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

（一）国际背景

“一带一路”的国际背景，即为我国主要面临的国际形势，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第二，对我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和挑战逐步上升。关于前者，二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世界主要经历了朝鲜、中东、越南和两伊战争等局部战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爆发过波黑、车臣战争和美国主导的海湾、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总体说来，在苏美冷战结束后，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这一点毋庸置疑和赘述。本书主要讨论后者，即对我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和挑战，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国际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低迷，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各类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所增加。

1.国际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低迷

本轮经济危机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又称金融海啸、华尔街海啸，于2008年正式爆发。经济危机爆发数年后至2015年，世界经济仍未摆脱危机阴霾，发达经济体走势不一（表1-1、表1-2），不少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增速下滑挑战（表1-3），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凹凸不平 。不同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经济复苏渐稳，欧盟经济持续低迷，日本经济则徘徊在衰退边缘。多数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后，依然面临内部与外部挑战。尤其中国2014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发展中大国仅有印度“一枝独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数度下调年度世界经济预期，全球经济增速难以逾越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具有显著的周期性，并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世界经济史表明，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分别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了 1907 年、1914 年、1921 年、1929—1933 年、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而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继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前，本次经济危机已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2016年以来，全球股市暴跌、汇市波动、大宗商品剧烈波动、各种资产价格全面缩水、全球物价水平迟迟无法上涨甚至有人认为进入通货紧缩等。2018年3月起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更有使本次危机持续加深的趋势。积极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是关系世界各国和人民福祉的大事。

2.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

国际经济规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保证。通过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可以对世界各国进行合理分工，从而使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得到优化，进一步加快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各国间流动的速率，使各参与国普遍获益，此为国际经济规则的正外部性。但是在经济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总会存在拥有更大制定权的国家，使得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并非完全中性，从而使规则制定带来的收益更多地流向拥有主动权的霸主及其盟国，令其获得额外收益即霸权收益（田甲由，2014）。因此，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对于一国或一地区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一直成为大国角逐世界舞台的核心利益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与贸易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动。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越来越依赖出口，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同时，中国在国际经济规则领域中缺少话语权这一“软肋”的存在，也给这些国家抓住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卫生标准、劳工标准等机会陷中国以不利境地提供了便利条件。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通过由它们所主导的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推行技术标准，在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技术贸易壁垒，构成了一种新形式的保护主义。据不完全统计，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的国际标准已近20000项，但中国企业参与制定的仅有20余项；负责制定这些标准的机构全世界有900多个，但中国参与其中的不足10个。2006年，中国出口行业因技术性贸易壁垒遭受到的直接损失达356.2亿美元，影响殃及31.4%的出口企业；2007年损失494.59亿美元，有34.6%的出口企业受到影响，企业新增成本264.31亿美元；2009年36%的中国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全年贸易损失达到505亿美元；2010—2011年间，因技术贸易壁垒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吴大新，2013）。

根据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主体，可将形成机制分为以下几类：①以大国为依托的多边机制；②以大国俱乐部为核心的诸边机制；③以区域贸易协定为平台的区域机制；④大国之间形成的双边机制；⑤以大国政府为主导的单边机制；⑥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其他机制。上述各类机制下形成的国际经济规则对各国有着不同的约束度，在相应的经济活动领域中发挥着自己的效用。在经济规则的促进下，大部分参与制定规则的国家都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但不论国际经济规则是如何制定的，所形成机制是哪一种，不可否认的是享有最大收益的永远都是规则的制定者，至少这种情况在将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会一直存在（田甲由，2014）。

