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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节将从二语韵律研究、二语言语行为程式研究以及韵律语用界面研究三方面对以往文献进行回顾。
对以往二语韵律研究的梳理，包含二语韵律习得研究以及二语韵律习得影响因素研究两部分。
韵律是外语学习的重要内容，对韵律的恰当使用是衡量二语学习者交际能力的重要标准（Wennerstroem，1994；文秋芳，1999；杨军、陈桦，2005）。
以往二语韵律产出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所产出的话语在停顿、重音和语调等方面均与英语本族语者存在差异。
停顿方面，Rounds（1987）发现，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的停顿位置和停顿长度显著不同，英语学习者的不规则停顿更多、时间更长并且经常打破一个完整的认知单位。
重音方面，Low等研究者（2000）对英语学习者朗读语料以及独白语料的研究发现，部分英语学习者存在音域较窄、重音不凸显以及没有节奏感等系列韵律问题。
语调方面，Gumperz（1992）和Wennerstroem（2001）发现，英语本族语者在话语意义连接处常使用非降调（如升调），而英语学习者过多使用降调、不能像英语本族语一样通过语调指示新旧信息。
国内二语韵律产出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语调单位切分、重音和边界调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语调单位切分方面，陈桦（2006）对比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朗读语料，发现停顿和音高重设为英语本族语者的语调单位边界指征，但英语学习者较多依赖停顿、较少依赖音高重设来实现语调单位切分。杨军（2006）对英语学习者朗读语料的研究发现，英语学习者存在语调单位划分不当的现象。孟小佳和王红梅（2009）发现，英语学习者过多使用停顿来切分语调单位，其语调单位数量多于英语本族语者。
重音方面，陈桦（2005）对复述故事和话题讨论语料的研究发现，英语学习者口语中的否定表达大多被赋予重音，并主要以音高突显方式出现。高霞（2006）发现，英语学习者朗读中存在重音移位、错音、加音和吞音的现象。陈桦（2006）发现，英语学习者无标记调核的比例低于英语本族语者，在有标记调核中，承载非对比重音或新信息重音的语法项（尤其是人称代词）的比例偏高。孙欣平（2008）发现，英语学习者对部分英语介词赋予韵律凸显。
语调方面，陈桦（2006）发现，英语学习者对基本调型的掌握情况较好，对体现说话者语气和态度的二级调型掌握情况不够理想，存在水平调和降调使用过度、调型使用较为混乱等问题。陈桦和毕冉（2008）发现，英语学习者的语调模式在本科4年期间呈非线性态势，无明显改善。孟小佳和王红梅（2009）发现，英语学习者在朗读六种句型时，句末边界调与英语本族语者存在显著差异，高低分组英语学习者的边界调模式没有显著差异。林秋茗（2011）发现，英语学习者的话语存在过多重读单词、缺乏语调变化的现象。毕冉和陈桦（2013）发现，英语学习者的语调发展呈初期进步较大、后期进步变慢或者倒退的趋势。
感知方面，Cruz-Ferreira（1987）研究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韵律含义的感知情况，受试为葡萄牙英语学习者以及英国葡萄牙语学习者，实验任务是听句法一样而韵律不同的几组录音、为话语选择正确的含义，结果显示，二语学习者在听目的语特有、母语没有的韵律特征时易出现判断失误。
Grabe等研究者（2003）让英语本族语者、西班牙英语学习者和中国英语学习者三组受试感知9组英语音高曲拱（包含7组句末降调和2组句末升调），结果显示，三组受试均能区分句末降调和句末升调，但是对7组降调的感知结果有显著差异。
Chen（2009）研究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韵律情感的感知情况，受试为荷兰英语学习者以及英国荷兰语学习者，实验任务是感知目的语音高变化所传递的“强调”和“惊讶”含义。结果显示，母语迁移对荷兰英语学习者的影响大于对英国荷兰语学习者的影响，两组二语学习者对语调形式与意义对应关系的理解不同。
综上所述，现有二语韵律习得研究主要基于朗读语料，对交际韵律关注不足；主要关注二语学习者与一语本族语者的韵律产出差异，较少关注韵律感知差异。
以往研究显示，二语韵律主要受韵律习得能力（Lenneberg，1967）和母语迁移（Odlin，1989）等因素的影响。
韵律习得能力方面，肌动理论（The Motor Theory）（Lenneberg，1967）认为，二语学习者获取新肌动技能的能力在青春期前后开始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二语学习者听辨控制逐渐减弱，因此成年二语学习者往往难以精确听辨二语语音以及改变原有的肌动习惯。
母语迁移方面，语音感知理论如“言语学习模型”（Flege，1995）、“感知同化模型”（Best，1995）和“母语磁石效应”（Kuhl＆Iverson，1995）均认为母语语音系统对二语学习者语音感知过程具有一定影响。
