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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医养结合”的发展历程

2005年,国内学术界首次出现关于“医养结合”的研究,自2005年之后,关于“医养结合”的研究逐渐丰富。与此同时,国内的养老机构也开始将理论付诸实践,开展医疗服务,部分政策文件提出将养老服务延伸至医疗服务,但总体来说,各地的政策文件中均未明确提出推行“医养结合”模式。近年来,全国各地对养老服务逐渐重视,为“医养结合”的发展打下了基础。2013年9月13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我国“医养结合”发展迈入新的阶段。2015年,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多个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医养结合”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同时,在“医养结合”发展过程中,保险公司也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保险公司也利用其技术、资金和人才等优势积极进入“医养结合”领域,为“医养结合”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支持和帮助。具体来说,我国医养结合的发展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医养结合”局部试行(2013年之前)

以2013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为分界点,从20世纪末到2013年可视作“医养结合”局部试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医院、养老院根据老年群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探索将医疗与养老结合的路径,部分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医养结合”进一步发展。

我国在20世纪末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随着社会对养老服务的关注度日益提升,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也逐渐得到重视。比如,陈可翼(1999)指出,由于老年人患慢性病可能性增大、医疗保险需求提高,这对老年健康医疗产业提出挑战。在社区养老方面,孙敏等(2002)也围绕高龄老人的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展开调查研究,注意到康复医学未来的发展潜力。从政府层面来看,1996年,民政部颁发的《国家二级福利事业单位老人福利院评定标准实施细则》,就明确提出了在福利院设立医疗服务所必须要达到的要求,而上海市政府于1998年颁布的《上海市养老管理办法》也规定,一级医疗机构要向当地的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服务。从实践层面来看,一些医院、养老机构尝试在养老服务中引入医疗服务,或者将医疗服务更好地与养老服务结合起来。如北京胸科医院于2001年转型成为北京老年医院,并借鉴国际经验,为老年人建立家庭居室化的病房,环境温馨,设备齐全,在满足老年患者群体的医疗需求之外,也开始考虑到老年群体的护理需求。

2005年,学术界第一次出现了探讨“医养结合”的论文。郭东等(2005)指出,我国大部分医疗机构缺乏针对老年群体的服务设计,而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不平衡,养老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形式简单且数量有限,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医疗护理需求,因此提出用“医养结合”解决目前养老和医疗资源供需矛盾问题。

自2005年之后,“医养结合”逐步付诸实践。从全国范围内颁发的政策文件来看,政府对于“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早期主要侧重于为养老服务提供政策支撑,推进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会养老的全面发展,部分政策文件也提出了要将养老服务延伸至医疗服务。但总体来说,各地的政策文件中均未明确提出推进“医养结合”模式发展。而社会各界对养老服务的逐渐重视,为“医养结合”的发展打下基础。青岛市是城市发展“医养结合”模式的典型地区。早在2003年,青岛市北红十字老年护理院就将医疗服务引入养老机构,配备专业医护人员,为护理院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青岛市政府也率先在市级层面推动“医养结合”,提出要丰富养老服务的形式和内容,从简单的日常照料,延伸到保健、康复、医疗等项目,使“医养结合”模式在更大的范围内普及。2006年,青岛市政府就开始将医疗护理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单位,至2009年,青岛市120家老年公寓中,已有近20家老年护理院推行“医养结合”模式。在这些“医养结合”机构中,有养老院引入医疗服务的模式,也有医院转型发展为护理院的模式,还有采取养老院与医疗机构合作的模式,形成了多元化的“医养结合”体系。如青岛圣德老年护理院配备了CT、心电监护起搏仪等医疗设备,引入专业医疗护理人员,能够为入住的老年人提供日常诊疗及急病抢救等医疗服务,属于养老院引入医疗服务的模式。而采取医院转型模式的例子有青岛市国棉三厂职工医院。1999年,在企业深化改革、医疗改革的背景下,资金支撑大幅下降,国棉三厂职工医院经过考察将医疗养老作为医院转型的突破点,不但化解了医院的生存危机,还形成了新的养老模式,盘活医疗资源。而青岛四方康乐(前哨)老年爱心护理院依托紧邻前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优势,为老人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形成了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的“医养结合”模式。2010~2012年,青岛市的“医养结合”模式发展进一步趋向成熟。2011年,青岛市开始实行对重症老年参保患者试行医疗护理,患者可以在指定的医院长期住院,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医院开展养老护理服务的模式也相应得到了发展。2012年,青岛市又在全国首创了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提出以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支撑“医养康护”结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该保险主要面向已投保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大幅减轻了失能与半失能老人的护理与医疗的支出负担。由此可见,青岛市“医养结合”的发展,不仅在具体的模式上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在政策推进、医保政策支撑上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是我国城市发展“医养结合”的先行者。