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第三次浪潮，是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签署的自贸协定数量不断攀升，截至2014年1月，全球共签署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583个，正在实施的自贸协定381个，这些自贸协定构成了全球相互交织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常用的英文缩写FTA，既可表示自贸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也可表示基于自贸协定的自贸区（Free Trade Area）。目前，全球FTA基本目标都是推动不同关税区间贸易自由化，短期目标是在世界局部形成不同关税区间共同产品市场。目前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几个重要自贸协定谈判主要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欧日经济合作协定”（EP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日韩FTA”，这些自贸协定集聚了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一旦达成，对世界贸易规则、多边贸易体系、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当前，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集中体现在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平台和双边机制，其中即包括著名的TPP、TTIP和欧日EPA。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也被称作“经济北约”，是目前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4），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于2005年发起。2008年2月，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并于当年3月、6月和9月就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举行了三轮谈判。2008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参与TPP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谈判。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澳大利亚和秘鲁同意加入。美国借助TPP的已有协议，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全方位主导TPP谈判。自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开始进入发展壮大阶段 。2016年2月4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2个国家在奥克兰正式签署了TPP协定，将对近18 000种类别的商品降低或减免关税。只是鉴于2016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美国国会没有立即对其讨论通过、付诸实施。

TPP不仅涵盖国际贸易领域，还对劳工和环境、知识产权、国企等敏感议题进行了规范，中国对TPP虽持开放态度但被限制、排除在外。尽管特朗普执政后首个工作日——2017年1月23日宣布美国退出TPP，但2013年前后美国主导的TPP等协议围堵中国意图明显，是当时提出“一带一路”重要的外部诱因之一。此外，特朗普在2018年1月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若能敲定一个比之前更好的协议，美国也不排除重返TPP的可能性。由此可见，TPP仍然可能重新成为美国经贸遏制中国的“利器”。

TTI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2013年2月，美欧领导人就尽快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一致；6月1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英国北爱尔兰西部厄恩湖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期间宣布，欧盟与美国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7月12日，美国与欧盟在华盛顿展开《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据悉，美欧双方已初步确定TTIP的谈判框架，将包括农业和工业产品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投资、服务、能源和原材料、监管议题、知识产权、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等20项议题 。

TTIP为美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将不仅仅涉及关税减免，更重要的是削除非关税贸易壁垒，让欧美市场融为一体，包括相互开放银行业、政府采购等，统一双方的食品安全标准，药品监管认证、专利申请与认证、制造业的技术与安全标准，并实现投资便利化等。这个协定如果达成，将成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美欧关税降至零、覆盖世界贸易量的1/3、全球GDP的1/2。很大程度上，TTIP将改变世界贸易规则、产业行业标准，挑战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的准贸易联盟。

欧日EPA 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PA）是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在日本的名称。继2001年日本和新加坡缔结了第一个EPA之后，至2008年不到10年间，日本又先后和墨西哥、马来西亚、东盟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缔结或签署协议（刘昌黎，2009）。2013年3月，日本与欧盟启动经济合作协定谈判。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欧盟主席范龙佩及欧盟委员会委员长巴罗佐举行了电话磋商，双方商定正式启动日本欧盟之间的经济合作协定谈判，第一次谈判将于2013年4月中旬举行。日欧之间最大的障碍是欧盟对日本进口汽车征收10%以上的关税，而日本则利用关税和非贸易壁垒限制欧洲食品及药品的销售。据欧盟方面估算，欧日如签署经济合作协定，将推动欧洲经济增长0.6%至0.8% 。

日本与欧洲的谈判并不仅限于经济协定，还同时发展政治层面的全面性的战略性伙伴协定。2010年4月，第19届日本欧盟首脑峰会上，双方决定建立高层次小组商议全面提升日欧各方面关系，并勾画实施框架。2011年1月，日本《读卖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在与欧盟就EPA举行谈判的同时，还将就全面政治协定举行谈判。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外，此次与欧盟签订全面政治协定还是首次。报道称，通过谈判达成共识估计需要两年时间，而正式签订预计需要4年左右，将与EPA同时签订 。《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11月15日报道，日本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协定预计于年内达成最终协议，打算先搁置陷入僵局的争端解决规则的问题，优先达成经济合作协议 。2018年7月17日，日本和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 。

