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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所说的“宽”，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指个人修养方面的“宽德”，《论语·尧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第二层意思则指治国理政方面的“宽政”。《论语·八佾》：“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一个居于上位的当政者，实行宽厚的治国方略，就能赢得人心，得到民众的拥护，即所谓“宽则得众”（《论语·阳货》）。
儒家所谓“宽政”，是相对于“暴政”而言的。本节引论提到孔子所说的“从政四恶”中，前两条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反对“不教而杀”，就要“为政以德”，积极推行道德教化；反对“不戒视成”，就要“宽猛相济”，既要有善心也要有良法。而在道德教化与法律惩罚二者的关系中，儒家更突出前者的根本作用，提倡“明德慎罚”，并主张“德主刑辅”。这些，就构成了儒家“宽政”的基本内容。
关于“为政以德，道德教化”。“为政以德”是儒家治国之道的基本原则。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当政者是老百姓的表率，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的意义。因此，孔子本人把主要精力用于对当政者的培养，希望他们成为合格的“君子”，即有位、有德、有能的国家领导者和管理者。同时，孔子也看到“君子”对“小人”即小民老百姓进行道德教化的必要性，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当政者的道德水平提高了，就会爱护老百姓；老百姓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才能组织起来；上下同心同德，才可能团结一致，完成国家治理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的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执政党的应对之道在于从严治党，以党风转化民风，以“官德”带动“民德”。毛泽东曾经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在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官德”与“民德”共同的道德基础，也是儒家“为政以德”与“道德教化”思想在当代的完美体现。
关于“宽猛相济，善心良法”。春秋时期的郑国政治家子产指出：“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在子产看来，“法治”就像火，民众不敢触犯反倒可以保全生命；“德治”就像水，民众可能疏忽而迷茫堕落。所以，施行“宽政”其实并不容易，必须有“法治”作为其背后的保障。孔子对此非常赞同，进一步指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德治”与“法治”，就像国家治理的两只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法治”这一手而言，儒家反对“不教而杀”，却并不一概反对必要的刑罚。荀子指出：“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荀子·富国》）因此，儒家既提倡引人向善的道德教化，又保留防人作恶的刑罚诛杀，两者缺一不可。正如孟子所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一个当政者，治理国家当然不能没有对民众的善心，但如果光靠发善心，是不能够处理好错综复杂的国家事务的，这就必须依靠法律的配合；但是，法律却不能自己发挥作用，需要人来制定、执行和遵守。人有“善心”才可能制定“良法”，人有“善心”才可能执行“良法”，人有“善心”才可能遵守“良法”，“善心”与“良法”相结合，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当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又是“道德经济”。为适应这一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层面，既要“依法治国”，也要“以德治国”。《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既重视发挥法律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关于“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儒家虽然不否定法律刑罚的作用，但更看重道德教化的价值。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尚书·康诰》）的理念。他主张，一方面要大力宣扬德政，让民众走上正确的轨道，国家才会安康；另一方面要严明执行刑罚，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要慎重断案，要刑当其罪。从根本上说，使用刑罚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惩罚人，而是为了劝民为善，防止犯罪，保证社会的安定。汉儒董仲舒进一步提出“刑者德之辅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的理念，并论述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在儒家看来，治理国家有“德”与“刑”两种手段，“德”的作用在于培养社会良善的氛围而纠正不良的风气，“刑”的作用则在于惩治危害社会的罪恶并禁止罪恶的发生。二者相比较，“德”的作用更加根本，更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当代中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任务均十分艰巨。首先，要大力提倡“以德治国”，高度凝聚社会的道德共识，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其次，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无论是“以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落实的关键还是当政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儒家主张：“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说苑·至公》）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大德，不要累积损害群众利益的怨气，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秉公执法，依法行政，严格司法，不谋私利，不求虚名，以自己的“德政”获得人民的拥护，促成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