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悟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核心之一，与阴阳思维方式及道思维方式并为中国智慧哲学的三大内容。笔者从2011年开始探讨悟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及其对于现代思维的意义，并将悟性思维定位为直觉想象式思维。悟性思维方式是指在思维过程中以直觉为基础，以想象为媒介，用比喻推论手段产生抽象洞见的思维方法，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比喻推论的非概念非逻辑思维方式。（梁漱溟，2010；于连，2004；牟复礼，2009；方东美，2012）笔者将悟性思维方式定义为采用跳跃式联想比喻手段获得洞见的直觉想象（Li，2012b）。悟性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是区别于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独特意象思维方式（王树人，2005）和直觉思维方式（高晨阳，1994）。这种思维方式的特色是以具体比喻为载体，启发人们想象，跳跃式联想推知创新洞见。（孙以楷等，2004；张晓芒，2011）悟性思维方式既区别于依赖已有经验的感性思维，又区别于依赖已有理论的理性思维：它源自但又超越感性经验和理性理论，它能将这两个对立的元素整合，创造全新思维方式。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缴；常有，欲以观其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致虚极，求静笃。……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学日益，为学日损。”这也就是庄子所言的“坐忘”与“心斋”，以寓促悟。（孙以楷等，2004）因此，笔者认为，道家既反对纯感性思维，也反对纯理性思维；道家提倡“观物取象，取象立意”之“悟性”思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悟性思维中的“悟”既非学习领域内对已有知识的“领悟”概念，亦非宗教性质的“彻悟”概念，而是任何领域内有关创造创新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学者过高评估佛教对悟性思维的影响和贡献，而过低评估道家对悟性思维的影响和贡献。（张广保，2000）其实，悟性思维是道家的原创性贡献。庄子采用“觉悟”“体道”“返性”和“复朴”等理念表达“悟性”的特征，其核心方法是“心斋”及“坐忘”。笔者认为，道家是以虚静之思维方式（即“自然”心境）体悟实动之“道”的复杂过程规律。
悟性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与“阴阳”思维的整体观念互补，二是具有模棱两可性，因此无法使用概念和逻辑。（梁漱溟，2010；于连，2004；牟复礼，2009；方东美，2012；王树人，2005；高晨阳，1994）悟性思维与“阴阳”思维的互补整合，建构了《易经》的基本思维框架。《易经》设卦观象，通过想象这一媒介，比附推论出“意”。象及卦爻辞是可见的，而“意”是不可见的，不好说清道明的，对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无法使用概念和逻辑，只有运用悟性思维方式才可得到。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的思维秘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洞见，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选取的具体比喻，而其思维过程是跳跃式联想推论。悟性思维方式的模棱两可性是指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推知的洞见具有很大的多义性及歧义性，因为它不具备必要的定义概念化，以至于见仁见智，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模棱两可性又是靠想象（而非清晰的概念定义）这一媒介而造成的。悟性思维的初始阶段，就已表明人类思维已经进入到了简单的比喻推论阶段。比喻推论是悟性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起源于原始时代，发展形成于《易经》，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极具价值的部分，逐步成为中国传统的核心思维方式之一。（孙以楷等，2004；张晓芒，2011）此外，悟性思维也与中国象形文字有着密切联系。（Li，2012b；王树人＆喻柏林，1996）
某些西方学者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思维与西方思维的根本区别。例如，郝大维和安乐哲（1996）在其学术专著中指出：“与西方哲学传统主流相比，中国传统是历史主义的，它呈现为系统。就此而言，它抵制以理论的和概念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语言预先假定了诸如客观性、严格的同一性等这样一些它不熟悉的观念。概念化需要原理、单一的意义、命题与事态的符合，以及参照意识，这些与由价值论聚合在一起的中国的伦理学、美学和宗教的传统毫不相干。汉人的故事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文化叙述，而不是各种可孤立理解的学说和意识形态，对它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其内在逻辑、奔腾向前、持续不断，又总是随机而变、不可预料的传统。”其他一些西方学者也有类似洞见（例如，于连，2004；Slingerland，2003，2008）。虽未直接涉及悟性思维，Lakoff和Johnson（1999）对西方主流哲学严厉而深刻的批评与悟性思维不谋而合，共同将矛头对准理性之致命缺陷，并共同将希望指向直觉想象力和比喻之独特优势。值得指出的是，最直接批评西方理性哲学之局限性并大力提倡中国悟性哲学之独特优势的是中国学者高小斯（2010）。
