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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传统文化的现实拿捏上，我们长期受制于“精华”与“糟粕”之辩。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区分的依据和尺度是什么，以往的研究似乎已经做出富有真知灼见的鉴别，但伴随而来的是从未有过停滞的责问。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中指出：“辛亥以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统治，用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由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
钱穆先生的观点是否可信，从在整个20世纪历次“文化革命”中，传统文化无以幸免地成为批判的对象看，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对传统文化的是非之辩，涉及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评价活动有怎样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对传统文化的误解，无非是认知或评价活动发生了危机，事实判断或价值判断出现了失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所导致的错误判断。除此之外，传统文化还有一个现代性危机，即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社会呈现出某些不合时宜的情节，它似乎是导致社会转型遇到麻烦的祸端，然后是顺理成章地找到它作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糟粕”的事实依据。对此，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老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分析中谈到这个问题。韦伯指责的是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还是指责这些国家的人们固守传统文化而不思进取，这个问题应该推敲。通常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性危机是自然而然的，这是文化变革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无法责备和要求历史上的传统文化适应我们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自动更新它的内容。当现代社会文化变革出现了问题，面临缺席状态，把它归咎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终归是不合时宜的托词。
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危机，是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们而言的，但“国情”的弦外之音是对传统文化的责问，因为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发生着一系列的文化冲突与实践困境，呈现出“失范”“越轨”“潜规则”等现象，都或多或少与传统文化有关联。事实上，国情是源于传统，但它不是传统的自然产物，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特色，当下的国情与传统文化有怎么样的牵连，是当下人们的选择。因此，研究国情不能忽略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更需要研究的是当下的人们有怎样的选择和行动，寻求怎样的问题解决之道。
关于国情的文化传统与生活实践基础，它所蕴涵的管理文化体系，以及所导致的现实危机，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都有简明而深刻的考察和说明。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名实的分离”等篇中的描述尤为鲜明。他说的以“表面的无违”维护“长老权力”而滋生出的“注释”行为，是被默许了的越轨行为；这种行为在导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的结果之后，带来的是“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等全面趋于分离状态，它们作为失范和越轨现象是“乡土社会”的常态，也是当下国情特色之一。如果说这些现象的存在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然而，曾经对传统文化的讨伐，并没有阻止这些现象的存在与蔓延，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它存在的深刻基础是什么。对此，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指出，“越轨”行为是由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所包含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两个方面的冲突给个体行为带来压力造成的。其中，“文化结构是指普遍适用于某一特定社会或群体之成员的指导行为的规范性价值标准。社会结构是指一整套把这一社会或群体之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失范被看作文化结构的瓦解，尤其是当文化规范和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严重脱节时。在这方面，文化价值标准可能有助于产生与这些价值自身的要求相违背的行为”
。显然，作为现实的越轨行为源于现实的人们实际信奉的价值标准。如果这个价值标准与社会要求人们应当服从的价值标准不一致乃至冲突时，失范和越轨现象也就必然发生了。如果人们实际信奉的价值标准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相似的出处时，人们也就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辩护的依据。可以说，将现实危机归咎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是人们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所找到的借口。这样的反思是否深刻有效也就一清二楚了。
在反思以往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在对现实危机的原因分析中，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即对传统文化的误解以及当下实践危机的发生，是否是以同一的价值标准为导向的。通常说来，作为批判对象的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价值标准与后世人们行动所肯定的价值标准应该是殊异的、相悖的，否则批判与肯定就失去了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准则。但现实中并不排除一种可能，即那些作为批判、否定的价值标准，同时成为批判者自己实践所肯定和奉行的价值尺度，也就意味着在批判者的价值标准体系和主体尺度上的自我冲突，批判者扮演着彼此相悖的双重价值角色，这是人为造成的紊乱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无论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和传承，还是当下社会生活和管理实践的合理行动，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