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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信用以树立威望

儒家所说的“信”,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个人道德修养中的“诚信”。《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二层意思是治国理政中的“守信”,即本文引论“恭、宽、信、敏、惠”中的“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在这里,“信”是因,“任”是果,当政者只有守信,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为了获得人民的信任,当政者就必须取信于民,以信立威;就必须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就必须行之有效,不尚空谈。这些,就是儒家在治国理政中强调当政者“守信”的基本内容。

关于“取信于民,以信立威”。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的“民信之矣”,有人解释为“民众信任政府”;“民无信不立”,有人解释为“民众没有信用就不能自立”。其实,孔子这里是从当政者的角度立论的,“民信之”应解读为“为民所信”,“民无信”应解读为“不为民所信”,都是强调当政者应该“取信于民”的意思。 一个国家,需要有充足的粮食赋税,充分的军备武装,但这些都不是立国的根本,真正的立国之本在于民众对政府的充分信任。政府是国家的管理者,而国家是由民众组成的。民众信任政府,就会努力发展生产,提供赋税,保卫国家;民众不信任政府,即使有粮食赋税和军备武装,国家也会灭亡。社会需要秩序,政府需要权威,权威从哪里来?来自民众对政府发自内心的信任。威信威信,“威”来自“信”,有“信”才有“威”,无“信”则无“威”;非但无“威”,还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乃至反抗,“汤武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当政者只有充分取得民众的信任,才有可能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政府诚信”抓起。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只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才有可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关于“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在汉字中,“信”是由“人”与“言”两个字组成的,可见二者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实“言而有信”不仅是儒家个人修身养性的交往伦理,也是当政者治国理政的政治伦理。儒家十分重视当政者之“言”的影响,《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如果当政者的话像一根线,它的影响就像一根绳;如果当政者的话像一根绳,它的影响就像一条大索。所以,作为居于上位的当政者,说话一定要十分慎重:说得到而做不到的,那就不要说;做得到而说不出的,那就不要做。为此,儒家提出“寡言而行,以成其信”(《礼记·缁衣》)的原则。说出来就要去做,那么说出来的话就不可掩饰;做了就会去说,那么做出来的事也不可掩饰。如果不轻易许诺,倒反更容易践诺,所以,当政者少说话反而更能获得民众的信任。汉儒主张:“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汉书·儒林传》)清代赵慎畛则在其桂林府衙所撰对联中进一步发挥道:“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礼记·表记》指出:“君子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善则爵之。”这就要求当政者一定要为民众办实事,不要“口惠而实不至”。目前,有些地方的“政府诚信”问题引起高度关注。其原因在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角色没有完全转变,因而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做了许多不该做的承诺。比如“招商引资”,原来承诺得很好后来却不能如约兑现;又如“政绩工程”,由于领导人的变动而变成烂尾工程,如此等等。对此,一方面要吸取教训,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实行问责制度,限制和规范各级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权力;另一方面继任者要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积极面对并努力化解这些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切不可采取“新官不理旧账”的态度互相推诿。政府依法行政,对民负责,说话算数,才能真正取信于民。

关于“行之有效,不尚空谈”。为了取信于民,儒家十分重视当政者之“言”与“行”的关系。《礼记·杂记下》:“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当政者处于一定的职位,就要有在那个职位上应该说的话、应该做的事;如果尸位素餐,该说不说,或者只说不做,都是可耻的。在孔子看来,“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是对士人最起码的要求。这里所谓的“果”,就是说话办事的效果。当政者说的话算不算数,可不可信,最终还是看其施政行为的效果,是否为老百姓带来切切实实的效益。这就需要埋头苦干而不尚空谈。明末清初的唐甄,从自己的从政实践中发现,公文的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一纸公文出来,贴满大街小巷,百姓和官吏却置若罔闻,相互推诿,到最后连发文者也把曾经发文的事忘记了。这就是只管发文,不问落实的结果。由此唐甄指出:“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优偶之戏,衣冠言貌,陈事辨理,无不合度,而岂其实哉?以娱人之观听也。”(《潜书·权实》)仅仅依靠公文施政,那就好比戏台上的表演,说得头头是道,行得中规中矩,却与实际生活毫无关系!在当代中国,领导作风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时时要提出来的新问题。一些干部习惯于以文件联系下级、以会议发动群众,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就是没有落到实处。其实老百姓要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效益,而不是“台上的豪言壮语,纸上的天花乱坠,表上的数字飞奔”。这些表面功夫,连自己都不相信,又如何取信于民呢?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从“文山会海”中走出来,少做指示,少发文件,多干实事,多干好事,才能真正获得群众的信任。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则要改进现有的干部政绩考核方式,在内容上要增加为民众办实事的权重,在方式上要强化民众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让我们的干部真正明白“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努力取信于民。 3P7q2L+Gp4E44pdjGv9T54Q15H4djmgTwZ8B08cnVkAM3P6rxuDszqs4hCtg/T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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