至于农村发展“医养结合”,巨鹿县则成为“排头兵”,本书也因其在农村地区的典型性而将其选为调研地之一。2010年,依托医疗资源的优势,巨鹿健民福利院成立,推行“医养一体,两院融合”的养老机构模式。2011年,巨鹿县政府发布《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关于建立“三位一体”机构养老体系的实施意见》,在全县全面建设养老服务体系,逐步满足农村地区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

当然,不局限于青岛市与巨鹿县,2005至2013年间,“医养结合”的概念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杭州、天津、长沙、合肥、郑州、南宁等地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医养结合”模式。在居家养老方面,2006年,杭州山缘老人公寓初步践行了“医养结合”的理念。其公寓内部设置有高级的医疗保健中心,是医保定点单位,每个公寓内设置的呼叫系统不仅连接到医疗保健中心,而且与杭州市的120急救呼叫系统联网,保证遇到紧急情况的老人可以得到及时救助。在机构养老方面,部分养老机构开始引入更专业的医疗服务。2007年,天津市劲松护养院试行“医养结合”的模式。劲松护养院设有医疗队伍,为入住的老人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专业医生对老人进行定期的身体检查。劲松护养院发展成为青岛市首家医保定点单位。天津市津南区天同医养院于2011年在养老医院中建立医院,是天津市首家设立医院的养老机构,为入住的老年群体提供了更好的医疗服务,提升了社会养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医院也开始利用已有的医疗资源发展养老服务。例如山西省太原市的山西福润长寿院、太原红十字托老中心、山西安康老年颐养院,都是在医院的良好声誉与医疗条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医养结合”模式。合肥市滨州医院则依托其自身的医疗优势,于2010年成立了老年科,关注老年住院患者的需求,既满足了老年人基本的医疗和护理需求,也进一步关注其康复治疗、健康管理和临终关怀需求等,拥有包括核磁共振仪、生物药敏坚定、彩色多普勒超声等专业医疗设备,并配备专业的医生及护士,为老年患者群体提供长期护理、康复治疗等专业服务。但是,除了部分机构进行了“医养结合”模式的试行之外,大部分医院由于资金、设备的缺失,无法开展养老服务。

综合以上对早期“医养结合”模式发展的介绍,可概括出我国早期“医养结合”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医养结合”概念逐步形成。在发展早期,有部分养老机构率先引入医疗服务,也有医疗机构转型发展养老服务的案例,在出现明确的“医养结合”概念之前,其理念及模式已经在实践层面得到了体现。自2005年起,“医养结合”的概念被提出并得到推广,山西、青岛、合肥、巨鹿等地都出现了“医养结合”型的机构,且模式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其二,以个别机构发展“医养结合”模式为主,还未形成区域性、普遍性的发展布局。在这一阶段,“医养结合”模式在大部分地区并未广泛试行和发展,主要是个别机构带头试点。总体来说,在这一阶段“医养结合”还处于“萌芽”阶段。

其三,政府出台政策以支撑养老服务发展为主。从上文中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政府在支持养老发展的政策文件中尚未明确提出“医养结合”的概念。但是,多地政府在这一时期出台了支持指导养老的政策文件,体现了地方政府对老年群体医疗和养老需求的日渐重视,为“医养结合”模式的广泛推行打下基础。

二、“医养结合”全国推进(2013~2014年)

