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度”为“道—阴阳—悟”三位一体的具体体现

笔者认为，“度”这一概念可将中国智慧哲学三个核心概念，即“道”“阴阳”与“悟”连为一体，形成三位一体。换言之，“度”的思想贯穿中国智慧哲学。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为什么需要“度”？因为只有“度”才能让天地万物存在。“度”就是“道”的第一原则，也是“阴阳”与“悟”的第一原则。在此意义上，笔者赞同李泽厚将“度”视为哲学第一范畴的主张。李泽厚（2008）认为，“度”并不存在于任何脱离人类存在的“客观对象”中，也不存在于任何脱离人类存在的主观意识中；它首先出现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之中。它本身是人的一种创造。因此，不是“质”或“量”或“存在”（有）或“无”，而是“度”才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李泽厚尤其看重中国的“度”的方法论。他认为，“度”大概是“恰到好处”的意思，可我们难以恰到好处地说清如何才算“恰到好处”。“度”是儒家特别推崇的一个方法论，而其他各家也很重视。他认为，如果采用道家“水”的方法论去理解“度”，也许就更清楚一些。老子推崇能够像水一样处处合适步步得当的柔软灵活思维，这是在追求“动态均衡”。李泽厚进一步指出（2010）：“‘度’和人类的生存有关。它之所以作为第一条，正因为我是把人类的生存、延续，而不是任何其他如理性、精神、上帝、自然物质等等作为我的哲学的最大的根本。‘度’其实也就是‘美’，正是‘度’创造各种形式感，这种‘度’首先是对人的活动自身与外在天地自然同构契合的感受、体验、把握、认识，而后才是关于对象的，它成为人所拥有的规范外界的物质性力量和技艺，并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我讲中国古代思想时所强调的甲不是甲加甲减（A≠A±）而必须是恰到好处。”

与此相似，杨国荣（2013）以智慧与实践的联系为背景论述了“度”的本质。追本溯源，哲学与智慧的追求密切相连。哲学上的智慧并不是一种空乏、抽象的形态，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过程，实践过程本身则处处受到智慧的引导，所以，智慧与实践这两者本身很难分离。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二者同时又融合于人的现实能力。在成己与成物（成就人自身与成就世界）的过程中，实践智慧联结了对世界的解释与对世界的变革，展现为“应当做什么”的理想目的与“应当如何做”的实践手段的统一。它在赋予智慧以实践品格的同时，又使实践获得了智慧的内涵。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其追求的理想也往往各异，而在多样的实践背景或行动情境中，目的也会获得不同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应于多样的社会现实，理想目的的具体内容以及表现形态往往呈现彼此相异的特点。

杨国荣（2013）又以目标与手段之关系为背景论述“度”的特色。理想目的性与实践可行性存在更实质的关联，体现于目的与法则之间。实践的过程既具有目的指向，又本于存在的法则（包括因果法则）。目的性赋予实践过程以“有为”的性质：目的使实践过程自觉地指向一定目标，从而既具有方向性，又表现为“有意而为之”。以存在法则为本，则使实践过程呈现某种“无为”的性质：遵循法则，要求实践主体避免仅仅以内在意向展开自我之“为”。单纯地强调“有为”，容易导致以合目的性否定合法则性，仅仅讲“无为”，则往往将以合法则性消解合目的性。在这里，实践智慧的特点在于化解合目的性与合法则性、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张力，使二者在不同的情境中达到具体统一。实践智慧所内含的目的之维，内在地规定了实践和行动的方向。从知与行的互动看，目的又与手段相联系。作为价值取向的体现，目的规定了“应当做什么”；以目的之实现为指向，手段则主要涉及“应当如何做”的问题。“应当做什么”与“应当如何做”存在相互关联：前者以价值层面的关切为内涵，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了工具层面的思虑。在实践智慧中，“应当做什么”所内含的价值与“应当如何做”所关涉的工具既对应于目的和手段，又呈现彼此相互交融的形态。就实践过程而言，目的涉及实践的目标，手段则关乎达到目标的具体方式或途径。实践的目标与实践的方式之间本身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二者的关联往往需要通过实践条件建立起来。目的所具有的价值性质，往往为手段的选择规定了方向，具有正面价值意义的目的，总是要求将手段限定在合理的限度中，不容许“不择手段”。就否定的意义而言，手段的卑劣，往往折射了目的的不正当性。在这里，实践智慧既表现为以手段扬弃目的所内含的主观性，也体现在以目的引导手段的合理选择，而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沟通，则进一步呈现为二者之间的互动。作为目的之根据的价值原则，往往包含普遍的内涵；手段的具体运用，则关乎特定的情境，这样，目的与手段的互动，同时又涉及一般原则与特定情境的关系。

一般原则若停留于自身而不落实于具体情境，便往往不仅具有抽象的性质，而且容易衍化为超越的教条。在此形态下，其现实性的品格每每难以得到体现；特定情境中的问题如果仅仅以经验的方式来解决，则常常也会呈现自发性和盲目性。当一般原则运用于特定的情景时，一方面，原则本身通过引导人们解决特定情境中的问题，开始由抽象向现实过渡，另一方面，特定情境中的经验在一般原则的规范之下，也逐渐由自发、盲目向自觉的层面提升。在这里，实践智慧的特点既在于扬弃一般原则的抽象化与教条化，使之在特定的情景中获得具体的内涵与现实的品格，又表现为克服经验的自发性与盲目性，使之在一般原则的引导下获得自觉的品格。