“二语选择性感知惯例”（Strange＆Shafer，2008）认为，二语学习者的语音感知可能会求助一语语音知识，随着语言水平的增长，一语语音知识的介入影响会越来越小。
产出方面，Liberman和Mattingly（1985）提出，音姿（gesture）是人类共有的、内在的、以神经肌肉运动命令形式存在于大脑的语音基本成分，一语本族语者的发音器官能够熟练处理母语音姿，但是二语学习者的发音器官处理二语音姿的熟练程度不及处理母语音姿的熟练程度，因此其处理二语音姿的过程经常受到以往处理母语音姿经验的干扰。
国内研究者认为，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的韵律差异主要受汉语韵律迁移、英语韵律知识不足以及在线加工控制乏力等因素的影响。
陈桦（2008）认为，汉语母语韵律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的重音特征和节奏特征，低分组英语学习者比高分组英语学习者更容易受汉语母语韵律的影响。杨军（2009）认为，英语学习者在线产出口语时存在对音高变化控制力不足的情况。
孟小佳和王红梅（2009）认为，汉语对英语学习者的影响、英语学习者语调知识的缺乏以及对上下文语境的理解不足，是导致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存在语调差异的主要原因。
陈文凯（2010）认为，英语学习者的语音问题主要受语际因素（英汉语音系统存在较大差异）和语内因素（学习者没有把握相应二语语音知识或规则）的影响。
陈桦、孙欣平（2010）提出，英语学习者在口语产出中缺乏英语韵律规则方面的知识，如果单纯听英语本族语者录音、没有韵律知识的灌输，很难有效帮助英语学习者提高二语交际韵律能力。
王红岩（2010）和陈莹（2013）认为，母语系统和二语系统中同时存在且用法相同的语音特征，由于具有类型学普遍性，往往很容易被英语学习者掌握，而母语系统和二语系统中同时存在或相似但用法不同的语音特征，往往很容易被学习者混淆。
林秋茗（2011）认为，英语学习者所学的二语语调知识不足、高度语境化的真实二语接触不够以及缺乏对语调起伏变化的感知能力和调控能力，是造成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韵律产出差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二语韵律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研究者主观解读为主，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
程式的使用与言语的地道性、流利性以及得体度都有很大关系（Ellis，1997；Nattinger＆DeCarrico，1992）。程式在不断的加工和提取过程中达到自动化，从而实现交际者的认知流利和口语流利（Levis，2006；Segalowitz，2000；胡元江，2011）。
程式是中介语发展的有效途径，对程式的恰当使用，可以帮助二语学习者节约注意力资源、缩短话语加工路径以及提升口语流利度（Gatbonton＆Segalowitz，1988；Wray，2002）。程式可以整体快速提取，减轻二语学习者的言语编码压力，提高言语流利性；程式具有语用功能，根据交际语境提取合适程式有助于拓展二语学习者的交际能力、提高交际的得体性（王立非、张大凤，2006）。
Wray（2002）认为，程式语的学习，对于成年二语学习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在处理程式语预制语块的时候可能未将语块视作整体，而是对语块进行成分分析。
以往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与一语本族语者对言语行为程式的使用偏好存在差异。
Ellis（1992，1997）发现，二语学习者掌握的言语行为常用表达数量有限且增长缓慢，他们倾向于在不同语境下频繁使用相同的表达。Eisenstein和Bodman（1993）发现，部分二语学习者在交际中对致谢表达使用不当。
Bardovi-Harlig和Hartford（1993）研究建议话语，发现英语本族语者倾向于使用“I was thinking…”等缓和语来表示自己的建议可商榷，而英语学习者则倾向使用“I've just decided…”等无商量余地的建议方式，英语学习者的建议方式过于直接，有可能引起听话人的不满、影响交际目的的实现。
Koike（1996）考察西班牙英语学习者对建议表达的感知情况，发现高水平二语学习者比低水平二语学习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英语否定疑问句所传递的建议意图。
Matsumura（2001）研究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建议话语发现，日本英语学习者的建议策略与英语本族语者总体一致，但是两者在句法表达上存在较大差异，英语学习者常使用“you must…”等表达，不利于礼貌交际。
刘思和刘润清（2005）有关道歉程式的研究发现，英语本族语者和中国英语学习者对程式“I'm sorry.”和“excuse me”的使用存在差异。
