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政治”这一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下一个比较全面而准确的定义，可以说是所有研究、学习政治学的人都要首先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但由于政治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要给它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确实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中外有些政治学者在编写政治学著作或教科书时就干脆回避这一问题，即不对政治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政治学教科书都对政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但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因而所下的定义也就有不同。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社会关系说。如，“政治就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 二是原则、制度说。如，“政治是处理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物中关于权力与服从关系的一般原则、制度和策略；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处理一国家权力为中心，以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之间的斗争为基础的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物的一般原则、制度和策略。” 三是活动政治说。如，“政治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 “政治是指一定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所进行的夺取国家政权、组织国家政权、巩固国家政权，并运用国家政权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全部活动。” 四是综合政治说。如，“政治是公共权力主体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分配以及由此达成的相互关系。” “政治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要给政治下一个比较全面而准确的定义，确实比较困难。为此，我们理解政治的含义时，须遵循以下原则：①要考虑到政治的历史范畴；②考虑到政治现代和未来范畴；③要考虑到政治范畴的本真性。通过上述的解说，我们下面通过对传统政治的内涵，现代政治的内涵的二维解读，争取把政治的内涵还原和展现给读者，使读者对政治内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和理解。

传统政治主要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对立模式结构去理解。统治阶级力图掌握政治权力以期达到自身的利益，而被统治阶级为了改变自身生存的现状与统治阶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现代政治力图消解政治的二元对立，使政治治理的主客体有效地融合，力图使政治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个人。

一、传统政治的内涵

1．政治就是实现至善的活动，也是公共生活的指引者。

古人谈及的善主要从统治秩序和统治状态出发的。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 ，曾引起众多人的认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要追求纯粹和完美，那么从事政治活动就是先决的条件，否则，人就是有缺陷的甚至是低下的。当然，亚里士多德时代具有公民权的人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城邦范围不大，并且公民有较多的休闲时间来从事公共政治活动，所以，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古雅典人视政治生活为自己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共同体（城邦）的目的是非常崇高的，那就是实现至善。至善这种目的会指引人们的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就是公正和遵守法律。“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是唯一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感觉的动物。” “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秀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世上最差等的动物。” 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公正和法律成了人与物区别的最主要的标志，也是政治共同体维持秩序的最核心的基础。持有这类观念的人认为，政治会改善人们的生活，并且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创造人类的美好生活。通过政治人和社会人双向互动，进而勾勒出人类生活的完美状态。

柏拉图通过《理想国》一书表达自己对理想政治的诉求。柏拉图认为人类社会应该建立一个完美和高尚的国家，城邦的方向是“绝对正义、美、节制等等” ，那么这种最高的善怎么达到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设计了最高理念的摹本，从而引导现实中的城邦向理念的摹本看齐。一旦城市中有了至善的方向，就要捍卫它。城邦的至善需要护卫者来完成，护卫者必须知道正义和美德怎样才是善，柏拉图认为有知识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护卫者，柏拉图主张“必须确定哲学家为最完善的护卫者” 。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政治的观点不难看出，政治是创造“公平社会”的道德行为。当然拘于时代的限制，他们所期望的“公平社会”是维持当时的公民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秩序。与公共生活相对应的是私人生活，公共生活主要指政治共同体的集体生活方面或者公共的场域方面。这方面的政治经费支出主要源于公共财政开支和公共税收。通过国家政治或地方政治指引公共生活的方向，进而达到社会的至善目标。政治作为公民公共生活的指引者，必然要引导公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在追求“至善”的社会中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公共的品格，这样政治由以前的单向度（国家指引社会、公民）的活动变成了公民之间的交互活动，“社会控制和社会形态从个人的转变为人际间的” 。由此，政治赋予人们生命的重要意义，连一向对政治控制比较反感的阿伦特也说“没有这种潜在的向尘世不朽的超越，就没有政治，严格说来也就没有共同世界和公共领域” 。卢梭也把人民的政治参与确定为公众的品格和人民主权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参与可以理解为一种至善的行为。