2013年9月13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的正式发布,我国“医养结合”发展迈入新的阶段。该文件提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六大任务,即统筹规划发展城市养老服务设施、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大力加强养老机构建设、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繁荣养老服务消费市场,以及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明确提出要“推动医养融合”发展,要求医疗机构支撑养老服务,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新模式。此后国家又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文件鼓励支持“医养结合”的发展,目前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许多“医养结合”型机构正式运营。这份文件可以看作我国“医养结合”相关指导性政策的出发原点。随后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加强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合作,以医疗服务为支撑,将健康理念引入养老服务,进一步促进了“医养结合”的概念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随着国务院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2013到2014年间,“医养结合”模式在全国各地迅速推行,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不仅针对养老服务,更加明显地落点于“医养结合”。如江苏省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医养融合发展的意见》,南京市也相应出台《关于深化我市养老服务体系与基层卫生医疗体系衔接的意见》;山东省市民政局出台《加强养老机构医疗服务工作的意见》;浙江省民政厅等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各地的政策文件具体侧重有所不同,例如,浙江省的政策文件主要明确养老机构引入医疗服务、医疗机构支撑养老服务等任务,而南京市的政策文件不仅考虑机构养老,同时也提倡居家养老引入“医养结合”模式,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合作,以签订协议的方式为老人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总体而言,这些政策文件都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

在此大背景下,本书调研地巨鹿县也响应国务院相关文件的号召,成立了医疗养老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巨鹿县“医养一体、两院融合”医疗养老试行方法》和《关于“医养一体、两院融合”医疗养老实行方法的实施细则,服务承诺》两份政策文件。巨鹿县重点推行机构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政府给予相应补贴支持,对“医养结合”模式在县内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进作用。

在这一阶段,就具体的“医养结合”模式发展状况而言,从早期的局部“萌芽”推广到全国范围。其中,“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模式在部分地区得到了首次推行。例如,沈阳市于 2013 年 11 月建立了首家医疗型养老机构——沈河区新北老年医疗养护中心;浙江省丽水市也建立了首家“医养结合”护理型养老机构,配备专业医护人员,主要面向失能、失智的老人。此外,2013到2014年间,宿迁市、常州市、烟台市等多个地方,首次建立了“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院。

而对于早前已经发展“医养结合”的地方,其发展模式趋于成熟,“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覆盖率逐步提高。截至2014年,起步较早的青岛市已有30多家养老机构具备医疗资质,将医疗服务融入养老机构,同时,长期护理保险的逐步发展有效减轻了老年群体的负担,受益老人约1.9万人。伴随着“医养结合”模式趋于成熟并获得民众广泛认同,老年群体对医疗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大幅提高。青岛市于2011年试点推行医院内“养老”,试点医院市南区人民医院出现“一床难求”的情况,入住病人需要提前预约。与之相似,2010年就已成立的合肥市滨湖医院老年科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预定床位甚至要提前一年。

在“医养结合”全国推进阶段,各个地区根据自身情况,在具体的模式选择上有所侧重,并且在发展模式上也出现了创新与地方特色。例如,郑州市出现了“医养联盟”的形式。“河南省老年医养协作联盟”以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为核心,联手河南省36家养老机构共同成立,该联盟组织自成立后定期为养老机构老人能提供巡诊服务。此外,医院还为联盟内养老机构入住老人提供了就医绿色通道,保障了患病老年群体能够得到及时的诊疗。安徽省蚌埠市也采取类似的模式,该市于2014年成立了“第五人民医院老年康复医养联盟”,联合15家养老机构,由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老年康复中心为养老机构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并对机构内入住老人开通绿色通道。

不过,就全国总体发展水平而言,在这一阶段我国“医养结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总体数量上,能提供医疗服务的养老机构占比较低,而能提供较高层次医疗服务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数量更少,大部分养老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较为简单。具有较强医疗服务提供能力的养老机构一般都是采取“两院一体”模式,依托医疗机构设立或者由医疗机构主导建立,这种形式下的“医养结合”机构一般采取医疗机构下设养老机构的模式,或由医疗机构转型而来。以安徽省为例,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全省“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调研报告中指出,全省各类2 370家养老机构,基本只能提供日常照料服务,能提供专业医疗服务的养老机构不足1%。其中,发展“医养结合”较为成功的合肥市滨湖医院就属于医院主导型“医养结合机构”。

根据上述分析,在这一阶段,我国“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医养结合”模式发展范围扩大,由个别机构、个别地区的率先试行,转变为全国范围内试水,“医养结合”概念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实践。同时,随着布局范围的扩大,提供服务机构数量的增多,“医养结合”也呈现地区网络化,如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医养联盟”模式就是其中的典例。

