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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所说的“信”，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个人道德修养中的“诚信”。《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二层意思是治国理政中的“守信”，即本文引论“恭、宽、信、敏、惠”中的“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在这里，“信”是因，“任”是果，当政者只有守信，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为了获得人民的信任，当政者就必须取信于民，以信立威；就必须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就必须行之有效，不尚空谈。这些，就是儒家在治国理政中强调当政者“守信”的基本内容。
关于“取信于民，以信立威”。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的“民信之矣”，有人解释为“民众信任政府”；“民无信不立”，有人解释为“民众没有信用就不能自立”。其实，孔子这里是从当政者的角度立论的，“民信之”应解读为“为民所信”，“民无信”应解读为“不为民所信”，都是强调当政者应该“取信于民”的意思。
一个国家，需要有充足的粮食赋税，充分的军备武装，但这些都不是立国的根本，真正的立国之本在于民众对政府的充分信任。政府是国家的管理者，而国家是由民众组成的。民众信任政府，就会努力发展生产，提供赋税，保卫国家；民众不信任政府，即使有粮食赋税和军备武装，国家也会灭亡。社会需要秩序，政府需要权威，权威从哪里来？来自民众对政府发自内心的信任。威信威信，“威”来自“信”，有“信”才有“威”，无“信”则无“威”；非但无“威”，还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乃至反抗，“汤武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当政者只有充分取得民众的信任，才有可能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政府诚信”抓起。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只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才有可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关于“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在汉字中，“信”是由“人”与“言”两个字组成的，可见二者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实“言而有信”不仅是儒家个人修身养性的交往伦理，也是当政者治国理政的政治伦理。儒家十分重视当政者之“言”的影响，《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如果当政者的话像一根线，它的影响就像一根绳；如果当政者的话像一根绳，它的影响就像一条大索。所以，作为居于上位的当政者，说话一定要十分慎重：说得到而做不到的，那就不要说；做得到而说不出的，那就不要做。为此，儒家提出“寡言而行，以成其信”（《礼记·缁衣》）的原则。说出来就要去做，那么说出来的话就不可掩饰；做了就会去说，那么做出来的事也不可掩饰。如果不轻易许诺，倒反更容易践诺，所以，当政者少说话反而更能获得民众的信任。汉儒主张：“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汉书·儒林传》）清代赵慎畛则在其桂林府衙所撰对联中进一步发挥道：“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礼记·表记》指出：“君子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善则爵之。”这就要求当政者一定要为民众办实事，不要“口惠而实不至”。目前，有些地方的“政府诚信”问题引起高度关注。其原因在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角色没有完全转变，因而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做了许多不该做的承诺。比如“招商引资”，原来承诺得很好后来却不能如约兑现；又如“政绩工程”，由于领导人的变动而变成烂尾工程，如此等等。对此，一方面要吸取教训，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实行问责制度，限制和规范各级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权力；另一方面继任者要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积极面对并努力化解这些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切不可采取“新官不理旧账”的态度互相推诿。政府依法行政，对民负责，说话算数，才能真正取信于民。
关于“行之有效，不尚空谈”。为了取信于民，儒家十分重视当政者之“言”与“行”的关系。《礼记·杂记下》：“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当政者处于一定的职位，就要有在那个职位上应该说的话、应该做的事；如果尸位素餐，该说不说，或者只说不做，都是可耻的。在孔子看来，“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是对士人最起码的要求。这里所谓的“果”，就是说话办事的效果。当政者说的话算不算数，可不可信，最终还是看其施政行为的效果，是否为老百姓带来切切实实的效益。这就需要埋头苦干而不尚空谈。明末清初的唐甄，从自己的从政实践中发现，公文的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一纸公文出来，贴满大街小巷，百姓和官吏却置若罔闻，相互推诿，到最后连发文者也把曾经发文的事忘记了。这就是只管发文，不问落实的结果。由此唐甄指出：“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优偶之戏，衣冠言貌，陈事辨理，无不合度，而岂其实哉？以娱人之观听也。”（《潜书·权实》）仅仅依靠公文施政，那就好比戏台上的表演，说得头头是道，行得中规中矩，却与实际生活毫无关系！在当代中国，领导作风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时时要提出来的新问题。一些干部习惯于以文件联系下级、以会议发动群众，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就是没有落到实处。其实老百姓要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效益，而不是“台上的豪言壮语，纸上的天花乱坠，表上的数字飞奔”。这些表面功夫，连自己都不相信，又如何取信于民呢？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从“文山会海”中走出来，少做指示，少发文件，多干实事，多干好事，才能真正获得群众的信任。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则要改进现有的干部政绩考核方式，在内容上要增加为民众办实事的权重，在方式上要强化民众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让我们的干部真正明白“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努力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