由于悟性思维方式的所谓前提是一些具体事象，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能靠想象这一媒介去跳跃式联想推知洞见，没有论证过程，所以结论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悟性思维方式既异于抽象思维方式，又异于形象思维方式。悟性思维方式可以说是理性抽象思维方式与感性形象思维方式的对立统一，既来自前两者，又超越前两者。如果说抽象思维方式与收敛思维的严密性有关，悟性思维方式则与发散思维的想象力有关。此外，悟性思维方式重在通过具体事物，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洞见，而形象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二者的区别可见一斑。
悟性思维分为顿悟和渐悟两类。顿悟又称“灵感”式的洞见（sudden insight），是指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启发，创新的答案突然在头脑中产生，这个思维过程便是顿悟思维。例如阿基米德躺进浴盆的瞬间，看见水溢出盆而顿悟出浮力原理等，以及苹果砸到牛顿头上，启发他悟到万有引力。顿悟思维方式的产生及完成过程，必须以思维者具有足够的思考养料的储备为前提，才可对某一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而突然有所领悟。孔子在《论语》中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正是“启发”与“举一反三”两个词语的出处。与此不同，渐悟（gradualinsight）是指“灵感”式的洞见产生前的酝酿孵化过程。因此，顿悟与渐悟就是对立统一而相生相克的阴阳关系。笔者发现的有趣现象是，儒家的心性论属于渐悟，而道家的心性论则属于顿悟，正好与中国禅宗的两大宗派契合。（参照：张广保，2008；罗安宪，2005）简而言之，顿悟就是通过“心斋”及“坐忘”等方法，以虚静之思维方式体悟实动之“道”的复杂规律。换言之，道家所主张的悟性思维就是通过物我两忘达到“自然”的心态，即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
顿悟与渐悟的关系在创新四段模型中得到充分彰显。创新四段模型（Wallas，1926）将创新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充分准备阶段，而此阶段的创新是路径依赖式之延续性创新。当所需创新在第一阶段未能产生之时，创新进入第二阶段，即酝酿孵化阶段。此阶段就是渐悟阶段，为了实现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当所需创新在第二阶段未能产生之时，创新进入第三阶段，即灵感顿悟阶段。此阶段就是顿悟阶段，也是为了实现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最后就是第四阶段，即充分验证阶段，为了确认洞见的可行性。由此看出，顿悟与渐悟是创新的两大思维方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为一对阴阳元素。悟性思维包含顿悟与渐悟两大思维方式。该两大思维方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需要想象，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渐悟是“茅塞顿开”或“恍然大悟”之顿悟的必要条件，而顿悟常以渐悟的结果的形式出现。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古今之成大事业或大学问者，必然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由此可见，创新四段模型中第一阶段与第四阶段是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优势，而第二阶段及第三阶段则为中国智慧哲学和研究范式的长处。如果说第一阶段及第四阶段主要依赖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实现路径依赖式的延续性创新和学习，第二阶段及第三阶段则主要依赖悟性思维实现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和学习。这也表明东西双方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作为一种突发的创造创新过程，顿悟是创造性思维产生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但此环节最难采用科学方法研究。尽管所谓顿悟现象可包括许多种不同的种类或者亚类型，但无论何种形式的顿悟，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新异而有效的认知重构，即当人们在初步接触到难题时所能够想到的解决思路均告失败的情况下，突发性地想到了新异而有效的解决办法。学习领域内对已有知识的“突发式领悟”是目前少数的几个可以在严格界定和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加以研究的创造性思维过程之一。西方学者以前的研究表明，睡眠可以显著促进突发式领悟（Wagneret al.，2004），而一批中国学者则讨论冥想是否也具备这种功能（Ren et al.，2011）。