其二,“医养结合”模式在全国的发展呈现区域不平衡。从上文中分析也可以看出,虽然“医养结合”概念在全国范围得到了推广,但其实践呈现区域不平衡,少数地区由于起步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医养结合”进程也较为迅速,而大部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医养结合”还未得到广泛推行。此外,在这一阶段,虽然从整体上来说,大部分城镇地区的“医养结合”模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除了巨鹿县等个别地区外,农村地区发展则明显滞后。

其三,在2013年至2014年的这一阶段,就我国总体情况而言,针对“医养结合”的配套政策并不完善。首先,在这一阶段,部分省市发布针对“医养结合”模式的政策文件,但是绝大部分省市还未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文件。其次,有部分省市发布推动“医养结合”发展的具体政策,如巨鹿县对实施“医养结合”的机构实行更大力度的补贴;或者建立支撑“医养结合”的具体制度,如青岛试行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但是在大部分地区,更多是通过下发指导性文件鼓励推进“医养结合”的发展,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导致部分养老机构试行“医养结合”模式遇到审批困难、开支增大等问题,而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的双向转诊机制也尚未建立完善。

其四,关于“医养结合”模式的需求与供给出现了不匹配的情况。部分地区“医养结合”模式在这一阶段发展逐渐成熟,得到了民众的认可,民众对“医养结合”服务的需求增加,部分地区“医养结合”型的机构已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因此,推动“医养结合”模式进一步普及也显得尤为必要。

三、“医养结合”深化发展(2015年至今)

在这一阶段,以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多个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为分界点,我国“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随着国家层面的专门性指导文件出台而进一步深化。“医养结合”模式日渐完善,更完善的设备与更先进的技术都被用于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其中,智慧养老就是这一阶段“医养结合”的一个关键词。

2015年5月,“第十一届中国老年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大会开设智慧养老分论坛,分论坛围绕养老服务信息化的现状与趋势,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的解读与宣贯之思考,线上线下协同养老模式与机制等方面展开研讨。

2015年10月,河北省民政厅积极与京津沟通协调,推动京津冀“医保异地互通互认”促进养老业协同发展。同月,第四届全国智能化养老战略研讨会暨智能养老产业展览会大会主论坛围绕智能养老进行深入交流,从医疗、金融、科技角度出发,探讨中医药与智能养老融合发展。

2016年1月,“2016中国(西安)互联网+智慧养老创业创新交流大会”在西安召开。陕西省政府提出近几年将重点通过“互联网+”来实现对养老事业的支持,以智能硬件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产品并借助大数据的支持,推动陕西的智慧养老产业快速发展。

2016年4月,工信部、国家卫计委和民政部三部门联合召开“信息技术和健康养老融合发展论坛”,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的推广,做大做强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并发布了《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

从政府政策推行进程来看,“智慧养老”成为大数据创新时代养老的工作重点。而医疗和养老的结合对“智慧养老”的需求较高,尤其是老年人的病历抽取和无间歇服务对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十分青睐。事实上,许多高端养老机构也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北京昌平区汇晨老年公寓推出智能老年公寓信息化系统。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NEC于2015年宣布针对北京昌平区汇晨老年公寓推行首个智能老年公寓系统,该系统自运行以来已惠及该社区的700多位老人。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汇晨养老机构提供的智能养老信息管理系统内容丰富,涵盖了本公司新开发的平板电脑等设备。其中平板电脑设备由于其便捷性广泛运用到老年公寓的各个管理层面。通过平板电脑简单操作,老年人即可享受订餐、预约治疗等服务。同时,医护人员还可以利用平板电脑清晰地在老人房间的床头集中展示老人的病历信息等,实现医护保健的数据化。同时,为了给公寓老年人提供更高级的服务,NEC与汇晨养老机构研发和部署了养老院老人“一卡通”系统,每一位老人通过享受“一卡通”的便捷服务,实现园内消费行为的去现金化和信息化。同时,“一卡通”还兼具门禁、定位以及紧急呼叫等功能,这种设计主要是考虑到老年人身体突发状况较多,通过随身携带“一卡通”,老人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便可随时请求呼叫服务,而园内后台人员可以实时得知其具体位置,对其进行及时的治疗或抢救。此外,许多高端养老机构还研发了“智慧养老院管理服务平台”。该管理服务平台配置智能化设备,建设完备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实现对内外人员、物品、资金的管理及互通,以及数据的真实上报,同时结合智能化对历史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实现互联互通、深度挖掘、数据积累、分析整理一体化。“智慧养老院管理服务平台”基于物联网技术、IT技术,对养老机构的资源(人力资源及资产设备等)统筹管理、提供服务,并为医保、民政等管理机构和护理对象家属提供信息接口和互动窗口,以便保障信息流通,最终形成多方互联互通的集管理、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智慧平台。“智慧养老院管理服务平台”在信息化平台和智能设备的基础上,提供高效的智能化服务,实现了包括人员信息、资产设备、日常事务、健康服务、突发状况预警的数据共享,为养老机构提供了标准化、低成本的整套软硬件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同时以数据为基础,为数据分析和信息挖掘提供支撑,为推进全社会养老事业的发展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基于物联网技术等为养老机构提供智能化信息管理设备和服务平台,彻底避免了信息系统重复构建、维护实施成本高、信息孤岛和资源难以整合的弊病。基于人员、物品定位信息衍生出来的各种服务,也大幅提升了养老机构的管理效率和护理质量,同时实现对养老机构内相关人员(护理人员、工作人员、老人等)、设备器械(医疗检测设备、办公设备、护理设备等)和物品(药品、医用垃圾、安全设备、消防设备等)的动态、实时追踪管理。