杨国荣（2013）指出，以说明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为指向，实践智慧在更为内在的层面上表现为对“度”的把握。作为以名词表示的哲学范畴，“度”的基本含义是质与量的统一。在动词的意义上，“度”表现为通过比较、判断、权衡以及变通等等，做出合乎当然之则与必然之理的选择，从而使实践过程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获得一定最为适当的定位，由此达到理想的实践结果。对“度”的如上把握，同时涉及实践智慧的作用方式。在实践过程的展开中总是面临多样的关系，包括对世界的实践关切与理论解释、行动的合目的性与合法则性、应当做什么（目的）与应当如何做（手段）、一般原则的引用与特定情景的分析、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等等。实践关系中以上方面的定位既无确定不变的标准，也无普遍一律的程式，其处理、协调离不开对“度”的把握。事实上，“度”作为实践智慧的作用方式，其意义首先便体现在对上述实践关系的合理处理。实践关系中的相关方面如何以最适当的方式加以沟通需要把握具体的度。在以上方面，把握“度”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一定条件下实践需要、特定背景、存在法则、普遍原理等等的具体分析，使实践关系所涉及的不同方面达到适合于或有利于实践过程展开的统一形态。

在现实世界中，某物之为某物，有其一定的“度”：在一定的“度”之中，它呈现为某物，超出此“度”，则不复为原来意义上之物。进而言之，事物的内在秩序及存在的稳定性，也关乎“度”，只有在一定的“度”之中，事物才能保持内在秩序并获得存在的稳定性。在此意义上，“度”涉及事物存在的界限、范围。荀子在谈到“礼”的作用时，曾提出“度量分界”的概念，其含义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定界限或范围。在社会领域的不同时期，生存资源的分配都有其“度”，对已有资源的索求如果超出此“度”，则社会便会无序化，而资源的分配又以社会成员各安其位为前提。礼的作用就在于将不同的社会成员安置于一定的“分界”之中，使之按其特定之位索求和获取资源，彼此互不越位，由此保证社会的有序和稳定。从现实的层面看，对“度”的把握确乎表现为真切地了解事物有序存在的界限，而实践智慧则在于通过把握“度”，将事物的变化保持在一定的界限之内，避免由超越界限而走向无序。然而，“度量分界”更多地关乎现有的存在形态，实践智慧视域中的“度”则不仅涉及既成形态，而且涉及过程，在“审时度势”中，这一点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审时”是对实践过程中时间、条件的把握。“度”在此指审察、展望、判断。“势”则包含多重含义，它首先表现为历史衍化的某种趋向，这种趋向同时呈现方向性；在宽泛的意义上，它也指体现于事物发展、变迁之中的某种包含必然性的力量。对“势”的这种“度”，不同于单纯的理论思辨，它包含了经验观察、逻辑推论、理性直觉的交互作用，这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方式，便体现了基于知行过程的实践智慧。在更一般的层面，“势”又展开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引申而言，这一意义上的“势”可以视为一定背景下各种条件的综合状态。作为不同事物、关系互动的系统，“势”主要不是以单一或单向的因果决定的形式制约事物的发展，而是展现为事物发展的综合背景，并相应地从总的趋向上影响事物的存在与衍化。与“势”的以上特点相联系，“度势”也需要综合的视域，包括兼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及其相互关联，从总体背景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向。对“势”的如上理解不同于以单向的方式推论事物的因果关系，也有别于仅仅从逻辑的层面辨析事物之间的分与合，它具体地展现为以实践为指向的审察、预测、判断。笔者认为，以上有关“度”的各个方面均与“道”有着天然的关联。“度”深刻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此外，与“度”密切相关的“势”并不仅仅是客观存在，也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杨国荣（2013）进一步指出，作为实践智慧的表现形式，“度”的观念与“中”相联系。此所谓“中”，并不仅仅是量的概念。从量的概念去理解，“中”往往表现为与两端等距离的那一点，然而，中国哲学所说的“中”，更多地体现为实践过程中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原则。这种原则，与“道”本身的内涵具有内在联系。在天道的层面，道首先表现为多样的统一。从多样的统一这一视域看，“中”就在于使统一体中的各个方面彼此协调。千差万别的事物同处于一个系统，如何恰当地定位它们，使之各得其所？这就是“中”所涉及的重要方面。“道”同时体现于变化过程，表现为发展的原理。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则关乎不同演化阶段、环节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无论是统一体中各个方面的适当定位，抑或过程中不同环节的协调，都既无一定之规，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程序，它需要根据实践生活的具体情形来加以把握。这种协调与定位作用便体现了一种合乎“度”的实践智慧。在中国哲学中，上述意义上的“中”常常又通过“经”和“权”的关系得到展示。所谓“经”，主要是指原则的普遍性、绝对性，“权”则是对原则的变通，后者的前提是对不同境遇的具体考察。通过具体的情景分析使“经”和“权”之间得到适当协调，这也是“中”的体现形式之一。面对天下各种复杂的对象和关系，人既不应当专执于某种行为模式，也不应绝对地拒斥某种模式，而应根据特定境遇，选择合适的行为方式。这具体表现为在绝对地专执某种行为模式与绝对地排斥某种模式之间保持中道，它既基于特定的境遇分析，又展现了把握“度”的实践智慧。笔者认为，以上讨论表明“度”与“阴阳”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是因为“度”体现了阴阳组合体中矛盾双方搭配比例之拿捏，而这正是阴阳思维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杨国荣（2013）最后指出，就现实的过程而言，对“度”的把握，既需要运用理性的能力，也离不开想象、直觉、洞察等方式，后者的共同之点，在于以不同于一般理性或逻辑思维的方式，展示了人把握世界与人自身的内在力量。