何奕娇和高洋（2010）通过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致谢话语主行为动词组、内部修饰语和外部修饰语三个部分的调查研究发现，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致谢语用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英语学习者使用“I appreciate…”的频率要远低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thanks”的频率低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thank you”的频率高于英语本族语者。
Li（2010）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收集英语本族语者和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建议表达，对比两者建议句法表达和语用策略差异，结果显示，英语学习者的建议话语句法类别少于英语本族语者、较少使用省略句或复杂句，两者在建议策略以及礼貌补救策略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Wang（2011）使用语篇补全任务收集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请求话语，结果显示，英语学习者的请求策略较为多样化，但是英语学习者的请求程式类别比英语本族语者单一，相似点是两者都较为频繁地使用了“Can/Could you…？”、“I would like…”等表达。
以往二语言语行为程式研究，主要关注指令类和表达类言语行为的语用策略和句法特征。考虑到日常交际中高频出现的言语行为是研究二语语用能力的理想对象（Blum-Kulka＆Olshtain，1984；Salgado，2011；Trosborg，1995），本研究也将从指令类和表达类言语行为入手，分析二语言语行为程式韵律特征。
以往韵律语用研究主要关注言语行为程式、话轮、话题和话语标记这四种语用单位的韵律特征（张燕，2017）。
话语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除了明确的行事动词之外，更常用的是词序、重读、语调等手段（Searle，1969；何兆熊，2009）。为了便于存储和提取，常用的言语行为表达往往具有较为固定的韵律模式（Kuiper＆Haggo，1984）。
国外言语行为程式韵律研究包含言语行为程式韵律产出研究（Aijmer，1996；Ogden，2010；Wichmann，2006）和言语行为程式韵律感知研究（Jaszczolt，2004；Sag ＆Liberman，1975）。
现有言语行为程式韵律产出研究，主要关注交际中出现频次较高的指令类和表达类言语行为程式韵律特征。
指令类言语行为程式韵律研究中，Aijmer（1996）发现，英语一般疑问句式请求话语常弱读情态动词、重读实意动词以及句末伴随升调。Culpeper，Derek和Wichmann（2003）发现，英语一般疑问句式命令话语的句首部分伴随高音高起始（onset）、句中部分伴随降阶语调变化以及句末部分伴随降调。
Wichmann（2004）有关英语请求话语句末“please”的韵律研究发现，语调可以改变请求话语的礼貌程度，当说话人社会地位高于听话人时，一般疑问句式请求话语句末常伴随降调，当两者地位相当时，一般疑问句式请求话语句末常伴随升调。
表达类言语行为程式韵律研究中，Ladd（1978）发现，道歉程式和致谢程式具有较为固定的韵律范式，但在不同交际情景中，两者的韵律特征也会随语境发生变化。Eisenstein和Bodman（1993）发现，二语学习者不能模仿英语本族语者热情真诚的致谢语调，高水平二语学习者致谢话语的语调更接近英语本族语者。Aijmer（1996）发现，英语句末降调的道歉程式听起来较为真诚，句末降升调的道歉程式听起来较为随意、具有应酬功能。
Wichmann（2006）发现，英语本族语者表达真诚道歉时，程式“I'm sorry.”中的“sorry”往往被清晰发音、承载重音和句末伴随下降边界调；表示打断对方并希望对方重复先前话语时，程式“I'm sorry.”中的“sorry”句末常伴随上升（往往是高升）边界调；表示话语组织遇到困难或者进行会话修正时，程式“I'm sorry.”中的“sorry”常弱读。
Alexander（2011）组织47名英语本族语者对15名泰国英语学习者、15名在美国的泰国英语学习者以及10名英语本族语者在8个交际情景下产出的英语道歉话语录音进行真诚度感知评分。结果显示，道歉程式的重音和句末边界调影响英语本族语者的真诚度感知判断。如果道歉程式“I'm sorry.”中的“sorry”重读并且句末伴随下降边界调，该录音更有可能被判定为真诚道歉，如果道歉程式“I'm sorry.”重读“I'm”并且句末伴随上升边界调，该录音更有可能被判定为形式道歉（ostensible apology）。
张燕（2015）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致谢话语的研究发现，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的致谢程式存在重音和边界调差异，英语学习者特有的韵律特征不利于表达诚挚的谢意。
