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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博大精深，百家争鸣，虽有儒释道三家作为主流，但一直缺乏将之整合统一的平台体系。因此，我们应该归纳提炼“儒释道”三家共同点，将其三家统一在一个整合平台体系之上。笔者认为，中国哲学的终极追求既是求善求和也是求真求知，而且其求真求知的是智慧。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可用中国智慧哲学这一概念涵盖。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哲学的整合平台体系，中国智慧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成就。（李泽厚，2011；高小斯，2010）正如西方知识哲学是西方科学与技术（包括西医）以及文学与艺术的根本和基础，中国智慧哲学是中国科学与技术（包括中医）以及文学与艺术的根本和基础。因此，笔者将中国智慧哲学与西方知识哲学视为一个阴阳组合体，相生相克，平衡共存。
中国丰富的历史及文化，特别是先秦哲学，为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提供丰富的内容及坚实的基础。笔者始终认为，中国智慧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成就。中国哲学的终极追求既是求善求和也是求真求知，而且其求真求知的是大智大慧。笔者认为，中国智慧哲学基础是以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道家为主，并吸收儒家等其他各家所长，甚至包括后世的中国佛家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最为本源的主根不在于儒家，而在于道家。这是因为道家直接源于《易经》并直接影响《易传》，先于并且统领儒家和佛家。儒家只是中国传统哲学在伦理、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应用，其中庸之道则是最高成就，而中庸之道来源于道家哲学。此外，先秦道家对先秦儒家（包括孔子，特别是孟子）的发展产生过意义重大的深刻影响。（孙以楷等，2004）因此，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老子是中国哲学第一人，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也最为深刻。（胡适，1936；孙以楷等，2004）台湾学者陈鼓应在其2010年专著《道家易学建构（增定本）》中有力地论证“道家思想乃为《易传》对《易经》进行诠释所根据的最主要思想来源”。《周易》又称《易经》，含六十四卦以及卦爻辞。《易传》，即《十翼》，是后人解读《周易》的哲学著作。中国大陆学者李柚声也指出，《易经》的主体思想就是后来的道家思想；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思想可用道儒互补概括，但夏商周三代之前的思想应以早期道家为主，以早期儒家为辅。（2010）此外，陈鼓应（2010）特别指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石的“三玄”实由四部典籍组成，在撰写时间上依次是《易经》《老子》《庄子》与《易传》，由老庄道家上承《易经》，下启《易传》。因此，笔者认为，援（引）“道”入“儒”成就了儒家的最高境界，即中庸之道；援（引）“道”入“佛”成就了佛家的最高境界，即中国禅宗；援（引）“道”入“兵”还成就了兵家的最高境界，即孙子兵法；援（引）“道”入“医”也成就了中医的最高境界，即《黄帝内经》。（参照：南怀瑾，1996）由此可见，道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及核心作用。总之，笔者认为，中国哲学始于《老子》，老子是中国哲学第一人，而道家正是中国哲学第一家。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应以道家为主根，儒释道三家相互融合为主干，其他众家互动为枝叶，共同构建中国哲学之树。（参照：孙以楷等，2004；周玉燕＆吴德勤，1986；杨宪邦，1993；詹石窗＆谢清果，2009；徐小跃，199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汉初年与唐朝初年，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唐玄宗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前朝苛政之后得以休养生息，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两大盛世，即文景之治所带来的西汉盛世和贞观之治及开元之治所带来的大唐盛世。南怀瑾曾一针见血地指出（1996：4）：“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老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此外，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其专著《儒教与道教》（1995）中也指出，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有益于经济，而儒家思想有害于经济。近来一些西方学者发现西方近代自由经济思想至少部分源于道家“无为”思想，特别是法国重农经济学家魁奈将“无为”译为“laissez－faire”（Clark，1997；Gerlach，2005；Hobson，2004）。最后，李约瑟（1990）将道家思想，特别是其自然有机观念，视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哲学基础。由此可见，道家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本，并且对中国历史上文化、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道家一直保持灵活开发的形态（这表现在道家与杂家的密切关系上，参照：胡适，1930），但儒家由于官方独尊而日益僵化保守；每当官方独尊儒家时，中国社会就会逐步走向封闭落后。