功劳，而应该以他实际表现的优劣作为任命的依据。量度才能而给予官职，根据德行而决定位置。这样，就能做到清廉者与无耻之徒不同路，贤能者与不肖之徒不混杂。为此，就需要对官员的实际表现给予严格的考核。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成功以后，向帝舜报告说，自己在治水的过程中，地方首领各尽职守，都有功绩，只有三苗凶顽，没有功绩。后来，“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固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考核官员功过的最早记录。而根据《唐六典》记载，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四善二十七最”的官员考核体系。其中“四善”指品德方面的标准，内容包括：道德操守皆有口碑，廉明谨慎表现明显，公平正直值得称道，勤勉工作没有松懈。“二十七最”则指二十七种岗位官员的工作职责，是才能方面的标准。考核成绩分为九等，作为官员升迁或罢免的依据。此外，对于没有官位的一般行政办事人员的考核则分为四等：廉明、谨慎、勤快、公平者为上等，办事公正不牟私利者为中等，工作不勤快者为下等，贪污腐化者为下下等。对于当政者来说，廉政与勤政同等重要，腐败丧失民心，勤政则获得民心。当前，中国的反腐败和经济社会发展都在路上。我们既需要克己奉公、气正风清的廉政，也需要勇于承担、奋发有为的勤政。为此，要建立完善的干部选拔、考核和问责制度，任贤使能，赏勤罚懒，让有能有为的“千里马”竞相驰骋，为伟大的时代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