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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管理”的概念最早是由我国台湾学者曾仕强提出来的，曾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在宣弘“修己安人”的中国式管理。
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是需要有一定理论来支撑的。曾先生曾这样来论证他的“中国式管理”概念：“管理亟具实践性的特征，决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最好的管理，只有最合适的管理，而最合适的管理就是本土化的管理。因此，从五千多年历史文明中汲取精神营养的各种关于中国式管理的探讨是历史的必然，是现实的需要，也自然会引起热烈的反响。”
按照曾先生的逻辑，如果承认自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并以其“新工具”（科学归纳法）的发明，而开创了现代实验科学以来实践性就成为科学的普遍特征之一的话，那么，至少在实践意义上就不能不承认，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最好的科学，只有最合适的科学，而最合适的科学就是本土化的科学。由此看来，支撑曾先生的“中国式管理”概念的理论前提是大可值得推敲的，因为如果说以“科学具有实践性”为理论前提所得到的“最合适的科学就是本土化的科学”的结论令人难以接受的话，那么，以“管理具有实践性”为理论前提所得到的“最合适的管理就是本土化的管理”的结论同样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众所周知，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L.Pasteur，1822—1895）和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дмитрийгригорьевичпавлов，1897—1941）都曾说过“科学无国界”，按照通常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某项科学成果无论是产生于东方或西方，都可以无国界地为全人类所学习、仿效和分享。这意味着，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科学——无论它是属于科学理论范畴的知识，还是属于科学技术范畴的知识——具有普遍适用性，而并不存在国别差异或民族界限，在此意义上，当然也不存在什么西方式科学或东方式科学。这个意义的所谓“科学无国界”，已然成为现代人类的一种共识，正是基于这一共识，要是有人说物理有中国式物理与西方式物理的分别，他（或她）就难免因之而招致别人的耻笑。
因此，如果把管理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并且把这门科学理解为一种客观知识系统的话，那么，“中国式管理”概念显然是难以立得住脚的。
但是，“中国式管理”概念又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立不住脚。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09—2005）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73）一书中曾提出“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文化，一门艺术”的观点，据此，如果把管理当作一种文化或一门艺术来看待的话，“中国式管理”概念就完全可以成立，因为文化、艺术当然都有国界——通常所谓“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即表示文化有民族性或民族特色；所谓“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即表示艺术有民族性或民族特色。
另一方面，笔者注意到，自从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李克特（Mauriee Riehter，Jr.）所著《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1980）一书问世以来，科学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也把科学理解为一种文化。特别是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P.Snow，1905—1980）先后出版了《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1959）、《两种文化与第二种见解》（1963）以后，他在1959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明确使用，随后在这两本书中均频繁使用“科学文化”一词。“科学文化”更是很快就成为科学哲学界的一个“热词”而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流行。斯诺将文化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文学者（斯诺本人称为“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一种是科技专家的文化。他认为，这两种文化在现代世界是互相分裂的，由此导致了人文学者和科技专家互相都认为对方没有文化，而由于科学和技术在现代社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就使得人文文化越来越被挤到文化边缘，成为一种弱势文化而广受人们的轻视。斯诺和李克特关于科学文化的论著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后被译成中文而相继在中国出版
。他们的思想，以及最早由华夏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在以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为基调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所阐述的思想，都对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科学是一种文化”的观点得到了我国科学哲学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吴国盛、孟建伟、洪晓楠、李醒民、周昌忠、吴海江等一批知名学者都有相关论著发表，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由科学哲学转向科学文化哲学，已成为我国科学哲学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虽然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于“科学是一种文化”的理解和解释尚不尽一致，但是只要承认科学是一种文化，就得承认作为一门科学的管理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科学文化。在管理是一种科学文化的意义上，“中国式管理”概念同样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在“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文化”和“科学是一种文化”两种语境中，“中国式管理”一词又有不同含义：在前一种语境中，“中国式管理”是指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的管理；在后一种语境中，“中国式管理”是指作为一种特殊科学文化的管理。这意味着，“中国式管理”一词可以表示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概念，一是属于科学文化范畴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本质上是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区别：文化涵盖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文化形态，而科学文化则排除了人文文化。据此，可以将“中国式管理”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属于文化范畴者为广义的中国式管理，属于科学文化范畴者则为狭义的中国式管理。广义的中国式管理可以在文化哲学视域内加以考察，狭义的中国式管理可以在科学文化哲学视域内加以考察。本文是从文化哲学角度来讨论广义的中国式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