2．政治就是权力的争斗。

英国哲学家罗素把权力称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认为权力的地位与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相同。从权力的角度来研究政治为人们的政治行为打开了一扇窗户。在中国古代典籍和词语中，“权力”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职责范围内支配和指挥的力量，二是衡量审度之义。传统的权力研究主要集中表现在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为模式主要表现在统治阶级对社会和个人的支配，尤其以第一方面含义为重。美国前政治学会会长亨廷顿指出“权力是影响或控制他人行为的力量” 。力量的本质性在于控制和操纵。美国管理学者家雷文和弗兰奇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所具有并施加于人的控制力。” 从场域方面上来讲，政治就是权力的活动和斗争，而这种对权力的运用和支配要比“政治是实现至善”这一理念活动范围要大、程度要深，因为这种支配力量是以国家武装力量为后盾的。权力覆盖整个社会活动甚至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所以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体现了血腥性和残酷性。作为支配力量的统治权力，它主要体现的是秩序调整和功能整合。掌握权力的人往往具有对权力实施的对象奖励和惩罚的资格，如果对象遵循标准会带来支持、愉快和酬劳；如果拒绝执行标准就会带来反对、愤怒和痛苦。通过奖惩机制从而引导社会的行为取向，使社会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符合统治阶级的标准。有的学者认为权力通常也被指称为一种关系或者一种能力，也就是一种以非他人选择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的能力。美国政治学者摩根索对权力是这样界定的，“政治权力指的是掌握政府权威的人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公众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摩根索揭示了权力的存在方式，也提出了权力是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在能力说方面，马克斯·韦伯指出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抵制，仍能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 。能力说重点强调了权力的强制性、可实现性。

权力政治论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复杂而逐渐盛行起来的，其强调以国家权力为基础和后盾，认为权力在追逐自身利益和实现行动自由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权力比重的体现，权力比重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力量的体现。哪一个国家的权力比重比较大，哪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中就居于主导的地位，承担决定性的角色。

3．政治就是利益的聚合。

政治就是以利益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中国政治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指出“政治就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 复旦大学教授王松和王邦佐谈及“政治是指一定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所进行的夺取国家政权、组织国家政权、巩固国家政权，并运用国家政权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全部活动。” 吉林大学教授王惠岩认为“政治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们实质上都是把利益看作政治活动的中心。国外方面，很多学者也认为政治权力在生活中成为不可抵制的魔咒，是因为掌握权力的人能够凭借权力带来巨大的利益。美国学者加里·沃德曼指出：“人们一般不是为权力本身才去谋求权力的。他们要权是为了权能给他们带来的其他价值——名誉、财富，甚至情感。” 在此，权力成为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在西方人性本恶的理念中，其前提也是认为每个人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人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动物，很难摆脱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利的。贝卡利亚提出：“没有一个人为了公共利益将自己的那份自由毫无代价地捐赠出来。” 既然每个人都是自利的，那么在进行政治斗争、政治设计时必然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进行政治角逐。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所以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力必然要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在阶级社会中，上层建筑是为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服务，在公有制社会中，上层建筑是为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要为决定它的经济基础服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同政治就局限于国家或者公共领域的看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列宁也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共产主义阶段，国家就会彻底消亡，政治将不复存在。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政治至少包含特定的利益，而政治是围绕特定的利益展开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和统治。

传统上对政治含义的解说主要从至善、权力和利益等方面进行说明，主要从统治主体和统治客体为争取自身的权益最大化方面进行阐明的。统治主体权益的增多以损害统治客体权益为代价，这必然遭到统治客体的强烈反抗和报复。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在政治考量方面，必然要求政治不为个人服务、政治不为集团服务，要求政治要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31日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提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一样，政治内涵必然要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政治的内涵上。现代政治主要体现在社会治理上，社会治理不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也不是把人当作手段，而是把人当作目的，恢复人本真状态。社会管理者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统治者和压迫者，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旧社会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

传统政治主要从“权力”“阶级斗争”和“利益” 的角度来探讨政治的含义，传统政治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把社会中的人分成各个政治阶层来探讨社会有序运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探讨了城邦政治学即公民皆政治的角度分析最高善的可行性，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从国王对臣民统治的种种艺术手段谈论政治统治的稳定性。这些都是从传统的政治角度来挖掘政治的意义，但是，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压迫、服从、控制、对抗、冲突等为核心的政治元素逐渐淡出现代政治的素养。政治趋向的单一模式正在走向多维结构，传统的控制、服从让位于协商和服务。

现代政治主要是在满足人的权益基础上的进行权威性资源和价值的分配过程，以公平正义为基石，以协商、选举、规则等程序化的手段满足人的利益诉求，最终达到消除社会对人的“异化”和满足人民的合理合法的愿望，以达到最终实现人的目的。

