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智慧哲学的意义

美国《管理期刊》（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 年年初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Piece＆ Aguinis，2013）。该文综述在西方管理研究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的有关非线性关系的文献，并特别提到作为非线性关系研究两大哲学基础的儒家中庸学说及亚里士多德的均值观点。这篇文章又一次强烈地刺激了笔者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敏感神经。笔者感到西方有识之士可能会在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管理问题方面超越中国学者。这是因为我们中国学者大多对中国传统哲学存有严重偏见，尤其看不到中国传统哲学对现代研究的意义。更为可怕的是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了解甚少，这种无知毫无疑问加深了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偏见。与此相反，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却在努力学习中国传统哲学，将之有效地应用于管理研究。例如，在西方管理研究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有关“阴阳”的文章的以前基本上都是西方作者（例如，Mintzberg，1976；Smith ＆ Lewis，2011；Taggart＆ Robey，1981）。在书籍发表方面亦是如此（例如，柯林斯与波拉斯所著的《基业长青》）。华人学者中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在管理研究方面的应用之人寥寥无几，而且主要在海外。

出于对中国学者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方面可能落后于西方学者的担心，笔者在网上发起了一场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有危机感的讨论。约有五十多名国内外学者参加了这场小范围的讨论，包括世界著名学者徐淑英、陈明哲、黄光国、梁觉等。所讨论的问题范围广泛，其中一些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包括如何有效地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科学研究的内容及其意义，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及其意义，以及西方哲学的意义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比。本文将争论的核心问题明确提出并阐明笔者的基本立场与核心主张，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深深地扎根于现代化的中国传统哲学之中。目前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最大瓶颈在于缺乏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赖以立足的哲学基础平台。没有中国智慧哲学体系作为基础平台，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及无本之木。这正是中国本土研究在所有领域里长期没能取得应有成就的根本原因。

此次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及内容。许多中国学者认为，诞生于西方的科学是不分国别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限趋近真理的知识，因此科学研究应该是一个追求完整地揭示真理的过程，并无所谓本土与非本土研究之分。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的一部分，理应采用科学研究的西方主流范式。因此，这些学者否认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必要性。虽然其中某些学者也承认目前西方的管理研究走向歧途，但这只是误入，并不是必然的，仅仅是过分强调研究方法的客观与严谨，忽略对管理本质内容的关注，违反了科学研究的本意。因此，西方科学研究范式依然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研究范式。

一些中国学者赞同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但否认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十分有限。这是因为科学研究范式无所谓本土与非本土研究之分，只有研究内容才可能有本土与非本土研究之分。他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建立在西方哲学之上的，而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西方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与西方传统哲学一脉相传，却与中国传统哲学截然相反。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特征，与西方哲学对比先天不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缺乏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学习和应用。中国学者只有采用西方科学哲学才能建立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科学体系，而中国传统哲学只能在其“科学化”以后转变成为后现代哲学。因此，西方科学哲学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唯一基础，而科学化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唯一出路。

此外，还有少数中国学者承认中国传统哲学的作用。其中某些学者认为，西方哲学的终极追求是求真求知，而中国哲学的终极追求是求善求和。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在于儒家，而不在于道家；同样，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主要来自儒家，而不是道家。

对于以上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紧密结合，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笔者亦认为，中国哲学的终极追求既是求善求和也是求真求知，即追求超越知识的智慧。此外，中国传统哲学最为本原的基础在于道家，而不在于儒家，因为道家直接源于《易经》并直接影响《易传》，先于并且统领儒家和佛家。（陈鼓应，2010；方东美，2012；孙以楷，陆建华＆刘慕方，2004）最后，西方哲学不应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唯一依据，而中国传统哲学也不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唯一依据。中国传统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哲学，提倡科学与艺术的互动与整合，而西方哲学则是关于知识的哲学，主张科学与艺术的分离，因此东西哲学有着根本的差异；但是，正是由于东西哲学两者之间本质上的差异，双方又可互补。（Li，2012a；梁漱溟，2010；于连，2004；牟复礼，2009；方东美，2012）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科学哲学）是相生相克的阴阳关系。此外，中国传统哲学应该并可以与西方传统哲学及西方现代哲学对话（包括西方科学哲学），也应该并可以与西方现代科学对话。中国传统哲学需要本身的现代化，需要自身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Li，2012a，2012b；梁漱溟，2010；谭元亨，2007）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不能放弃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绝不能进行所谓“西方科学化”。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该首先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然后采取与西方哲学对话学习及融会贯通的方法。这种对话与融合是建立在各自主体性与相互开放性两者平衡的基础之上，达到阴阳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境界。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透过东西学术的积极对话促成一个源自中国智慧哲学，但又具有跨文化普世性的“中国管理学派”，并以此与西方管理学派实现全球整合。总之，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都必要，但两者的重要性是“非对称”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它需要现代化），西方哲学为辅，而不是相反，也不是对称性同等重要（虽然两者同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体”与“用”）。为此，我们必须走出文化自卑的殖民地心理阴影，重建文化自尊与自信。（高小斯，2010）