笔者认为，这就是“度”与“悟”的天然联系。就想象而言，其特点首先表现为基于现实及既成的知识经验而又超越现实的存在形态及与之相应的知识经验，并由此敞开和发现事物及观念之间可能的联系。以可能之域为指向，想象同时为创造性地把握世界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同样，通过扬弃程式化的思路、简缩习常的探索环节、转换思维的方式，直觉使人不为已有界域所限定，以非推论的方式达到对世界和人自身新的理解和领悟。与想象和直觉相联系的洞察，则进一步指向事物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联系、方面和规定，并赋予理解以整体性、贯通性的品格。在判断中，人的能力得到了更综合的体现。判断基于人的诸种能力，同时又涵摄了多方面的认识信息，从而在更普遍的层面体现了实践智慧的综合性与具体性。具体而言，判断以理性、感知、想象、直觉、洞察等方面的交融和互动为前提，表现为直观、分析、比较、推论、决断等活动的统一。作为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能力，判断基于人自身存在的具体性：能力的综合统一，以人自身在身与心、个体规定与社会之维等方面的统一为本体论的前提。就作用方式而言，判断的特点首先体现于联结与沟通，后者既涉及上述不同能力之间的交融，也以观念形态与外部对象之间的关联为内容。引申而言，前面所提到的一般原则与特定情境的沟通等等，都涉及不同能力的综合运用。尽管在形式的层面上，对实践过程中各种“度”的把握有时呈现出直接性、顿然性，但从实质的方面看，即使在以上情况下，依然渗入了不同能力的综合运用。作为实践智慧的具体作用方式，“度”的观念一方面涉及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又基于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二者同时凝结并体现于人的现实能力。在明辨度量分界、审时度势，以及合乎中道、无适无莫的过程中，实践智慧与实践方式互融互动，从成己与成物的实践层面展示了其内在的方法论意义。笔者认为，以上讨论表明“度”与“悟”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是因为“度”体现了既需要运用理性思维，也离不开想象、直觉及洞察等非理性思维，而后者正是悟性思维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度”具体体现“道—阴阳—悟”三位一体的中国智慧哲学。值得注意的是，“度”的理念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社会学科（注意：不是“科学”）研究，包括基于各个地域文化和历史情境下的本土研究在内，都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复制或模仿自然科学研究盛行的实证主义范式，也就是在西方知识哲学基础上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因此，简单的实证主义应该受到质疑和挑战。笔者认为，社会学科研究要取得更多成就必须采用一种综合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新颖范式。笔者主张将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视为一个阴阳组合体，两者相生相克，平衡共存。由于本土研究属于社会学科研究，本土研究也应采用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综合的新颖范式。笔者这一主张与仅仅采用“新实证主义”或“建构实在论”的主张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世界与科学微世界二元分离的观点（例如，黄光国，2011；Wallner，1994）具有明显区别。笔者主张将生活世界与科学微世界视为一个阴阳组合体，两者相生相克，平衡共存。此外，笔者以上的主张也超越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参照：李泽厚，2008，2011；高小斯，2010）。

未来的研究定会在与“度”有关领域产生令人惊喜称奇的突破性成果，而中国本土研究在这方面应该领军世界。这是由于中国智慧哲学在这方面相对于西方知识哲学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此我们中国本土研究学者必须当仁不让（李泽厚，2011；高小斯，2010）。可喜的是，最近一篇有关阴阳思维在领导力研究中应用的定量性论文将在国际顶尖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发表（Zhang，Waldman，Han ＆ Li，forthcoming）。这意味着西方开始接受阴阳思维在世界主流研究中的合法性地位。笔者认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在国际顶尖期刊上的全面突破指日可待。总之，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注：笔者有关中国智慧哲学的阐述受益于山东大学高晨阳教授的学术专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1994）。笔者认为该书具有特殊意义，开创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当代学术研究领域。万分可惜的是高晨阳教授英年早逝，未能继续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与贡献。此外，笔者近年有幸结识王树人老先生。王树人先生与其夫人喻柏林所著《传统智慧再发现》（1996）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力作，特别是开创了“象”思维的学术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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