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从诞生到今天的过程中都在不断强调国际投资中的优势发挥和比较优势获取的重要性。从Hymer(1970)最早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到Dunning提出的强调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都强调企业在国际投资过程中一定是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优势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Neary(2007)则从产业层面出发,认为源于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谋,会导致一国的产业的专业化发展朝着具有比较优势的方向进行,而各国行业间的技术差异,会促使位于优势行业的低成本企业并购国外高成本的竞争对手,进而更加提高自身的比较优势。近年来流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则是从企业的视角出发构建模型,如Melitz(2003)认为,决定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路径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的生产率,这也是国家化竞争的核心因素。Helpman等(2004)认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次之的企业将以出口方式进行国家化,而效率最低的企业则只能在本国市场生产。
本文主要探究双向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比较优势的影响机制。现有文献中,在宏观层面,Chenery et al(1968)提出了两缺口模型,认为IFDI会通过改善产业的供需状况实现比较优势的提升,而Camilla(2002)则认为IFDI主要通过出口这一渠道影响了产业竞争力和产业结构;在微观层面上,IFDI则主要通过技术外溢效应(Blomstrom et al,2000)促进国内的比较优势提升。实证研究方面,盖骁敏(2011)发现中国FDI的区位分布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可以提高产业竞争力。高峰(2002)发现FDI本身可以通过政府对FDI的引导,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提升比较优势。
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比较优势的影响,国内外同样有不少文献就这一课题进行探究,例如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市场内部化”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坎特维尔和托兰提诺提出的技术变迁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等。在实证方面,王英和刘思峰(2008)对中国OFDI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比较优势的提升。基于上述文献,本文提出假设一。
假设一: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利于比较优势的获取。
前文中文献梳理的主要是针对IFDI或OFDI单独影响比较优势的研究,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然而在考虑双向直接投资对于比较优势的影响方面,传统的文献在关注引进投资与对外投资的互动关系方面大多只关注双向投资金额较大的发达国家的案例,而仅有少量文献关注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我国为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双向直接投资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日趋重要,传统的仅考虑IFDI或OFDI的研究可能会存在偏误。
就我国在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目前已经有部分文献对这一话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贾妮莎等(2014)检验了中国双向FDI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并建立了双向FDI影响产业升级的理论机制,其结果证明从短期来看FDI促进了产业升级而OFDI并不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双向FDI的产业升级效应均比较显著。Li(2013)通过近年来中国双边直接投资的数据发现中国的IFDI通过技术溢出促进了OFDI的发展,而OFDI则对我国产业的经营效率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促进作用。王恕立和王许亮(2016)运用中国中部地区2004—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测算TFP发现,国内研发是促进中部地区TFP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OFDI、双向FDI交互项以及进口显著促进了中部地区TFP的增长。You和Solomon(2015)通过动态GMM分析发现OFDI显著地促进了国内投资,而FDI对于国内投资的促进则需要政府的支持,二者共同提升了一国的产业竞争力。以上研究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同时考察了双向FDI的影响,并发现IFDI和OFDI存在一定的内生机制,IFDI可能会通过技术溢出、生产率促进等渠道和OFDI产生良性互动,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和比较优势获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二。
假设二: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作用会更加促进一国比较优势的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