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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仅沿线国家政府普遍给予支持，各国智库、学者和媒体也表现出较高的研究和报道热情。“一带一路”建设引起国际舆论持续关注：①成为境外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相关统计表明，仅2013年9月至2015年2月期间，海外媒体有关“一带一路”的英文报道即有2500余篇。同一时期，海外媒体的相关中文报道共有1000余篇。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哈萨克国际通讯社（中文网）、台湾“中央社”等周边媒体的报道量位居前列。②成为海外图书出版的重要选题。通过亚马逊英文网站统计，2013年9月以来，海外已经出版的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英文图书有30余种，选题涉及地缘政治、合作路线图、沿线历史文化、旅游线路、沿途饮食、沿线风光等。③成为国际智库研究的重点课题。2013年年底以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欧盟战略安全研究所等十多家海外知名智库共发布了20余篇专门研究“一带一路”的报告或评论文章，它们从地缘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个角度对“一带一路”进行了深入分析。不少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逊，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卢贾宁，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教授谢钢，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郑永年，已将“一带一路”作为其研究新选题，并且较为频繁地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参加研讨、发表看法（孙敬鑫，2015）。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的认知主要体现在：①抗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向西开拓战略空间。②重振欧亚地缘战略板块，构建“去美国化”的地区新秩序。③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带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④扩大能源来源，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美国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挑战的看法主要有：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心存疑虑。②中亚、南亚等地区参与国家局势不稳，恐怖主义威胁严重。③中俄合作“同床异梦”。④印度在南亚地区与中国竞争（杜兰，2015）。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报道称，假如中国政府的新战略能够成功，那么丝绸之路可能会与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联系起来（李警锐，2015）。
俄罗斯学者提出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俄罗斯的欧亚联盟一体化方案在中亚发展的三种可能性：两个方案之间产生矛盾，最后导致中俄在中亚的严峻冲突（矛盾论）；两个方案正常相处，互不妨碍，同时实施（并行论）；两个方案互相结合、兼容互补（互补论）。俄罗斯现阶段的主流观点有：①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现阶段并不针对和挑战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两个方案，即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②倾向于把“一带一路”看作中美战略竞争局势下，中国试图保障能源运输安全的举措。③认为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结合起来。概而言之，俄学者认为中俄在中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两国的各自方案基本上具有互补性。两国需要尽量协调并加强在中亚的合作，以建立避免摩擦的“安全带”（李太龙、姚锦祥，2015）。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中国实施“新海丝”战略，具有经济政治双重考量。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后，正在开启“低增长、高质量”的新常态时期。中国希望通过扩大对邻国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消化过去几年因经济刺激政策而积累的大量产能过剩（李警锐，2015）。
总体而言，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评价主要有：内涵丰富深刻、体现中国的全球战略创新，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信任，有利于深化合作关系、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打击“三股势力”等。存在的疑虑主要有：担忧会挑战现有区域合作机制，误读“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内涵等（冯巍、程国强，2014）。
1.战略整体
胡鞍钢等（2014）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当代经贸合作升级版：在性质上，它是集政治经济、内政外交与时空跨越为一体的历史超越版；在内容上，它是集向西开放与西部开发为一体的政策综合版；在形成上，它是历经几代领导集体谋划国家安全战略和经济战略的当代升级版。白永秀等（2014）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它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区域性与全球性、经济性与综合性相统一的特征，它的建设与完善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管清友（2014）认为，“一带一路”将通过大国外交、区域协同、金融合作等改变世界经济版图，是我国中长期最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徐小杰（2014）认为，“丝绸之路”战略构想既不同于国内既有的合作战略与政策，也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合作秩序，它不排斥涉及沿路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合作战略，也不可能取代现有的合作秩序，具有复杂的外部性，需要持续关注和管控主权国家间的利益差异和潜在的地区冲突。林毅夫（2015）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基础上，有必要加上“中非共同体”的非洲战略，成为“一带一路一洲”。“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为主，以经贸合作为辅。在非洲可以是产业转移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陈耀（2015）认为应从“古今传承”“内外开放”“海陆统筹”“东西互济”“虚实结合”“中外共赢”六组对应平衡关系中，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张蕴岭（2015）认为“一带一路”是整体大战略，两个框架相辅相成，但也同时各有侧重。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我国打开通向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陆上通道的大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深化我国沿海开放，建设海路连接地区合作发展的新战略。卢锋（2015）认为就“一带一路”经济内涵而言，可从经济外交、全球增长、结构调整等三重视角讨论其战略定位。郑永年（2015）认为中国有深刻的内部需求和复杂的外部原因，必须搞“一带一路”，而且有资本、产能、基建技术经验“三样法宝”