二、现代政治的内涵

1．公平正义是现代政治的基石。

正义一开始是作为道德判断出现的，在权利概念没有出现的社会场景中，权利往往以“应得的利益”或“正当的利益” 出现的。但是自从以权利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关于国家和社会行为的价值判断和关于个人行为的价值判断就断裂了。如何建立一个良俗的社会和正义的社会就成了政治的重要话语和议题。正义一直是政治思想的主要概念。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良好的社会被称之为“正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谁应该得到什么”，现代正义俨然成为评价社会是否公正的重要尺度。

正义观念存在于所有的社会观念之中，在很早时代的群居生活、共同体生活就有正义的观念。古希腊的众神世界中，有一个掌管正义之神的狄凯。狄凯的形象是手持标尺来判断和衡量事物是否合适、公平，惩罚女神忒弥斯表示习惯和惯例。赫西饿德在《工作日》这样指出“动物界盛行弱肉强食的准则，但是在人类内部却必须实行正义，因为这是宙斯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宙斯即万能的世界主宰会“轻易地使人成为强有力者，也能轻易地压抑强有力者。他能轻易地压低高傲者抬高微贱者，也能轻易地变曲为直，打倒高傲者” 。当代学者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 ，“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 ，针对社会上的价值，罗尔斯提出“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价值或所有的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 。

当我们说“正义观念针对国家和社会行为的基本结构以及人民的行为时，其关注的乃是决定社会善品分配的规范以及依此而发生的行为” 。善品主要从下面两方面的含义进行解释“第一，权利和资籍；第二，实质的善品” 。善品的分配是一个关涉到国家行为的基本结构和一些规范问题，所以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政治正义”思想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尽量把社会分配的所有形式与正义的原则调谐一致。这主要体现在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所获的报酬和他们自身的功过相匹配；其次，存在找到足以用来平衡或者掣肘社会权力的可能。当然，现代的正义信仰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一方面，通过“政治正义”的理念以正当的方式运用有关的规则正确地对待人民；另一方面，以公正的程序产生人民需要的或满意的结果。

现代政治中，公开公平公正是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公开要求在政治的竞技场域中、政治制定过程中、政策执行过程中，凡不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或者需要隐私的要求，信息要求必须真实、有效、准确、完整地予以披露，让人们得以了解、得以认知。公平要求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参与主体必须一视同仁、地位平等，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公正要求权力机关或者委托机构必须对权力实施的对象的结果必须符合人们伦理和道德的基本标准。

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讲话中提出“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里面谈及的平等事实上是现代正义理论的支柱，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实是现代正义理论的核心，也是人民的权利指向。在2010年两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温总理说了一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201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成立60周年的讲话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可见，公平正义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石。

2．协商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手段。

由于自媒体社会的来临，政府与市场、公共与私域、国家与社会的划分越来越模糊，边界越来越不明显，网格与网络化治理越来越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表达方式，协调就成为治理的重要手段。政治的政治性越来越被治理的社会性所取代。政治性的个人即“城邦即个人”被追求人本真的一种状态所取代。自我与自利的领域不断冲击着公共领域，公众不断通过自媒体渠道进入公共的场域，个人的自利和自我领域不断地输送到政治的场所，持续对政治行为主体施加压力。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试图扭转人们对传统政治观看法，她把传统的权力、利益政治观转变为公共政治观，她认为政治是人们自由、平等等重要的交互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们达成基本共识，通过共识的达成使政治服务于公益，只有涉足公益的政治，才能促进个人自我、道德、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公益政治主要基于整个共同体福祉和生存的重要性。汉娜·阿伦特由此重新思考了政治的含义，她把政治权力描述为“协同行为”。柯利克在其经典著作《为政治辩护》中也提到政治是调解统治单位内的关系，政治的重要权力体现在对于共同体的生存和关怀上。共识在基本原则或者根本利益基础上，而非具体的、细致的、形象的，共识对于行为主体而言是广泛的、多元的、多维的，而非狭窄的、一元的、单维的，是最广泛的基础的一致。由于利益主体的诉求不一样，所以达成共识的途径必须是协商式的、商谈式的，而非强迫、命令式的。预先的确定性显然不符合共识的要求，而达成目标的预期性是符合共识政治的要求的。协商、商谈包括理性规劝、合议一致、妥协谦让等现代政治的内涵。