由此可见，2013年前后，当前世界经济四强——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 ，其中美国、欧盟、日本三家都在互相签署协定，唯独把中国排除在外。2016年年底，欧盟和美国相继表态，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即意味着今后的贸易摩擦将不可避免。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将和大国尤其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结伴而行。

3.各类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所增加

当今和平成为世界主旋律的同时，各类安全威胁也有所增加。学界一般把涉及一个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把主要涉及国土、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

（1）主要传统安全威胁。包括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美国重返亚太、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欧债危机；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等。

颜色革命 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0世纪末期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而且这些运动有向包括中东地区蔓延的趋势。参与者们拥护民主与普世价值，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抵制控制着国家的现政权。他们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朵来作为他们的标志。目前颜色革命已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几个国家取得成功，推翻了原来的独裁政权，建立了民选政府。然而部分中东国家新政府建立之后，因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派的争斗，未能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权，导致政治争端不断。

茉莉花革命 指发生于2010年末至2011年初的北非突尼斯反政府示威导致政权倒台的事件，因茉莉花是其国花而得名。2010年12月17日，一名研究生毕业而被迫充当街头小贩的26岁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触发境内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及争取民主活动。事件导致时任总统本·阿里政权倒台，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第一场因人民起义导致推翻现政权的革命。

阿拉伯之春 是西方媒体所称的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浪潮。自2010年12月突尼斯一些城镇爆发民主运动以来，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的专制政体的行动，并乐观地把“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预见为这个运动的前景，认为这个“阿拉伯之春”属于“谙熟互联网、要求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年轻一代”。

美国重返亚太 二战之后为对抗苏联，美国的军事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冷战结束后，美国主要的军事对手都在中东地区，“9·11”恐怖袭击事件延续了这一进程。随着中东局势渐稳和中国的强势崛起，2009 年 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泰国曼谷首次提出“重返亚太”的构想，并在随后的两年持续加强。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2012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开始调整军事部署、大力推进军事能力再平衡；重点经营关岛基地；针对南海局势强化部署；推动“亚洲版”导弹防御体系建设。在该战略带动下，美国针对亚太的军事部署和战略能力建设正在迅速得到强化，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针对中国崛起而来的，其核心是要建立起美国的前沿军事基地和军事力量，以区域多国防务合作为依托，织起一张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大网，封堵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崛起力量 。

朝核问题 朝鲜核问题，是指朝鲜开发核应用能力而引起的地区安全和外交等一系列问题，相关方为美国、中国、韩国、俄罗斯和日本。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美国根据卫星资料怀疑朝鲜开发核武器，扬言要对朝鲜的核设施实行检查，朝鲜则宣布无意也无力开发核武器，同时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它的安全。1993年3月，朝鲜第一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01年，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上台后，美国对朝政策变为强硬，并于2002年初将朝鲜与伊朗、伊拉克一起称为“邪恶轴心”，媒体披露的美国《核态势审议报告》也将朝鲜列为使用核武器的对象之一。2003年1月，朝鲜再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核危机正式爆发。2006年10月，朝鲜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朝鲜半岛核威胁阴云笼罩。随后至2017年9月，朝鲜共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其中后四次均是在金正恩上台后密集进行。朝核危机不仅加剧了半岛紧张局势，也给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供了借口。2016年7月，韩国防部正式宣布接受美军“萨德”反导系统进驻；2017年9月，美国在韩完成“萨德”部署。