。刘卫东（2015）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关系，剖析了其空间内涵，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但不能被视为区域战略，而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贾庆国（2015）认为和以往的对外开放不同，“一带一路”主要不是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而是通过走出去，对外输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周边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从而带动中国自己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再平衡，推动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周密（2015）认为“一带一路”仅凭我国资本不能支撑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不等于重工业向西转移，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满足各方诉求。张茉楠（2015）认为“一带一路”是跨地区、具有全球视野、强调与相关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需要以更加宏大的视角思考其战略发展前景。张鑫（2015）认为“一带一路”在设计构想、根本目的、参与方式及参与国所处地位等方面，根本不同于“马歇尔计划”。储殷（2015）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须考虑“如何定位我国与‘一带一路’中小国的关系”“如何处理我国与‘一带一路’中的大国关系”“‘一带一路’的摊子到底铺多大”“‘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的政治风险”等基本问题，并认为“一带一路”最有可能突破的是东南亚地区。孔根红（2014）、李向阳（2015）认为建设“一带一路”，需处理好“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当前合作与长远目标”“政府主导与市场和民间力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经济合作与非经济合作”“基础研究与顶层设计”等若干关系。
2.战略重点
《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合作重点为“五通”：政策沟通是重要保障，设施联通是优先领域，贸易畅通是重点内容，资金融通是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成为研究“一带一路”战略重点的总纲。胡鞍钢等（2014）认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战略规划。在战略框架上，要“上合”为主、多机制并进；在战略步骤上，要先易后难、稳扎稳打；在战略内容上，以经贸为主、多维度并进。申现杰等（2014）从落实“五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优化国内区域开放格局等方面，研究了“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孔根红（2014）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地域和国别范围是开放的，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是优先方向，中东和东非国家是“一带一路”的交会之地，欧洲、独联体和非洲部分国家也可融入合作。金春丽等（2014）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大框架中包含五个关键的支点：中亚、东南亚、中东、中东欧、欧洲。能源因素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权重增加，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必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
3.基础理论
白永秀等（2014）认为，回顾人类发展历史并展望未来，国际经济交往按先后阶段可分为三个层次：初级层次是以传统国际货物贸易为主要交往平台，中级层次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及经济全球化合作为主要平台，高级层次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合作为主要平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但不平衡的背景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在理论上可行，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卫玲等（2014）认为，特定经济空间的形成具有其内在规律，即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机制和扩散机制共同构成内聚力，旨在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的统一市场提供优化力，战略通道构成引导力。胡鞍钢（2015）认为“一带一路”是一场经济地理革命。通过中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进而全球经济一体化，重塑两个经济地理：重塑中国经济地理，重塑或推动世界经济地理。王志民（2015）作“一带一路”战略的地缘经济政治分析，认为中国正在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依托兼具“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并发挥二者相连的地缘优势，实现亚欧大陆的经济整合，拓展中国的地缘经济政治空间。阮凤斌（2015）认为区域经济国际化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东亚发展模式，拉美发展模式和我国的苏南、温州与珠三角模式。“引进来”应注重提质，“走出去”应注重扩面。夏立平（2015）认为应从共生系统理论视阈指导“一带一路”战略的制定，将其作为一个共生整体系统、系统工程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共生型国际体系。周方冶（2015）认为战略支点是指在次区域的、区域的、跨区域的或全球的多边合作框架下，通过战略性的双边互动、交流与合作，能有效发挥全局的或关键的支撑作用，并能对多边合作其他各方产生积极的示范、引导和激励效应，从而切实保证多边合作进程稳定、和谐、有序的国家或地区。陈伟光（2015）认为，与现有的国际和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相比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不仅表现为高度的开放性，而且突出表现为合作领域、合作制度、合作目标的多样性与多重性。海上丝绸之路是当前中国实施协同性、创新性、积极防御型战略理念和行动方案的重要载体，其战略实施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联动。张林（2015）从异质性、外部性视角研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认为国际经济合作框架的建立，应以经济的异质性、外部性为核心。