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历史教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智慧哲学的核心内容为“道”“阴阳”“悟”，三者均源自《易经（含《易传》）》，由老庄道家发扬光大，并为中国百家学派所共享，因此该三者有效融会贯通而成为中国智慧哲学的整合平台体系框架。（Li，2012a；参照：梁漱溟，2010；于连，2004；牟复礼，2009；方东美，2012）虽然《周易》里并无“阴阳”一词，但卦爻的性质就是阴阳，即阳爻（连线）和阴爻（断线）。“阴阳”一词在《老子》中首次出现，即“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此后，“阴阳”一词在《易传》里也出现，即“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外，《易经（含易传）》也提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与《老子》中的观点一致，即“大象无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致虚极，求静笃”，以及“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于牖，以知天道”。这些都是指向中国智慧哲学中的“悟性”。
由于中国智慧哲学体系诞生于先秦时代，我们需要将其现代化，将之用现代学术语言大体表达，并以此与西方对话，相互学习，求同存异，共同走向东西方全球整合。为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两用一体（对立统一）的方针，首先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相异的独特性，归纳提炼“儒释道”三家的主要共同点，建立中国本土哲学体系；其次与西方对话，寻觅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共同性，从西方哲学体系框架（即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位一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本土哲学体系。在以上方针指引下，笔者首次提出（Li，2012a），中国传统思想可用“中国智慧哲学”来统一概括，而“中国智慧哲学”则可由下列三大部分构成：“道”为本体论（主观与客观对立统一为宗旨：“天人合一”），“阴阳”为认识论（整体、动态、对立统一三大平衡为特征：“相生相克”），以及“悟”为方法论（直觉想象比喻类推为机制：“物我两忘”）。换言之，作为中国独特的本体论，“道”强调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可用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具体表达；“道”与强调主观客观分离的西方哲学本体论形成强烈对比。作为认识论，“阴阳”强调整体、动态、对立统一之平衡，可用庄子“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的理念具体表达；“阴阳”与强调非此即彼逻辑的西方哲学认识论形成强烈对比。作为方法论，“悟”强调直觉想象，以比喻类推为具体思维方法，可用老子“致虚极，求静笃”及庄子“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以及“坐忘”与“心斋”等理念具体表达；“悟”与强调理性与感性分离的西方哲学方法论形成强烈对比。以上对比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与西方在哲学思想上的本质区别。西方哲学的本质是知识哲学（以科学与文艺分家为特征），而中国哲学的本质是智慧哲学（以科学与文艺整合为特征），各有千秋。以中国智慧哲学体系为指导，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可被视为对立统一，相生相克，共同构成全球哲学。以下笔者分别阐述“道”“阴阳”和“悟”的基本思想内容和主要应用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智慧哲学并非像西方知识哲学那样将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部分进行绝对和严格的区分，而是将此三者视为三位一体，仅仅加以相对和松散的区分，并且认为此三者彼此相依相存，相互渗透，相互包容。中国智慧哲学的三大特点在中医与西医的对比之中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尤其是，中国智慧哲学三位一体的特征可由“度”的概念加以表达（详见最后一节）。由此可见，如同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字及艺术与西方文字及艺术的区别一样，中国智慧哲学与西方知识哲学构成一个阴阳组合体。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区别不仅仅是“一种心智，多种心态”（“one mind，many mentalities”，Shweder，2000；黄光国，2011），而是“两类心智，多元心态”（高小斯，2010）。若从人类目标与心智共同性的视角看待，中西双方都有同样的基本目标追求主题（例如，真善美）以及基本心智要素集合（例如，感性—理性—悟性），但他们对定义具体目标（例如，进入天堂或长生不老）与建构要素具体组合所作的历史性选择倾向各异（例如，强调理性或强调悟性），因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心智（即两大哲学体系）。换言之，我们可将“一种心智，多种心态”改进为“统一目标追求主题与一种心智要素集合，两大具体心智要素组合，多元具体价值取向心态，多元具体行为取向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