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般说来，在文化哲学中，文化被理解为自然界中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人类之生存的特有方式
；在文化人类学中，文化则被理解为人类世界中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某个民族之生存的特有方式
。其二者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文化哲学范畴的文化是体现人的类本质的一般文化、普遍文化，文化人类学范畴的文化是体现人的种族本质的个别文化、特殊文化。当把管理纳入文化范畴时，这就意味着在理论上可以将管理文化区分为体现普遍人性（人的类本质）的人类管理文化和体现特殊人性（人的种族本质）的民族管理文化。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人类管理文化（一般、普遍）是寓于民族管理文化（个别、特殊）之中，并且通过民族管理文化表现出来的。因此，从认识论角度讲，应该也必须通过对形式多样的民族管理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以达到对人类管理文化的哲学认识。这种认识关系意味着文化哲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同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江天骥（1915—2006）先生关于“当今文化哲学包括人类学”的观点
。所以，现阶段所开展的对于民族管理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理应被看作对管理文化的一种哲学研究形式——这种形式的哲学研究既可以被理解为当今文化哲学的一种具体形态，也可以被理解为当今管理哲学的一种具体形态。
基于上述观点，借鉴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在《文化模式》（1934）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概念
，可以将管理模式界定为：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或多或少一贯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
在时空形式上，管理模式可区分为特殊管理模式和普遍管理模式。所谓特殊管理模式和普遍管理模式，包含如下两种意义：
其一，同一民族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其管理模式的时代性差异和转换关系：在其时代性差异关系中，每个时代都有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殊管理模式；在其时代性转换关系中，各个时代的管理模式有前后相继的传承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不同时代之间具有共通一贯的普遍管理模式；
其二，不同民族的特殊管理模式和普遍管理模式：某一民族的普遍管理模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普遍管理模式都是特殊管理模式；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之间各种联系日益紧密，其管理模式也频繁互动，相互影响日益深刻，互相渗透日益深入，由此导致出现彼此互通的普遍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