1.意义机遇
相关研究既有对战略整体意义机遇的分析，也有侧重经贸、产业、能源等领域的专项研究。
胡鞍钢等（2014）认为，与亚欧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虽然目标以经贸合作发展为主，但其战略意义广泛，事关国防安全、经贸安全、能源安全、边疆安全等重要领域的全局性国家安全问题，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张莉（2014）认为“一带一路”是提升中国影响力的战略举措，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和中国经济升级的战略引擎。刘华芹等（2014）认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助于确立我国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地位，有助于形成有利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有助于实施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战略。全毅等（2014）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主要有四个方面：重在传递和平信息，开创亚洲互利共赢新格局、实现百年亚洲梦，有重大的经济战略意义，有利于实现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王义桅（2015）认为“一带一路”的机遇，主要体现在全方位开放、周边外交、地区合作和全球发展等方面。丰富中国对外开放的布局，特别为西部和南部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机遇；展示崭新的中国形象，将重塑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与定位；加强世界的联通，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纳入了同一个平台之中。剧锦文（2015）认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将为产业、金融和区域创新带来新的机遇。程国强（2015）认为“一带一路”将推动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提供新动力，为促进亚欧非区域发展和人类和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有利于优化和创新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机制。
白永秀等（2014）认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区域、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有助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有助于提升西部对外开放水平，优化中国经济布局。申现杰等（2014）认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应对美国TPP、TTIP带来的外部压力，发挥中国在国际区域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提升中国开放经济的质量。张贡生等（2015）认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深化，是新常态视野下的一大长期战略，将承载着中国经济由“点”式发展向“带”式发展战略转变的重任，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新高地。许元荣等（2015）认为“一带一路”将给产业发展带来“通路通航”“基础设施产业链”“能源建设”“通商文化”和“信息产业”等多重主题机遇。识局智库（2015）认为“一带一路”对区域、行业的意义主要有，消化过剩产能，获取资源，开拓战略纵深和强化国家安全，主导区域经济贸易。朱雄关（2015）认为“一带一路”将有助于实现我国能源供给来源的多元化，有助于实现我国能源进口途径的多样化，有助于实现我国能源合作的多边化。卢锋（2015）研究了“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结构的重构作用，认为其战略影响和意义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为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另一方面是改进全球治理新途径。孙敬鑫（2015）研究了“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认为外界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一带一路”将发挥的积极作用：彰显中国外交政策转型和创新，帮助中国巩固世界强国地位，有利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对地区稳定产生重要影响，以及进一步促进沿线人文交流。
2.风险挑战
相关研究既有对战略整体风险挑战的分析，也有侧重政治、经贸、安全等领域的专项研究。
韩隽（2013）认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政治、安全因素不容忽视，最大的问题不是来源于技术和资金，而是缺乏足够的政治互信、安全互信这些由于国家主权观念、现实的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对立、民众间的心理隔阂、地区内权力斗争等因素长期累积而形成的障碍。杨恕等（2014）从技术角度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利条件，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呈现“网球拍现象”，成为经济带建设的最大障碍；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的大部分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很难解决；丝绸之路经济带内铁路轨距不统一的问题；国内外学者担心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会对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这两个组织产生负面影响等。刘华芹等（2014）认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复杂的安全形势制约合作发展”“多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加大了协调难度”“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放缓”三方面挑战。