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近年来，由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日趋成熟，产业集聚效应日渐显著，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等全球的高端制造业以及金融行业等服务行业发生了向发达国家回流的“逆转移”态势，这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层面的资本、产业和人才集聚，发达国家强者恒强的格局持续凸显。与此同时，在全球价值链另一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诸如越南、印度、斯里兰卡等一些国家依靠国内劳动力低成本和资源行业逐渐凸显的比较优势，在全球的竞争中正在逐渐占领中低端制造业，这些国家以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接受了来自发达国家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这些国家正尝试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和对接。

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不断回流，以及同时存在的中低收入国家逐渐凸显的低劳动力优势致使中低端制造向这些国家转移，已经对我国各行业的全球产业竞争力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形成了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了价值链下游中加工和装配的环节，主要的比较优势集中在以纺织业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服务业则在全球竞争中处于比较劣势。通过全球深度整合资源，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成为各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不断完善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整合国际经济合作资源，进一步构建一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已上升为许多国家的战略，这也成为近年来我国在面临传统比较优势丧失，处在依靠新的技术优势或品牌优势所产生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的阶段所必然推行和进一步深化的战略。

我国的双向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变、产业升级以及比较优势获取的重要推动力量（文东伟，2009）。改革开放以来IFDI（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大量流入和近十年来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爆发式增长，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江小娟，2002）。目前，已经有部分关于国际双向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比较优势获取的影响机制的文献，但这些研究通常都是基于IFDI与OFDI相互独立的视角展开。在中国由单纯的引资国逐渐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国际投资大国后，国内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与调整如何同时受到IFDI与OFDI的双重影响，不仅是构建新开放经济体系的焦点议题，也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的重要内涵。

因此，本文将IFDI和OFDI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形成一个双向直接投资的有机的整体，综合考虑其在我国各行业产业升级和比较优势变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从多个侧面和不同的视角，通过对我国近年来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分析，揭示中国对外开放、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变迁的联动机制。

本文后续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总结和提炼，从理论上论证竞争优势与中国的OFDI和IFDI的关系；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以及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特征；第四部分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本文提出的相关理论假设，讨论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对于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的影响；第五部分为扩展分析，进一步论证本文的相关假设并试图寻找双向直接投资对于我国比较优势变迁的影响渠道；最后是结论。 wYblqwPhKPizdImzfB9Bi/+l8BRbUBAN0FgGVg4+LwCaXek+xnskfxRT8a0o/k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