在进入此文的主题之前，笔者首先阐明本人的基本设定。第一，科学是西方文明的瑰宝，也是西方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但是，科学不等于真理，也不是产生真理的唯一源泉。科学以外另有洞天。科学只是真理的源泉之一，而艺术也是真理的源泉之一。第二，真理是人类社会对世界（包括人类自身及宇宙全体）的共同认识。真理并不仅以知识的形态存在，也以智慧的形态存在。第三，真理不仅仅是主观的，也不仅仅是客观的；它是主客统一的。第四，真善美并不是彼此完全分离的，他们是彼此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善美对立统一即是智慧。第五，科学与知识的本质特色在于分析还原思路，将整体化为部分，将复杂化为简单，将动态化为静态，将非线性过程化为线性过程，将模棱两可不确定化为清晰确定，将矛盾化为一致。第六，智慧的本质特色在于多元整合思路，将科学与艺术二元整合，将整体与部分二元整合，将简单与复杂二元整合，将静态与动态二元整合，将线性过程与非线性过程二元整合，将模棱两可不确定与清晰确定二元整合，将矛盾与一致二元整合。第七，智慧与知识是相生相克的阴阳关系，并且是非对称的。智慧是形而上的道和体，而知识是形而下的器和术。西方知识哲学以验证已有知识为主，其思维方式是封闭式的，面对的是清晰确定的问题；中国智慧哲学则以探索全新知识为主，其思维方式是开放式的，面对的是模棱两可不确定的问题。因此，对于复杂动态现象的本质把握，智慧比知识更为重要，智慧哲学比知识哲学更为重要，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比西方哲学更为重要。正如《老子》指出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学”是指知识和知识哲学，而“为道”是指智慧和智慧哲学。这就是为何称中国传统哲学为智慧哲学。智慧哲学与知识哲学的区别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于连，2004；方东美，2012），也正是前者优于后者之处（Li，2012a，2012b）。笔者认为，将中国传统哲学视为相对于西方哲学处于全面性劣势的现有看法实不足取。同样，将中国传统哲学视为相对于西方哲学处于全面性优势的看法也不足取。

此章的主要目的是在与西方主流哲学（源于古希腊哲学）进行对比的情景下初步介绍并发展中国主流哲学（源于中国先秦哲学），特别是其现代化之复兴与启蒙，并阐述它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的有效应用，特别是应用于构建中国本土管理概念与理论方面，为建立中国管理学派打下坚实的基础。此文的主题是，西方哲学本质上是知识哲学，而中国哲学本质上是智慧哲学，各具特色，两者应该积极对话，彼此相互学习，求同存异式地整合统一。（Li，2012a；参照：于连，2004；牟复礼，2009；方东美，2012）因此，与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相似，中国智慧哲学体系需要自身的现代化复兴与启蒙，而该现代化复兴与启蒙应可以借鉴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并以其结果与西方知识哲学对话和学习，实现东西双方的整合统一，即融会贯通，以相生为主。（Li，2012a）中西方哲学各具特色，不可完全相互替代。中国智慧哲学在复杂动态（因而高度模棱两可）的情景下较为有效，对于探索性学习和突破性创新尤为有效，而西方知识哲学则对于在简单静态（因而高度清晰）的情景下的应用性学习和延续性创新更为有效。其实，以上两个情景和方式彼此密切相关，互为因果，既缺一不可，又相生相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更多是探索创造全新的管理理论，中国智慧哲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必须指出，智慧理念并非中国独有，西方也有，但中国的智慧理念与西方的智慧理念相距甚远。西方的智慧是指只有上帝才具备的无所不能的洞见灵性，而人类仅有崇拜和热爱上帝智慧的可能（西方哲学的原意是热爱智慧）；与此相对，中国的智慧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动创造能力。（参照：Kessler ＆ Bailey，2007；Niu ＆ Sternberg，2006；Sternberg＆Jordan，2005） /rRwoDxV6yapp4474bumiJsi1iyTQkfoJAuRkZBEQaJItaYUx3sxtnnUC867bc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