王海运（2014）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存在某些大国的冷战思维、地区安全问题的严峻性、沿途国家关系的复杂性、某些国际舆论对构想的误读，以及国内协调行动方面的困难等不利因素。李稻葵等（2014）认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宗教和民族问题关系复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比较活跃；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国家体制相去甚远；可能会冲击到传统的战略格局。王义桅（2015）认为“一带一路”面临政治、安全、经济、法律和道德五个方面的风险。林毅夫（2015）认为“一带一路”外部风险主要包括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特别是政治、社会、法律之间的差别过大，沿线国家保护主义、汇率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以及东道国在环境、法律、劳工福利等方面的要求；内部风险主要有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不足。张蕴岭（2015）认为“一带一路”要应对“减少与消除对中国倡议的疑虑”“如何规避和化解争端与风险”“算经济账、减少投资风险和损失”三大挑战。张茉楠（2015）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带动走出去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扩大，使得我国海外利益与政治经济风险倍增，主要体现在战略、安全、经贸等方面，如挑战国际秩序、易引发美俄印等大国战略冲突等。
程云洁（2014）认为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经贸合作，面临“各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博弈使我国对外经贸合作面临更多困难和障碍”“‘俄白哈关税同盟’的推进对我国与其经贸合作产生负面影响”“跨境运输问题成为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经贸合作的瓶颈”，以及“一些国家实行更为严格的贸易壁垒”等挑战。郑蕾等（2015）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面临“地缘关系复杂、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宗教文化差异大、投资风险高”“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发展不均衡、投资领域单一，投资产业链短且投资摩擦大，在东道国负面影响相对较多”“国家宏观指导不够、准备不足，企业跨国经营行为不规范，经营能力有待提高”，以及“中国对战略性资源的需求量大，但对全球战略性资源的投资壁垒较大”等困境与挑战。高柏（2015）认为现在“一带一路”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一些地方为了追求短期政绩一拥而上式地走出去，既不对风险进行严肃的评估，走出去之后又完全以逐利为目标，这样的走出去，非但不能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甚至会极大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
刘海泉（2015）认为“一带一路”面临双重安全挑战：以大国政治博弈、领土和岛屿争端以及区域内个别国家政局动荡为主的传统安全挑战，以恐怖主义、海盗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为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全毅等（2014）认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的航路安全和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首先是南中国海问题，其次是印度的地缘政治，再次是美、日“印太战略”的竞争，最后是中东、非洲局部地区形势动荡不安与贫穷。张林（2015）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区域跨度大，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政治体制差异较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面临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海洋战略的多国竞争、地理临近性与中国主动权等诸多问题。傅梦孜等（2015）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及其安全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最主要的有大国海洋秩序博弈、海洋权益争端、沿线国家治理之困、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廖世宁（2015）认为当前海上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一是美国从海上方向加紧对我进行战略围堵，是引发我海上方向各种复杂矛盾的总根源；二是地区大国对我走向海洋存有敌意，对我从海上方向进行制衡和牵制；三是周边地区矛盾和热点问题频发，导致我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环境严峻复杂；四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对地区安全产生不可忽视的溢出效应。
此外，吴贤军（2015）认为“一带一路”各国之间存在着地理障碍、安全障碍和政治障碍“三座大山”。何茂春等（2015）认为“一带一路”面临的潜在障碍包括：地区国家充满疑虑，大国暗中掣肘，内部步调不统一，中国企业的参与能力堪忧，潜在的高昂运营成本等。曹辛（2015）认为，中国“一带一路”落实亟须细节，“缺乏有效的国际公关和推介”“国别调研不够扎实”“国内已出现‘同质化竞争’”“产业和项目对接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是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
相关成果集中体现在以经贸、产业、能源合作为主的战略实施，地区合作以及地方发展等专项研究中。
经贸合作研究方面。张宇燕（2015）认为，要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落到实处，应从器物、制度、货币和理念四个层面齐头并进且各有侧重。公丕萍等（2015）梳理了2001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演化历程，并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敏感性行业度量及k值聚类算法等，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商品结构及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邹嘉龄等（2015）根据相关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中国各省（市、区）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郑蕾等（2015）提出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战略的分析框架，研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产业选择，以及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空间差异化投资引导战略。刘慧等（2015）从全方位对外开放、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条件改善、能源供应系统的变化、贸易畅通和人文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途径和方式。