冥想与睡眠有着明显不同的性质，冥想不是一种被动的放松和休息过程，而是一种主动的清醒而专注的意识状态，研究冥想是否以及怎样促成顿悟，对于研究创造性思维产生条件和促进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任俊等人有关冥想的研究选取了没有冥想经验的大学生被试并训练他们学习冥想。然后，在测验当天给予他们一组突发式领悟问题让他们求解，实验并不关心那些被试能够顺利解决的问题，而是关心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在通过20分钟的冥想之后得到解决。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经过20分钟的冥想任务（做腹式深呼吸并专注于数呼吸的次数）之后，还是经过20分钟的控制任务（判断通过听觉呈现的词是中文还是英文）之后，被试都能解决一些他们在先前的尝试中未能成功求解的突发式领悟题目，但在冥想之后能解决的题目显著地比做控制任务时的要多，这证明了冥想像睡眠一样也能促进突发式领悟。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冥想可能不是通过被动的休息或放松来促进突发式领悟的，冥想促进突发式领悟的机理与酝酿孵化阶段有关。
笔者从2011年开始探讨悟性在管理领域中的应用意义（Li，2012b，2014b；李平＆曹仰峰，2014；李平＆王馨，2014），这开启了全球有关悟性与创新及创造性决策关系研究的先河。与此同时，西方最新心理学研究表明，冥想对于决策的意义独特，尤其是对于复杂动态问题的创新性决策意义重大；冥想已悄然成为企业生活的一部分，例如谷歌（Google）和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鼓励员工们以世俗方式练习正念禅修，以帮助提高工作效率；此外，冥想也慢慢进入高级金融的殿堂（Rathbone，2013）。这些研究已经超越突发式领悟，进入真正的顿悟领域。未来的研究定会在此领域产生令人称奇的突破性成果，而中国本土研究在这方面应该领军世界。
悟性思维是直觉想象式思维，但悟性思维的直觉与感性思维的直觉差别巨大。西方文献将直觉认定属于感性思维的范畴（Dane＆ Pratt，2007），即专家直觉，仅仅应用于迅速而省力的决策（fast and frugal decision－making，卡尼曼，2012）。与此相反，悟性思维源自却又超越感性经验，并且与理性理论对话整合。此外，悟性思维不但缓慢，而且费力，因为悟性思维需要渐悟的过程。最关键的是，为了实现顿悟，渐悟需要在酝酿孵化状态实现下意识思维与上意识思维的互动，并不是纯粹下意识思维活动，而这种互动需要具备“玩耍”（playful）的心态，即放下包袱的心态。（Li，2012b；March，1994）
这就是道家所主张的“道法自然”，“不执迷”和“超脱”等观念（于连，2004；牟复礼，2009；方东美，2012；王树人，2005）。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物我两忘”与“自由自在”。这与禅宗的公案与棒喝方法异曲同工（Suzuki，1964），也与禅宗六祖慧能所倡导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宗旨，以及“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之修行原则一脉相承。在禅宗看来，所谓顿悟，即指突然理解、体认、领悟佛理，而无须长期的修习。这种顿悟是通过直觉的主观体验，产生内心的神秘启示，达到精神状态的突变。后世禅师们常用“如桶底子脱”的比喻来形容顿悟。自慧能首倡之后不假修习的顿悟思想，就成为禅宗修行的根本主张，所谓“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慧能的弟子神会就曾用“利剑斩束丝”的比喻来说明“一念相应，便成正觉”的顿悟思想。也因此，后世禅宗祖师的修行和弘法，无不是围绕着“悟”来下功夫、做文章。因此，禅宗六祖慧能之后，佛教与道家有机结合，蜕变成为中国本土化的禅宗。（钱穆，1977）禅宗的顿悟思想与老子的悟性思想高度一致：“致虚极，求静笃……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这也就是庄子所言的“坐忘”与“心斋”的方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国哲学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是迄今为止西方最伟大的、与道家最为接近的哲学家，他比公认与道家高度一致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更加接近道家思想。他一生强调直觉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他的直觉概念与悟性思维的直觉观念在西方哲学家中间与道家最为接近。（伯格森，2004）然而，大多数学者误读伯格森的观点，将他的直觉观点等同于动物本能。其实，伯格森的直觉观点更接近洞见。另一个接近道家思想的欧洲哲学家是提出隐性知识观点的普兰尼（Michael Polanyi）。他在1975年的专著中特别强调直觉和想象力对于创新的核心作用（Polanyi＆ Prosch，1975）。与本格森一样，普兰尼也极力反对西方主流的机械式还原主义（mechanical reductionism），却提倡东方式的有机综合动态思维，强调科学与艺术的整合。此外，瓦拉思（Wallas，1926）和马奇（March，1994）特别强调放松对创新的重要作用，强调模棱两可对创新的重要作用。以上西方学者有关直觉和放松的观点与悟性思维一致。这说明中国悟性思维可以同西方心胸开阔的伟大学者对话。