在地区实践方面,浙江的“智慧养老”走在全国前列。2016年起,浙江省推进医养融合智慧养老,卓有成效。目前智慧养老产品主要涉及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和智慧医疗领域的相关产品,同时测试数据能在行业内互联互通,具有治疗参考价值。通过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将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资源整合利用,为居家养老提供医疗技术支持和保障,推进居家“医养融合”智慧服务。同时,浙江省还探索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与依托,开发智慧社区信息管理平台,整合多行业、多企业、多品牌资源,实现互联互通互赢,为社区老人提供居家养老“医、养、康、护”服务,通过政府引导、社区推动、社会运作的方式,逐步形成能给予老人优质服务的产业联盟,提高其社会认知度和认可度。

智慧养老的推行也存在体系不健全的问题。目前来说,智慧养老产品的技术参数标准、服务标准缺失。智慧产品技术参数没有统一的标准,物价标准、准入制度也没有出台,对市场供应商缺乏规范与制约。如不同地市的养老服务平台入围供应商差别较大,推荐的服务终端产品也不尽相同。又如,营利性医院物价是完全放开的,但是对公立医院却没有放开,在管理体系上存在诸多需要提升的空间。同时,智慧医养融合中的医保问题突出。智慧养老离不开智慧医疗,如健康监测、远程医疗等,然而如何收费,向谁收费,如何鉴定,是日常监测还是异常就医,孤寡老人、低保、低收入人群如何补贴等问题突出。目前,未出台明确的医保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文件。但是毋庸置疑,智慧养老将成为我国“医养结合”模式的未来发展方向。

四、保险公司介入“医养结合”的发展历程

在“医养结合”的发展过程中,保险公司也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保险业与养老产业具有天然协同关系,保险公司拥有大量长期稳定的可运用保险资金,资金属性与养老产业相投。对保险公司而言,介入“医养结合”有利于延伸保险产业链,推动保险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因而,保险公司在推动“医养结合”产业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保险业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助力老龄事业发展,不断创新介入“医养结合”的模式和方法。

自2013年关于发展“医养结合”的政策措施正式落地开始,保险行业不断展开介入“医养结合”产业的尝试。2015年开始,已有保险公司正式进军“医养结合”产业,比如安邦人寿2.0战略就在养老和医疗领域加快布局,并于2015年收购荷兰保险公司,该公司的重要业务就是养老业务;长江养老保险专门推广信托养老金产品,并与全国老龄办规划养老项目路线图;合众部署海外45家养老社区的新战略;复星大健康1+1+1战略同样着眼于“医养结合”领域;光大永明和上海最早开拓养老产业的亲和园共同创建金融模式;新华人寿在海南、延庆的莲花池推出健康管理业务,专门成立了阳光有限服务公司,开拓居家养老业务;太平洋保险集团推出“悦享金生”保险产品和太平盛世附加老龄护理保险,设立养老试点,全方位服务于医疗养老的结合发展;中国人寿同样推行“大资管、大健康、大养老”发展战略,在北京、天津、苏州、三亚建设养老社区——国寿家园;中国平安入股碧桂园,为建设养老社区做准备。由此看出,保险公司纷纷在健康养老领域展开自己的战略布局。