钓鱼岛问题 中日钓鱼岛争端是日本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所引发的争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但是日本方面无视大量历史事实，竟声称钓鱼岛为日本的“固有领土”。1895年4月，战败的中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岛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各种国际文件均明确指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归中国所有。但日本政府将附属于台湾岛的钓鱼岛等岛屿以归冲绳县管辖为借口交由美军占领；1970年，美国把二战后琉球群岛的管辖权交给日本，同时把钓鱼岛“送”给日本，日本遂派出军队赴钓鱼岛巡逻并非法控制。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将钓鱼岛“国有化”法案；同一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2012年由此成为中日“钓鱼岛之争”的分水岭。2013年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包含钓鱼岛附近相关空域 。随后数年，直至当前，中日两国数次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空域展开渔政执法船、舰船、军机“对峙”，形成实质性争端。在此问题争端上，美国态度极其暧昧，并有推波助澜之势。2012年12月，美国国防授权法修正案明确将钓鱼岛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钓鱼岛争端”成为美日合谋遏制中国的卑劣手段。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亦称台海问题或两岸问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据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198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执政基础发生动摇，由“台独”首恶分子李登辉连任三届“总统”。2000年由代表极端分裂势力的民进党执政，“台独”势力逐渐坐大；2016年民进党再度执政，“台独”势力在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等数任国家分裂分子的培植下，与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越来越背道而驰，并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筹码。2017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美台军舰实现互访”的条文；2018年3月，特朗普悍然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又称《台湾旅行法》）。台湾问题已成遏制中国的核心要素，也对中国外交形成了巨大的无形的制约 。

南海问题 南海诸岛是指分布在中国海南岛以南和以东的南中国海上所有岛礁的总称，包括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四大群岛。南海诸岛及其海域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但鸦片战争失败后，根据1841年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1885年和1886年根据中法和中英条约，越南和缅甸分别沦为法、英殖民地。至此，南海沿岸政治地图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不再是南海沿岸诸国的宗主国和强大国家，反而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企图瓜分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列强开始谋夺中国南海诸岛，由此带来了中国南海诸岛及其海域主权归属的争端。南海是东西交流的主要航道，海底蕴含丰富的油气和矿产资源，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和经济开发价值。自20世纪70年代起，围绕中国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及部分海域的管辖权形成了六国七方的争端局面，近年来，域外大国以南海争端为借口插手南海事务，以谋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南海争端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岛屿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议，被称为“亚洲四大热点”问题之一 。

南海周边国家侵占南海诸岛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南沙群岛，对中国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主要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其中，越南侵占岛屿和礁石30个；菲律宾侵占6个；马来西亚侵占3个，巡视监控4个；文莱占领1个；印度尼西亚虽未占领岛礁，但对邻近海域有主权要求；而中国本身仅实际控制8个（包括台湾驻军的太平岛和中洲岛），巡视监控21个（葛全胜、何凡能，2016）。2012年，中国政府在西沙设立地级三沙市；2015年起，中国政府在南沙永暑礁、渚碧礁、美济礁等岛礁填海造陆，维护自身海洋权益。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2013年单方面提出的所谓南海仲裁做出“最终裁决”，判菲律宾“胜诉”，并否定了“九段线”，宣称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态度是：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南海问题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还将持续发酵。

（2）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际形势日益严峻、经济社会日益复杂、改革开放攻坚碰硬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安全牵扯面不断扩大，国土安全、边疆稳定、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越来越凸显。首先，国际政治环境日益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筑海上岛链包围中国。其次，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三股势力”威胁越来越大。再次，能源安全等经济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对外经贸通道，尤其是能源运输的安全隐患突出。经济集聚于沿海地区，强化了对海洋通道，尤其是马六甲海峡路线的依赖（胡鞍钢等，2014）。

太平洋“岛链” 简称“岛链”。所谓“岛链”，是由美国务卿杜勒斯在1951年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既有地理上的含义，又有政治军事上的内容，试图扼杀、封锁社会主义国家，传统上认为美国在太平洋上共建立了三条岛链（李永志，2014）。“第一岛链”源自位于西太平洋、靠近亚洲大陆沿岸的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等群岛 。“第二岛链”则源自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硫黄列岛）、马里亚纳群岛、雅浦群岛、帛琉群岛及哈马黑拉马等岛群。“第三岛链”主要由夏威夷群岛基地群组成。对于美国而言，它既是支援亚太美军的战略后方，又是美国本土的防御前哨（李杰，2001）。