另一个与悟性思维有关的概念是“反向学习”（unlearning）。从悟性思维的角度，加上阴阳思维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反向学习与（正向）学习的复杂关系看作一对相生相克的阴阳关系。反向学习与路径依赖式之延续性创新和延续性学习无关，因为后者不需要前者，而前者对于后者也不可能。与此相反，反向学习与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和突破性学习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必然结果。这一思路突破了西方研究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Tsang＆ Zahra，2008）反向学习正如《老子》指出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学”是指知识和知识哲学，而“为道”是指智慧和智慧哲学。反向学习与“为道日损”密切相关，而智慧和智慧哲学与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和突破性学习密切相关。为实施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和突破性学习，已有经验与已有理论不但不会有所帮助，反而成为最大障碍。反向学习就是为了打破先入之见，另辟蹊径。笔者认为，反向学习应有三大步骤机制：一是对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怀疑挑战；二是将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束之高阁；三是把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渐渐淡忘。正如苏轼《题西林壁》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面对复杂多变而模棱两可的情景时，我们必须跳出“三界”之外，才能有重大突破。换言之，只有放松，才能放下；只有放下，才能突破。总之，反向学习就是打破思维惯性。这与乔布斯的名言异曲同工：坚持渴望，坚持信念（stay hungry，stay foolish）。
最新脑科学研究发现（Schooler et al.，2011），思想走神（mind wandering or mindlessness）与创新有着密切关系。脑科学家们发现，当人们思想走神时，内侧前额叶皮质上的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会被激活，同时执行网络（executive network）也被激活。默认网络是大脑几个区域组成的神经网络，在人们清醒但不对外界任何事物有所关注时处于活跃状态，而执行网络则负责解决高度复杂的问题。当受测者处于思想走神状态却不自知的时候，默认网络和执行网络的神经活动最为激烈。这意味着在他们缺乏“元意识”（meta－awareness），即察觉不到自己的意识的时候，精神漫游最为频繁。默认网络和执行网络可以被同时激活是一个重大发现。在此之前，脑科学家一直以为它们两者的活动截然相反：在其中的一个被激活时，另一个会进入休眠状态。这一发现意味着思想走神能够激发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让这两种势同水火的神经网络一起工作。它意味着，走神并非如我们一直设想的那样不包含任何思考成分。过去科学家认为大脑的“默认网络”是思想走神时大脑中唯一活跃的区域，但是“执行网络”的参与意味着我们的大脑确实在进行某些复杂思考。事实上，思想走神或“白日梦”似乎处在“睡梦”与“集中精神”之间的灰色地带，在此我们虽醒犹眠。看来，思想走神可能促使我们对眼前的外界刺激视而不见，从而全神贯注地内观，而后者有助于长远的考虑，即忽视近忧，专注远虑。更重要的是，思想走神在酝酿孵化阶段最为有利，有助于产生洞见。这与阴阳思维不谋而合，也为悟性思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悟性思维将上意识之思想走神（conscious mindlessness）与下意识之全神贯注（subconscious mindfulness）这一对矛盾元素整合为相生相克的平衡。这正是冥想和禅宗打坐所追求的境界。（Suzuki，1964）然而，这与西方有关全神贯注与思想走神的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该研究仅仅停留在上意识层面。（Weick ＆ Sutcliffe，2006）
综上所述，笔者大胆假设，悟性思维是理性抽象思维方式与感性形象思维方式的对立统一，来自并超越这两类思维方式，因而形成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Li，2014b）西方认知理论认为（Evans，2008），人脑仅有两大机制系统，即感性思维之第一认知系统（System 1）及理性思维之第二认知系统（System2）。第一认知系统依据已有感性经验，而第二认知系统依据现有理性结论。与此不同，悟性思维与感性思维之第一认知系统以及理性思维之第二认知系统均为对立统一的相生相克关系。第一认知系统又可分为路径依赖式之延续性感性经验与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感性经验两类。同样，第二认知系统也可分为路径依赖式的延续性理性结论与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理性结论两类。突破性的感性经验与突破性的理性结论两者的整合就可形成全新的第三认知系统（System3）。这就是全脑思维的基础。悟性思维之第三认知系统尚未被西方学界发现。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于西方以及世界的三大贡献之一，即全脑思维的内容和机制，而其他两大贡献分别是“道”及“阴阳”。中国传统哲学三大贡献的共同主题在于提倡智慧，将智慧视为科学与艺术的互动与整合（Li，2012b，2014b；梁漱溟，2010；于连，2004；牟复礼，2009；方东美，2012）。《庄子·天地》借“玄珠”之喻说明对于求道、寻道之事需要悟性思维，因为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均不能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