在所有保险公司中,泰康人寿一直走在行业前列。泰康人寿利用国家的利好政策,抓住医养风口,实施对接养老金三支柱 的一系列举措:在“医”方面,2012年,泰康推出“天门大病”保险,积极参与第一支柱医疗保障;2015年投资南京仙林鼓楼医院进行医疗布局。在“养”方面,2007年,泰康养老成功拿到年金牌照,布局第二支柱养老保障;2012年“幸福有约”开售、泰康之家·燕园破土,第三支柱的高端养老成功落地;2015年,泰康之家·燕园开业,泰康人寿完成了养老社区在全国八城连锁布局的任务。在“医养结合”方面,2016年,泰康参与政府医保和职业年金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医养改革。老龄人口急剧增长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泰康建立养老社区,给高净值人群提供独特养老服务的同时,也为保险资金寻找到了一种稳健的投资渠道。相对于其他保险公司,泰康的养老社区把医养结合落到实处。据了解,泰康已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亚、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八个全国重点城市投资建设大规模、全功能、国际标准的医养社区。此外,进军医疗产业,成功运营燕园康复医院、申园康复医院和粤园医疗中心。泰康根据“医养实体+健康管理”的模式,依托持续在全国落地的养老和医疗实体,打造泰康的“恺撒模式” 。同时,泰康着力创新,将健康险与医疗体系相结合,构建以人寿保险为基础、大健康为核心的新型生态产业集群。

泰康人寿投资建设高端养老社区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对资金量不足的中小型保险公司借鉴意义不大,而在2017年同方全球人寿保险公司提出“打造养老生态圈”,给中小型保险公司介入“医养结合”提供了新的渠道。2017年同方全球人寿保险公司以商业保险公司在养老产业中的角色和职能为切入点,推出了“医养保”三方联合的新模式。“医养保”主要以保险公司为核心,联合专业健康护理机构和地产开发商,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的养老生态圈。保险公司负责研发和销售年金险、长期护理险和健康险等专业保险产品,通过赔付保险金的形式为失能老人提供财务支持;而医疗健康和护理服务机构提供标准、专业的健康管理及养老护理服务,在给中年老人提供了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的同时,又满足了高龄老人的照料需求;而地产开发商发挥其业务能力,投资养老社区、养老公寓、养老院等重资产,为客户提供适老化的养老住宅。同方全球人寿通过联合专业健康护理机构和地产开发商,提供“医疗、养老、保险”结合的一站式养老服务,开创了保险公司介入“医养结合”的新模式。针对不同老人的养老需求,同方全球人寿推出了三种不同的养老解决方案,分别是基于养老公寓、养老社区、养老机构三种模式。同方全球人寿“医养保”目前已锁定多个养老项目并展开探索,包括位于青岛的晶蓝公馆颐养乐园、位于湖北襄阳的春和瑞怡安养院以及位于上海的涵盖“医养护”三位一体的高端成熟大型养老综合体。青岛晶蓝公馆颐养乐园定位于养老公寓的解决方案,是一种高级养老公寓,主要面向活力老人和能够自理的老人,集养老公寓产权、养老和医疗服务、年金或财富管理类保险三者于一体,提供“医疗、养老、保险”一站式养老服务。襄阳春和瑞怡安养院定位于养老机构的解决方案。目前,同方全球人寿与春和瑞怡安养院合作,配套推出了一些保障类保险产品,包括失能保险以及一款以终身寿险为主险,配套长期护理保险作为附加险的产品。上海涵养“医养护”定位于养老社区的解决方案。同方全球人寿通过研究老年人的预期寿命以及未来需要多少财务方面的支撑,并参考国外保险业参与的CCRC(持续照顾型社区) 模式,推出涵盖“医养护”三位一体的高端成熟大型养老综合社区。

通过以上介绍可知,保险公司介入“医养结合”的时间不长,但已取得一定的成效。许多保险公司已进军“医养结合”领域,其中也不乏像泰康人寿这样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投资模式。但是,许多保险公司在介入“医养结合”时,还处在初级阶段,创新能力缺乏和资金不足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继续开拓“医养结合”业务。关于保险公司介入“医养结合”的措施将在本书第六章具体介绍。 w3x3KnKA5m5HWt5agifo4zKZ3jK9XmBMT29MW6yQmjz0MMAvonHnfiZCz7AUvw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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