三股势力 所谓“三股势力”，准确一点说，就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2001年6月，上合组织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首次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做了明确定义。暴力恐怖势力是指通过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团体或组织。民族分裂势力是指从事对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政治框架的一种分裂或分离活动的团体或组织，是一种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政治力量，如俄罗斯车臣非法武装组织。宗教极端势力是一股在宗教名义掩盖下，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组织 。

马六甲困境 中国对外贸易的90%都需要经过海上通道，尤其是原油、铁矿石、铜矿石、煤炭等能源资源进口严重依赖海运。其中，海运原油进口约占90%，80%左右要经过马六甲海峡。预计2020年时中国进口石油将占总需求的66%以上，2040年将达到72%。因此，确保能源安全事关中国的命脉，对马六甲海峡的严重依赖造成“马六甲困境”。除马六甲海峡外，其附近的龙目海峡、望加锡海峡也直接关系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区域——南太平洋，大部分不能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巨型油轮，只能途经这两条海峡。虽然，修建经过缅甸和巴基斯坦的两条输油管，可减轻对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望加锡海峡的依赖，但仍无法取代海上能源供应线。为破解“马六甲困境”，中国只能寻求扩大与其他国家的海上合作，以保证通道的可选择性（傅梦孜、楼春豪，2015）。

2015年3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基本上就是‘两条腿，一个圈’。一条腿跟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第二条腿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一个圈’就是周边国家。从地缘政治环境看，中国周围几十个国家，如何处理好关系非常艰难。中国周边的环境在恶化，各方面都在恶化。这就是中国‘丝绸之路’的国际大背景。”

（二）国内背景

实施“一带一路”的国内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

（1）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历史上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2003）的计算，在公元元年中国GDP占到世界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公元1000年时占22.7%，随后一直在20%以上。公元1500年中国占24.9%，超过印度的24.4%，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公元1820年中国GDP占到了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

清乾隆后期，中国经济开始回落，1870年占17.2%，1913年占8.9%，1950年占4.5%，此后总体在低位徘徊。1970年以来，中国则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1970年，以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8%。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币不断贬值，这一比重也基本逐年下降，1990—1991年达到这一阶段的谷底，只占世界总量的1.83%。

1994年之后，虽然人民币贬值了很多，但是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因而比重逐年上升。2001年中国加入WTO，特别是2005年汇改以来，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提升的越来越快，进入由弱到强的“快车道”。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005年的4.99%上升到2010年的9.50%。“十一五”期间，中国GDP总量的国际排序实现“三连跳”：从 2005 年的第 5 位提升到2006的第4位、2007年的第3位、2010年的第2位。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此后一直仅次于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1-4） 。

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4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对外投资存量居世界第八位）。2015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上升至15.5%，仅次于美国的24.4%，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中国整体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直逼美国，以致出现中美两国将面临“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世界近现代史表明，在之前5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和美国9个国家在不同阶段成为世界主导性大国，但每一次大国地位的轮替，基本上都伴随着战争的发生。近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在加剧军事上围堵中国的同时，通过TPP、TTIP等排斥中国的区域性经贸制度安排，控制经贸规则主导权，加紧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

二战后美国和平取代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乃是逃避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特例，毕竟美国作为新兴的西方国家，可谓“脱胎”于英国，语言、文化与英国息息相通。美国取代英国，有三个标志性事件：一是1900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二是1913年美国货物贸易超过英国；三是1944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取代英镑。而当前的中美形势是：一是2013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超过美国 ；二是据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预测，2027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三是人民币国际化已正式启动 。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上台后首份综合安全政策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战略报告的演说中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2015年9月以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遭受严峻考验。

（2）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新常态”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对我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明确宣示。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在把“新常态”作为执政新理念关键词提出6个月后，习近平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首次系统阐述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到调控方式，诠释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九个方面的特征（表1-5）。