此外，Ogden（2006）发现，英语肯定评价话语句中常伴随“升阶”音高变化，否定评价话语句中常伴随“降阶”音高变化，偏离常规的韵律特征可以使肯定评价话语（如“Isn't that great？”）蕴含否定意味。
Ogden（2010）发现，英语抱怨话语常处于说话人的音高高域，具有高音高起始和句末高降边界调等韵律特点，例如“he wanted to pull a tooth and make me a new gold bridge for（pause）eight hundred dollars”中，说话人在“for”和“eight”之间刻意设置可被察觉的停顿（正常情况下，“for”与“eight hundred dollars”之间应连读），其交际效果是引导听话人注意其后的“eight hundred dollars”，强调牙医的收费高得离谱。
在交际中，会话双方既是言语行为的实施者也是言语行为的解读者。Searle（1969）提出，韵律可以帮助听话人判断话语是实施直接还是间接言语行为、表达的是字面意思还是言外之意。听话人依赖说话人话语的韵律信息来解读说话人的交际意图（Jaszczolt，2004；van Dijk，1977）。
Sag和Liberman（1975）的感知研究发现，句末伴随低升调的程式“Would you do A？”多实施直接询问行为，句末伴随高平调的程式“Would you do A？”多实施间接请求行为；句末伴随降升调的“Why don't you do A？”多实施询问行为，句末伴随高降调的程式“Why don't you do A？”多实施建议行为。
Nickerson和Chu-Carroll（1999）让7名英语本族语者听14组对话中的程式“Can you X？”判断其所实施的言语行为类型，结果显示，句末边界调影响英语本族语者对话语所实施言语行为类别的判断。
Sicoli et al .（2015）对10种语言的会话录音研究发现，问句的起始音高是判断该问句是实施直接言语行为（如询问信息）还是间接言语行为（如寻求赞同）的重要依据，寻求赞同问句的起始音高常处于说话人音高高域。
以往言语行为程式韵律研究多以一语本族语者为研究对象，较少研究（Alexander，2011；张燕，2015）关注二语学习者在实施和解读言语行为过程中对韵律的使用情况。
现有话轮韵律研究主要包含话轮分配韵律研究（Couper-Kuhlen，2004；Fox，2001；Local，1992；Schegloff，1998；Selting，1996）和话轮调节韵律研究（Auer，1996；Howell＆Young，1991；Ogden，2010）两部分。
话轮分配是会话双方在话轮转换关联位置（transition relevance place）进行协商并且对己方是否竞争话语权所做出的即时决定（Couper-Kuhlen＆Selting，1996）。
Duncan（1972）研究英语本族语者访谈录音发现，话轮结束时，说话人话语句末往往伴随升调或降调，避免使用水平调。Schegloff（1987）研究英语本族语者会话发现，当说话人有意继续保持话语权时，其话语常伴随韵律“前冲”（rush-through）现象（语速加快、停顿减少和语调起伏小），其用意在于掩盖话轮转换关联位置、抑制受话人竞争话语权。
Wells和Macfarlane（1998）的研究发现，英语本族语者能够依据说话人是否产出调核重音来判断其话语是否即将完结，从而决定何时接话较为合适，竞争话语权话语常伴随着音高上升和响度加强等韵律特征。Walker（2010，2013）对英语本族语者电话录音和访谈录音的研究发现，话轮结束往往伴随话语响度的降低。
话轮调节韵律研究主要关注会话修正话语和会话增量话语所伴随的韵律特征。Howell和Young（1991）的一语研究发现，会话修正话语中的先发话语与修正话语之间常出现停顿，修正话语常伴随响度增强的特征。Ogden（2010）的一语研究发现，会话修正话语常伴随音高加大和音域（pitch range）变宽等特征。Auer（1996）的一语研究发现，会话增量话语常常延续先发话语的韵律特征，例如增量话语与先发话语可伴随等时（isochronous）节奏特点。Walker（2004）对英语本族语者会话增量的研究发现，会话增量话语可能从音高、响度、语速等方面延续先发话语韵律特征。
国内也有部分研究者关注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话轮转换和话轮调节方面对英语韵律的使用情况。
庞继贤和潘文红（2007）分析PETS口试会话语料，发现部分中国英语学习者能较好地运用语调（如音量提高或使用升调）来把持话轮。夏志华和穆凤英（2008）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命题讨论的分析发现，学习者在话轮转换过程中利用边界调暗示变更话轮意图的能力不如英语本族语者。
凌莉和陈桦（2012）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会话自我修复的韵律特征，发现英语学习者修正话语在待补阶段的最后一个音节出现切断或延长现象，编辑阶段出现停顿，修复阶段的回指和过头词与待补阶段相应词汇相比，呈现音高降低和时长约减现象。
以往话轮韵律研究中，话轮转换韵律研究文献比重高于话轮调节韵律研究文献比重。
