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为了验证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本部分选取污染产业转移指数指标及其二次项共同作为解释变量，采用面板数据研究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γ 0 ～ γ 10 对应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 ν it 为随机扰动项， i ＝1，2，…30分别表示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 t 样本数据对应的年份，本部分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8—2014年。
为了使模型具有稳健性，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污染产业转移指数（PI）通过污染产业产值占该省GDP比重测度，也即污染密集度。本文借鉴豆建民和沈艳兵（2014）的研究，根据污染工业行业分类标准的变化，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确定13个产业为重污染产业，其中，10个产业为废水重污染产业，6个产业为二氧化硫重污染产业，7个产业为烟尘重污染产业
。
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对外开放程度（OP）：采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当地GDP总额的比值来表示。其中，进出口总量与GDP总量是根据GDP折算指数处理后使用的。
研发资本存量（RD）：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中国30个地区1998—2014年的研发存量。计算公式为： RD it ＝（1－ δ ） RD it －1 ＋ S it 。其中， RD it 为第 i 地区第 t 期的研发存量， RD it －1 为各地区上一期的研发存量。 S it 为历年各地区的研发支出额，采用调整至199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各地区基期（1998年）研发存量计算： RD i1 998 ＝ S i1 998 ／（ g ＋ δ ）。
其中， g 为1998—2014年中国30个地区每年研发投资支出增长率的平均数， δ 为研发资本折旧率，本文沿用学者们普遍认可的5％。
人力资本（HR）：将受教育水平由低到高划分为5个层次，即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再按照每个阶段的受教育年限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相关数据来自全国人口普查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平均为1％左右。
环境管制（ER）：采用各地区业环境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基础设施建设（IN）：运用因子分析法将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合成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衡量基础设施。
产业结构（IS）：采用第二产业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地区的产业结构。
市场化程度（ML）：采用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表2 数据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图2 转出区污染密集度变化情况
为更加明确地检验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本文通过逐个观察各省份的样本走势，将污染密集度走势明显下降的省份定义为转出区，主要包括北京市、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甘肃省等；将污染密集度走势明显上升的省份定义为转入区，主要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江西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转出区和转入区污染密集度变化情况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污染转出区大部分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污染转入区则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为进一步直观地对污染产业转移指数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判断，本文通过画出全样本、转出区样本、转入区样本的污染密集度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散点图，观察发现三个样本区间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呈现出较大变化，整体样本而言，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滞后一期项关系不明确，转出区样本呈现明显线性关系，转入区样本呈现倒U型关系。
图3 转入区污染密集度变化情况
从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正向作用，污染产业转移先促进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后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作用，总体呈现倒U型效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滞后一期项对其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前期偏向走势的内在继承性。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变动、环境管制等控制变量均显著地促进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作用机制和机理比较简单，诸多研究中也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转出区样本回归结果中污染密集度指标的一次项显著为负，污染密集度指标的二次项不显著，这表明其与被解释变量存在线性负向关系，而不存在非线性关系。对污染转出区而言，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存在正向促进作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滞后一期项对其存在正向存续作用。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污染转入区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似，污染密集度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随着污染企业不断转移到转入区，起初污染产业转入的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使得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污染产业转移的负向效应占到主导地位，转入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不断下降，这与总体样本的结论一致。同时，对外开放程度对其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显而易见，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对于促进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亦较为显著。对污染转入区而言，污染产业转移项系数明显为负，表明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究其原因，污染转入区多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较为欠缺，污染企业作为转入地选择中西部地区后，该地区的居住环境以及居民健康等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综合反映在其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上。
表3 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说明：括号中是 t 统计量；＊、＊＊、＊＊＊分别代表0.05＜ p ＜0.10、0.01＜ p ＜0.05、 p ＜0.0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变量中的研发投入这一变量，在全样本回归中和转出区样本回归中均为显著正向作用，而转入区样本中的回归结果却与之截然相反，表现为显著抑制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存在负向影响的。这主要是由于在中西部地区缺少进行科技研发的市场化土壤，而自身较弱的研发基础和技术承接能力也使其无法发挥研发投入应有的促进作用。这也反映出政府在制定区域性经济发展政策时，应当多方面考虑地区发展的根基与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