上述新常态九大特征中，降速度、调结构、转动力是三大关键特征。首先是降速度。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从10%左右的增长率逐渐回落到7%~8%之间（图11）。虽增速放缓，但增量依然可观，且趋向速率平稳、动力多元。其次是调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加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等的比重，淘汰过剩、落后产能，对相关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将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促使我国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三是转动力。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如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粗放利用、巨量产能、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使得环境承载力接近上限，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亟须转向创新驱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胡立俭，2015）。

此外，我国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二是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含义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银行对国家的分类标准进行了更新。按照人均GDP进行划分，收入低于1 025美元的，叫低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有36个；1 025至4 055美元之间，叫下中等收入国家，目前有54个；4 055至12 476美元之间，叫上中等收入国家，有54个；12 476美元以上的，叫高收入国家，现在有70个。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中国在1997年及以前一直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8年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值 。郑永年（2015）认为：“中国下一步要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二战以后100多个国家看，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那么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资源性国家，除此之外，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就是东亚社会，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除了这五个经济体，其他就没有了。虽然我们有信心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觉得很难。”

2.我国经济发展产能过剩、资本富余，企业需要“走出去”

（1）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长期顽疾。金融危机开启了“大调整”的序幕，世界经济结构将被迫做出调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疲弱的消费需求严重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复苏进度，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留下的需求缺口很难补上，全球经济都呈现出总需求不足的状态。受外需萎缩、贸易壁垒、通货膨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产业严重受阻，这也激化了国内外需性产业的“产能过剩”矛盾。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行周期，社会总供给明显大于总需求，伴随存货同比的持续显著上升，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整体宏观经济也步入了“去产能化”阶段。中国经济最大的矛盾之一就是“产能过剩”问题，可以说，“产能过剩”是所有制造业大国都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更为重要的是，重工业化的产业背景将延长中国制造产能过剩的存续时间。全球经济危机倒逼中国制造业格局必须做出重大调整（张茉楠，2012）。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2012年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钢铁、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呈加剧之势。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甚至影响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表1-6） 。

（2）资本富余。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对国民经济影响日益增强，加之西方经济持续低迷，促使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全年增量超过500亿美元。2001年全年外汇储备净增466亿美元，外汇储备量突破2 000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二位。伴随着入世后外汇储备规模的较快增长，2001年，外汇储备经营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为目标，建立了投资基准经营管理模式和风险管理框架，完善了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体制机制。与此同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高速增长，总值超过6 000亿美元。此外，美元利率的下降使得人民币利率水平高于美元，进一步促进了外汇的流入。因此，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出现大幅增长。

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的8501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2006年10月，中国外汇储备一举跨过1万亿美元大关。2009年6月，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13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4%，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2011年3月，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04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4%，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2014年一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增至3.94万亿美元。2014年6月底达到3.99万亿美元的最高峰 。截至2014年，我国已拥有6.3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净资产达1.8万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但遗憾的是，如此庞大的海外净资产一直伴随着“负收益”，这主要源自对外资产和负债结构不匹配，即我们60%以上的对外资产是央行手中的低收益外汇储备，而对外负债则有接近60%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两者的收益差致使我们在手握巨额净资产的同时却要向别人支付投资收益。从宏观上讲，这实际上是牺牲GNP换取GDP，并不符合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原则（管清友，2015）。

（3）企业“走出去”。加快产业、资本“出海”，是化解过剩产能的一个有效方式。自从中国政府在2001年确定“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经营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在过去十几年间实现了快速增长。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 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901.7 亿美元，同比增长16.8%。中国在同一时期吸收的外资额为1 175.86亿美元。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2014年1月说：“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今年，也可能是明年或者后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很快就可能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在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之前，中国在年对外投资流量上已经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 （图1-2）。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做出了积极拓展对外发展空间的部署和要求。第一，巩固扩大国际市场。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各类贸易促进活动，创新国际贸易方式。拓展对外工程承包领域，提升对外承包工程质量和效益，积极承揽重大基础设施和大型工业、能源、通信、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带动国内技术、装备、产品、标准和服务等出口，培育“中国建设”国际品牌。适应国际新规范、新公约、新标准要求，增强节能环保船舶设计制造能力，稳定船舶出口市场。第二，扩大对外投资合作。鼓励优势企业以多种方式“走出去”，优化制造产地分布，消化国内产能。建立健全贸易投资平台和“走出去”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推动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吸引国内企业入园。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发挥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产业的技术、装备、规模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加强与周边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对外投资，建设境外生产基地，提高企业跨国经营水平，拓展国际发展新空间。