治理主要从协调的角度出发，它淡化了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人员也可以是非政府人员，这样一部分社会人员承担既往的政府职责，使政府的管理方式可以通过社会化的运作方式进行，减少了政府与市场的冲突、调节了政府和市民的关系，使社会管理人员和社会普通个体更加和谐。

中国的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本质上就是以协商为核心而达成政治政策的重要手段。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协商民主的主要作用，他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特别重视协商民主，因为协商民主“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

传统政治中单一文化观、单一政治观，政治的单一视角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被淘汰，而现代政治中公正观念必然被人们所熟悉、所接受，并且如春笋般茁壮成长，协商政治也必然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解决政治问题的必要途径。当然，现代政治也必须消除对人的“异化”和“奴役”，以人民满意为核心和出发点，所以政治中单一取向视角的政治内涵必须让位于多维视角的政治内涵。

现代政治已经脱离了简单、粗暴甚至野蛮的统治方式和手段，而向更复杂的说服和温和的路径转化。现代政治中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价值的分配除了满足公平正义，以协商的途径解决社会中人们的争端外，还必须达到马克思所说的满足人的需要是社会的终极价值和目的，即马克思所说的消除人的异化，达到人民的最终满意。

3．消除“异化”是现代政治的核心。

“异化”主要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一系列产品成了异己力量，而转化为对人的束缚和控制。由于“异化”的存在，人的能动性消失了，物质的存在变成了奴役人的力量，精神的享受成了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真正目的不能实现甚至畸形发展，阻碍了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现代政治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公民的合法、合理的偏好和诉求，力图把公民从“异化”的社会或政治中解放出来，还原公民的真实自身，即群众自己去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社会学家吉登斯谈及政治是“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成就自己”，吉登斯的政治认识并非情感、意志所左右，而是以理性为基石，以理性的思维为原动力。由于现代化造就了工具理性的诞生，人们以工具理性的镜像来审视自身，结果造成了对自身目的的迷茫，所以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发展其结果人类“不过是地位提高的奴隶。” 如果现代性导致人的“异化”到极致，那么人的工具理性就会走向反面，人性本真就会丧失，人的目的性就会消失，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吉登斯提出了自己政治问题的场域：一方面主张以对话、交流、探讨的维度和平地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和领域，即我们当代经常探讨的协商民主；另一方面主张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原教旨主义，因为原教旨主义破坏和平、拒绝对话，倡导暴力，其本质阻碍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使我们现代政治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现代政治本质上要驱除资本力量对人的本性的阻碍和政治权力对人的束缚，还原政治结构本身服务群众的要求，重塑现代政治思维方式，如马克思提出“人们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生活的过程” ，所以政治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的服务目的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去探寻。

“异化”在传统社会中表现为普通大众只能接受统治阶级或者上层社会压迫、剥削等的一种存在，普通大众人格、人性、人心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扭曲。现代社会中，政治就是通过资源的配置和价值的分配把大众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认为“政治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通过奖惩来进行利益的分配，但伊斯顿将政治限定在有限资源的分配之中，把政治主体限定在有限的政府、文官之类。伊斯顿忽视了现代政治不仅仅调节和分配有限资源，实现人的本质属性。

西方社会中大量存在这样的理念，“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即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尽量减少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但是现代政治绝非是“管理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因为现代政治必须是高效的、有序的，而非低能、紊乱的，西方自由放任阶段的资本主义阶段结果造成了贫富悬殊的极端分化，穷人生活艰难，生存出现了重大的危机，而富人为富不仁，以榨取穷人的财富和血汗为乐，完全丧失了人性的本真状态，可以说这个阶段管理最少的政府是对人性的忽视和亵渎。所以现代政治必须是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而且政府治理下社会必须是有序的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以及人民满意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说“管理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4．人民的满意是现代政治的宗旨。

政治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双向的交流，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这种活动是一种重归人性和本真。