产业合作研究方面。郭爱君等（2014）分析了当前经济带沿途区域与国家的优势产业及特点，从经济带、国家和节点三个层面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业空间布局战略。汪晓文（2015）阐明产业合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带内各区域的产业优势，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合作的相关对策建议。苏杭（2015）做“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问题研究，认为制造业国际转移大致分为美国和日本两种模式，美国模式以市场导向为主，日本模式以成本导向为主。王秋玲等（2015）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资源供给与需求、我国商品不良信誉认知对中亚各国不良信誉的影响，剖析“中国制造”面临的多维困境，通过设计政府作用、定位适宜程度的判别标准和梳理我国政府已做工作，提出三个层面的应对方法。王跃生（2015）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产生重大影响，但中国企业“走出去”并非源自“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是引领，而不是限制。
能源合作研究方面。杨晨曦（2014）认为美国、俄罗斯、印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具有关键影响的大国，应积极运筹“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的大国因素。潜旭明（2014）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关系的历程，分析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的主要机制，指出中国在中东面临的竞争加剧，中东已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框架的战略支点。于会录等（2014）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内资源的分布、生产和消费格局，认为经济带内国家之间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资源合作开发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内容，探讨了经济带内国家之间主要的资源合作开发模式。石泽（2015）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以能源资源合作为抓手，不论从我国与周边国家经济结构的禀赋、社会发展需要和互补优势的角度，还是我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具备的合作基础和条件来看，都是最为现实和可行的，应将“能资”合作置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着力加以推动。
地区合作研究方面。李建民（2014）从初衷和目标、国际比较、区域合作新模式、境外建设应以中亚为重点、推动手段、与现有一体化组织关系等方面，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模式。杨福昌（2014）回顾了历经六十年的中阿关系，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国家会增加对中国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坚持不干涉内政、主张政治解决争端立场的理解，会越来越体会到中国是可以信赖、可以交往的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阿关系将茁壮成长。袁胜育（2015）分析了中亚五国的重要性、特殊性和复杂性，认为在“一带一路”总体战略的规划下，中亚可望成为中国新国际主义原则实施的首要地区以及探索新大陆主义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的试验区、示范区和前期成果的展示区。黄孟芳等（2015）研究了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阶段和特征，分析了“欧亚经济联盟”的形成过程和组织功能。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积极加强与一体化组织机构的密切联系，考虑和重视中亚国家的俄罗斯因素，务实推进能源及其他项目合作。
地方发展研究方面。孙吉乐（2017）对“一带一路”框架下地方经济发展的文献进行了综述。相关成果中地方的主体涉及包括港澳台在内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发展战略研究，还包括省会城市、港口城市、地级市的发展战略研究，内容涉及“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比较优势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开放合作研究、“一带一路”框架对特定行业发展的影响和“一带一路”背景下城市资源困境与转型四个方面。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尤其国内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尤其2014、2015等年度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既有理论阐释，也不乏专项和实证研究。其中，战略内涵、意义机遇、风险挑战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这些都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然而，由于“一带一路”体系宏大，所涉及学科、专业、领域广博，现有研究也存在理论研究深化不够、研究视野开拓不广、实践探索创新不足等问题。无论是政府规划，还是学者研讨，更多的是基于国情、省情、市情的区域性分析或针对具体问题的项目式论证，缺乏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以及跨国、跨境、跨学科的综合分析等（蔡春玲等，2015）。现有研究绝大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能够真正运用实证方法做可行性分析的文献少之又少（孙吉乐，2017）。而且，由于这一议题是在国家战略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对“一带一路”的意义解读和政策建议上，政学之间的话语体系存在高度重合。在国家战略提出初期，这固然有其相当的合理之处和正面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策导向的命题式和对策式的研究也日益呈现其局限性（邹磊，2015）。
随着“一带一路”深入、持续推进，地方城市将日益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层面，这都为“一带一路”研究提供了新的命题。因此，既有研究在为本书提供参考借鉴的同时，也留下了较大的深化和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