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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哲学中，中国式管理是标志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管理模式的范畴，这种管理模式无论是在与其他民族的管理模式的关系中，还是在与全球化时代终将出现的那种通行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普遍管理模式的关系中，都属于特殊管理模式，但这种管理模式的特殊性，有别于那种某一民族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其管理模式的时代性差异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即不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各个不同时代的管理模式所具有的那种体现其时代差异关系的特殊性。因此，所谓中国式管理，实际上也就是通贯于中华民族发展史各个时代的普遍管理模式。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外部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区分为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但是，这种差异关系对外界事物本身来说是一种自在关系，即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原本是不可分割地统一于外界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是由于人们认识活动的开展，它们才被自觉地区分开来，并且只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片面强调和夸大了经验或理智的作用，它们才被对立起来。这也就是说，只有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外界事物才会显现其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存在形式：个别、特殊是可以被人的感觉所感知到的经验对象性存在，一般、普遍则是通过对感觉经验作抽象与概括的思维活动而为人所把握的理智对象性存在。
中国式管理作为通贯于中华民族发展史各个时代的普遍管理模式，它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是以理智对象的形态出现的一种共相（一般事物）。这种共相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共相，后者可以通过观察、实验等实证方式为人们所把握，而前者作为一种历史性的东西，其现象形态已然一去不复返，不再有可能被现在的人们所观察到，也无法被现在的人们通过实验方式再现出来。那么，怎样才能把握到这种具有历史性的共相存在呢？
凡共相都属于理智对象，一切理智对象都是通过人类的思维活动来把握的，其思维活动的成果则都是以一定的语言形式保存下来并通过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播来实现其信息的人际传递和代际传递的。因此，对于通贯于中华民族发展史各个时代的普遍管理模式，我们固然无法通过观察、实验等实证方式去认识它，但可以通过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来把握它。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其具体而多样的管理活动为历代管理思想家们的认识活动所反映。在反映这些管理活动的认识过程中，他们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管理现象的观察、体验而获得相应的感性经验知识，并通过对这些经验知识的理性思考而使之上升为管理思想。这些至今仍部分地保存于相关典籍中的管理思想，抽象地反映着历史上各种管理殊相的共性及其特殊本质，我们可以通过对载于史籍的这些管理思想的文本解读来探究反映在其思想中的那些相互差异的管理殊相之间的同一关系，根据这种关系来确定通贯于中华民族发展史各个时代的普遍管理模式，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种具体管理思想作“求同存异”的会通研究来达到对中国式管理的体认与把握。
由于这种会通研究需要借助于相关史籍的文本解读来达成，而文本解读是一种诠释过程，其诠释方法无非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以信息还原为特征的考据式诠释法，一种是以信息重构为特征的义理式诠释法。
借用冯友兰先生的术语，对文本的考据式诠释就是所谓“照着讲”，义理式诠释则是“接着讲”。按“求真”的学术（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标准，自然是“照着讲”的方法比较合理，但是如果按“求善”的学术（文化哲学和文化科学）标准，则“接着讲”的方法更为可取。
对中国式管理的文化哲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这种活动宜取“接着讲”的方法。但是，“接着讲”是以“照着讲”为基础的，倘若离开了“照着讲”，也就无所谓“接着讲”了。故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这两种方法应该被兼取并用，才能收其实效。而我们今天所从事的这种文化创造活动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应该也必须考虑到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从管理角度看，“由于现代管理学与经济学关系密切，原本来自经济学的管理学界的效率观念同盛行于经济学界的诸如‘拉动内需促发展’之类的消费观念和经济增长观念互相交织而相与互动，非但使人类物质生活需求的节制问题被搁置一旁，而且这种需求因受到无限鼓励而恣意膨胀，由此更加剧了现实世界中有限的自然资源之日趋于枯竭与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欲求之日益膨胀之间的矛盾，而且只要现有的经济观念和相应的管理理念不变，从而人类的物欲继续受到无限鼓励，这个矛盾就绝难得到化解，相反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这个孤独的星球上可以转化成能满足人类越来越奢侈的生活需求的财富的资源绝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抑制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使人类从过度膨胀的物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已是刻不容缓之事”。
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重大现实问题，本着追求人类永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来探寻有利于达成这个目标的合理管理模式，并将中国式管理的研究纳入这个探索过程，从而将探求中国式管理的文化哲学研究视为具体地追求符合人类永续发展目标的合理管理模式的过程。在这种研究视域中，中国式管理被置于历史与未来的联系中，它既是来自历史的东西，又是走向未来的东西，在这种辩证联系中，与其说它是一种历史形态的管理模式，毋宁说它是一种理想形态的管理模式，只是这种理想不是一种脱离历史的虚幻空想，而是一种既传承了历史又超越了历史的合理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传承历史的“照着讲”和超越历史的“接着讲”结合起来兼取并用的综合方法，其实就是将历史和未来联系起来作“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的管理文化创新的辩证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