传统的权力政治主要是影响力、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背后是一系列的组织架构和程序规则作为其执行能力的主要力量。现代政治更应该从权威的角度而非权力的角度去理解，政治权威主要是政治权力从合法、合理的角度去理解的，这里合法不仅仅是合乎法律，而且这种法律是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以社会公益的维度形塑的。传统政治具有诱导性和强制性，而现代政治具有本真性和自愿性。现代政治是法治政治，法治是依据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来治理社会，不能以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意志和主观臆断、猜想来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法治要求政治管理、经济运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要依据法律来进行，并且法律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符合人民整体的意志，所以法治社会带来的是人民满意度的普遍提升。现代政治还必须考虑人的不同的情感价值观，政治层面的表达诉求其应该包含工人、农民等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满足他们合理的偏好。自媒体的运作下，人们的真实真正的想法在微信、微博、博客、QQ以及其他人们交互的工具中很容易表达出来。在自媒体下，每个人都有自有的领域，这样“碎片化”政治表达代替了同一的政治利益诉求，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关系转变为“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元关系，社会事实上承担了整合“国家—个人”关系的枢纽。满足人民的合理需求，国家和社会应当达到这样的前提条件，“一个前提是政府和政府部门能准确地感受、了解和测定公众的客观利益需求；第二个前提是政府和政府部门有足够的能力提取社会资源并有效地配置这些资源以满足公众的现实利益需求。” 政府的治理必须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不能人为地制造群众的需求，也不能缺位缩小甚至减损群众的真正需求。公共治理者克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治理者不作为、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不符合现代政治的要求。公共治理者必须把群众的变化性需求纳入自己的日常行政事务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利益。只有以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持续衡量现代政治的尺度才能更好地把握政治内在要求和前进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对于公民的各方面的合理的利益表达，习近平谈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 群众和公共服务者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在政治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指出“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以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拥戴政府、相信政治，从而推动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进程。

从政治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政治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身份的二元分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政治的治理要求，现代政治要求“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的普遍感而存在，作为社会的基本规则而具有普适性和约束力，否则整个社会的运作就偏离了现代政治的方向和归宿。但是社会中没有绝对公平正义，而只能是相对的公平正义，所以现代政治只能采取“协商”的手段解决人们之间的瓜葛和纠纷，而驱除简单的暴力和镇压的方式，因为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教育水平和认知水平在逐渐地缩小差距。政治服务于人的真正权益正成为社会的共识。而作为现代社会的治理者应该具有政治的现代意识和思维，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三、学习、研究政治与生活的意义

学习研究政治与生活对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政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1．可以确立共同的政治信念，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由此可见，人从一出生就要跟政治打交道，为了避免人类无谓的纷争，为了规则，人有谈政治的可能必要。人生存在世俗世界中，既有相互吸引一面又有相互排斥一面，人们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又有不同的利益，有时这种利益具有排他性，会产生利益纷争，为了稀缺资源的分配，为了延续人类的种族和生存，就需要确立共同的政治信念，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当然对于形成共同的政治共识，不能从抽象的人性去理解，而应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去理解。

2．学习和研究政治与生活，能够更好地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政治关系进行认知。

政治关系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政治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事实。对于当前的政治关系，我们只能具体地历史地理解而不能凝固地僵化地去理解。从宏观上来说，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永远存在下去，它是随国家的产生和阶级分化而产生的具有严格意义的政治，会随着国家和阶级的消亡而消亡。从微观上来说，通过对政治与生活的学习，知道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学习政治的过程也是政治入伍的过程。从整个社会范围来说，政治关系的表现可能是较为纯粹的，也可能是较为隐蔽的。从主体承现者来说，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政治关系，可能是直接的，但大量是间接的。从实践活动来说，个人认识政治生活的方式与程度，同他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与程度，可能是对应的，但也可能是有偏差的。

3．学习和研究政治与生活，有助于增强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提高人们的政治文化水平。

通过对政治基本原理知识的进一步探索，知道国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运行情况，了解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制，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增强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地位，增强国家的主人翁意识，增强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有了政治学知识，有利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政治权利、合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4．学习和研究政治与生活，进一步提高认识、分析、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探索合理的政治安排，规划合理的政治生活。

由于各个国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通过对政治与生活的研究能够明显地识别和理解各国的制度选择和价值选择。寻求文明的政治规则，文明地解决政治冲突，避免强权政治、黑金政治、暴力掠夺以及强盗逻辑等等。通过政治的学习，可以使我们懂得如何有序有效地参与政治，合理地规划自己的政治生活。 vMvBneqgFOL0J2MT2xfYDa4lMKCc0H8rfWKI0N0a+UP1fM293wD8llPnr8DY20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