话题为所辖话语划定语域（Chafe，1980），韵律是重要的话题标记（Hirschberg，2006）。现有话题韵律研究主要包含话题转换韵律研究（Brown et al .，1980；Hedberg＆Sosa，2008）和话题重启韵律研究（Local，2004；Walker，2013）。
话题转换方面，Brown等研究者（1980）对英语本族语者访谈语料的研究发现，开始新话题的话语音域较宽，结束话题的话语音域较窄，同时话题转换经常伴随较长时间停顿。
Hirschberg和Pierrehumbert（1986）从语音合成角度分析韵律与话题关系，提出话题转换可能伴随语调降阶（downstep）变化。Schegloff（1998）认为，交际双方通过会话初始位置话语的起始音域，设定话题和人际关系的基调（tenor）。Chun（2002）认为，处于音高高域的话语常预示新信息或者新话题的开始，处于音高低域的话语常表示所述话语为已知信息或者当前话题即将完结。
Hedberg和Sosa（2008）对英语本族语者命题会话研究发现，开始新话题的话语常处于音高高域，话语的音高下倾程度体现了话语在话题结构内部的位置，音高下倾程度越大说明话语越靠近话题结束位置。
话题重启方面，Local（2004）对自然会话的研究发现，说话人常使用“and-uh（m）”重启话题，其中连词“and”的元音发音饱满，“and”与“uh（m）”之间无停顿，整个表达处于音高中域，伴随水平语调变化和较慢语速。
Walker（2013）发现，“but-uh（m）”具有与“and-uh（m）”相类似的话题重启功能，“but”与“uh（m）”响度相当，中间无停顿，整个表达与先前话语相比出现音高升阶（pitch step-up）现象。
国内也有一些研究者从事话题韵律研究。陆国君和徐托（2009）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话题转换过渡词语调处理方面还存在意识欠缺的问题。夏志华（2013）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即兴演讲录音的分析发现，英语学习者能够运用音高重设有效标识话题的开始和结束，运用停顿的长短来匹配某些类型的话题转接，但是标识话题转接类型的韵律参数较单一。
以往话题韵律研究中，话题转换韵律研究文献比重高于话题重启韵律研究文献比重。
话语标记是依存于前言后语并划分话语单位的界标（Schiffrin，2007）。句首话语标记往往自成调群（Tench，1996）、具有句法独立和韵律独立的特点（Zwicky，1985），句末话语标记常与所修饰成分形成共同调群（Romero-Trillo＆Newell，2012）。
单词类标记研究中，Halliday和Hasan（1976）发现，话语标记“however”“yet”和“but”均表示语义转折，但“however”常重读并形成独立调群，而“yet”和“but”一般不重读。
Quirk等研究者（1985）发现，“then”既可充当话语标记，也可充当时间副词，前者常自成调群，而后者常与命题内容形成共同调群。Romero-Trillo（2004）对London-Lund语料库的研究发现，“well”有升调、降调等多种语调变化形式。Hirschberg（2006）提出，“now”既可充当话语标记，也可充当时间副词，前者常常不被重读，而后者常常承载重音。
Schiffrin（2007）对英语本族语者会话语料的研究发现，话语标记“now”表明说话人在推进话语，往往不被重读；话语标记“oh”表示信息状态的改变，降调的“oh”表示接收信息，升调的“oh”表示希望对方确认或者重复刚才提及的信息。
短语类标记研究中，Aijmer（1996）对London-Lund语料库的研究发现，说话人如果重读“I think”中的“think”，表示对所述内容很肯定，反之则表示说话人对所述内容不确定。
Schiffrin（2007）提出，话语标记“you know”有助于标识会话双方拥有共有知识的状态，句末伴随升调的“you know”表示说话人对双方是否存在该共有知识不确定，句末伴随降调的“you know”表示说话人确信双方共享该知识。
韵律是判断词或者短语是否充当话语标记的重要依据（Fraser，1996），现有话语标记韵律研究多关注单词类话语标记的韵律特征，较少关注短语类标记的韵律特征。
本小节将从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三方面对以往二语韵律研究、二语言语行为程式研究以及韵律语用研究进行评述。
以往二语韵律研究主要对比二语学习者与一语本族语者的韵律使用差异，在设计上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以往研究侧重对二语学习者韵律特征的分析，尤其是韵律产出特征的分析，较少研究（Grabe et al .，2003）关注二语学习者的韵律感知情况，暂无研究结合产出和感知两方面考察二语学习者韵律使用情况。
同时，现有二语韵律研究对二语学习者韵律特征的成因关注不足，现有二语韵律特征成因分析（Lenneberg，1967；陈桦、孙欣平，2010；林秋茗，2011）多为理论探讨，缺乏实证数据支持。
第二，以往研究主要基于朗读语料展开，对二语学习者的交际韵律使用情况关注不足。基于朗读语料的研究可操作性强、变量少，但其缺点是无法了解二语学习者在交际对韵律的真实使用情况。基于会话语料的研究，可以更好考查二语学习者交际韵律使用情况。