3.我国东西区域发展失衡，能源对外依赖逐渐增强

（1）东西区域发展失衡。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显著。“七五”计划按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表1-7）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区域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主要表现为东西发展严重失衡。1990年，中、西部地带与东部沿海地带人均GDP的比值分别为0.63、0.48，之后持续缩小，并在2005年前后达到最低——仅分别为0.52和0.40。人均GDP绝对数量上，中、西部地带与东部沿海地带的差距幅度越来越大，2015年分别达到2.43万元和3.08万元（图1-3）。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不平衡即包括城乡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对待这一现象要有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辩证的认识。东西发展失衡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自然、历史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李晓燕，2008；暴元，2008）。

自然原因。我国地区间自然条件迥异，决定了不同地区发展存在“先天性”差异。东部地区以平原为主，气候宜人，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占据先天发展优势；西部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和戈壁沙漠，气候干燥，生态恶化，交通闭塞，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及贸易往来受到限制，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因素多。以著名的瑷珲—兰州—腾冲“胡焕庸线”为例：“线以东地区以43.71%的国土面积养育了94.39%的人口；以西地区占国土面积56.29%，而人口仅占5.61%，这些人口主要生活在适宜和基本适宜地区。”由此曾在2014年11月引发学界关于“李克强之问：‘胡焕庸线’怎么破”的讨论。

历史原因。数千年来我国就一直存在发展差距，国家的经济重心处在不断变迁中。唐代以后特别是北宋以后，经济中心逐步向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转移。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沿海地区的经济在畸形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清末的洋务运动所创办的现代工业也主要集中在沿江和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主要集中在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都有很大发展；横向比较，地区差距在拉大。

政策原因。我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些问题，也与一定时期内实施的具体政策有关。改革开放后，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采取积极促进东部沿海率先发展、率先开放的政策，在投资、财税和金融等方面对东部地区进行倾斜。这些政策给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发展，但客观上也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的差距。在我国“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中，“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实行，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则分别在1999年和2005年才得到实施。东西发展失衡虽然在2005年之后有所缓和，但历史积欠尚需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持续偿还。

（2）能源对外依赖增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在1980—1990年的10年间，中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大于消费总量。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能源生产总量，能源进口大幅上升，到1992年，能源消费总量已略高于能源生产总量，此后，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的缺口逐渐拉大。1993年中国石油消费大于石油生产，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中国从1993年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以后，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1993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为988万吨（成品油净进口超过原油净出口），到1996年中国原油和成品油贸易均出现负值，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石油净进口国（净进口量为1 395万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进一步增长。2003年中国进口原油总量达9102万吨，依存度达44.2%。2007年中国进口原油1.63亿吨，2008年中国原油进口1.79亿吨。2009年中国进口原油约2.04亿吨，比2008年增长约14%，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为51.3%。2010年中国原油进口2.38亿吨，对外依存度为53.8%，中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20.3%，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2年中国原油进口2.71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为57%（潜旭明，2014）。

2016年，中国石油消费量为5.56亿吨，同比增长2.8%；与此同时，中国原油产量跌破2亿吨，主要大型油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稳产增产压力加大。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5%。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的进口量将超过5亿吨，对外依存度将到70%。石油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石油资源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 vzYANjKt5wyJ5jMPY+r2DJ/dJkf2cdE8u/61cSFzmXuLz8d2Y+S1xuPgJjZwTv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