第三，以往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由于韵律标注的工作量较大，以往研究多为定性研究，虽然定性研究有利于发现语言现象，但其缺点是所涉样本数量较小、研究结果的解释力较弱。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弥补这一不足。
以往二语言语行为程式研究在研究设计方面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以往研究较为关注二语学习者言语行为程式的句法特征（Bardovi-Harlig＆Hartford，1993；Matsumura，2001），较少关注二语学习者言语行为程式的韵律特征。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语学习者如何实施言语行为层面，较少研究（Koike，1996）关注二语学习者对言语行为的解读情况。
第二，以往研究多基于二语学习者的书面话语展开、采用问卷调查或书面语篇补全任务等数据收集方法，较少研究（Matsumura，2001）以二语学习者的口头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书面语的研究对互动交际的记录仅限于文字，而基于口语的研究能够多维度记录二语学习者在互动交际中对句法、韵律等语言资源的使用情况。
以往韵律语用研究丰富了韵律研究和语用研究的维度，现有研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以往韵律语用研究中，有关话轮和话语标记的韵律研究文献较多，有关言语行为程式和话题的韵律研究文献较少。国内二语韵律语用研究也主要关注中国英语学习者话轮结构、话语标记和话题的韵律特征（凌莉、陈桦，2012；夏志华、穆凤英，2008；夏志华，2013；袁咏，2008），较少研究（张燕，2015）关注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行为程式的韵律特征。
第二，以往言语行为程式韵律研究多以一语本族语者为研究对象（Aijmer，1996；Culpeper，Derek＆Wichmann，2003；Nickerson＆Chu-Carroll，1999；Ogden，2006，2010；Wichmann，2004，2006），较少研究（Alexander，2011）以二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以往言语行为韵律研究中，涉及语调的文献较多，涉及重音（Aijmer，1996）的文献较少，对重音区分新旧信息、改变话语含义等交际功能重视不足。
第三，以往言语行为程式韵律研究多基于语料库个别会话，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发现韵律语用现象为目的；较少研究（Aijmer，1996；Alexander，2011）采用定量方法，批量分析会话，发现一语或者二语交际韵律使用规律。
以往二语韵律研究、二语言语行为程式研究以及韵律语用研究在设计上存在一些改进空间。本研究拟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做以下改进。
第一，以往二语韵律研究多关注二语韵律特征、较少关注韵律特征成因；多基于二语学习者朗读语料、较少基于会话语料；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较少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二语韵律研究的改进体现为，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批量会话语料，分析二语学习者的韵律特征以及二语韵律特征的形成原因。定量研究可以收集大样本数据，其结果说服力较强，定性研究有助于发掘二语交际韵律特征的形成原因。
第二，以往二语言语行为程式研究多基于书面语展开、较少基于口语展开；多关注程式句法特征，较少关注程式韵律特征。本研究对二语言语行为程式研究的改进体现为，基于口语语料，分析二语言语行为程式韵律特征。
第三，以往韵律语用研究多关注话轮和话语标记，较少关注言语行为；多以一语本族语者为研究对象，较少以二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少数二语言语行为韵律研究（Alexander，2011；张燕，2015）多聚焦表达类言语行为，考察二语学习者单个言语行为程式的韵律产出情况。
本研究对以往言语行为韵律研究的改进体现为，以二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二语学习者在日常交际中高频出现的两类言语行为（指令类和表达类）中的韵律产出情况和韵律感知情况。
本研究的总体设计是，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产出和感知两个层面，考察二语学习者指令类和表达类言语行为程式的韵律特征，分析二语言语行为程式韵律特征的交际效果，探讨影响二语言语行为程式韵律特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