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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F 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结果， p 值均为0，建立的静态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列1和2为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列3至列5是使用系统GMM方法估计的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列3和列4是分别在列1和列2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得到，列5是在列4中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DB与FDI、环境规制与FDI交乘项、环境规制以及环境规制二次项的交互项得到。在估计过程中，均控制了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2和表3。由回归结果可知，两阶自相关检验的结果表明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Sargan检验的结果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本文主要以列4和列5呈现的结果进行回归分析。为检验回归结果是否稳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结果见表4。
表2 环境规制对FDI就业水平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
（续表）
注：圆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均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动态模型均采用WC稳健标准误。方括号中的数字是概率值。＊＊＊，＊＊，＊分别表示1％，5％，10％显著水平。
表2是环境规制对FDI就业水平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由列4的回归结果可看出，FDI与就业水平正相关，表明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促进FDI水平上升有利于我国总体就业水平提高。环境规制与FDI交乘项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会降低FDI就业水平效应。其原因可能为：一方面，严格的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环境成本，这不仅提高了FDI的准入门槛，还推动高污染外资企业向环境规制更为宽松的地区转移（傅京燕，2010）。FDI的数量变化降低了FDI就业水平效应。另一方面，FDI在我国投资存在明显的行业偏差，严格的环境规制促使政府不断调整外资结构，对FDI起到“筛选”作用（原毅军，2015）。FDI结构优化通过扩大技术溢出效应降低了就业水平。此外，环境规制一次项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而环境规制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与就业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与李珊珊（2015）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在环境规制的初期，由于环境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较小，企业可能选择末端治理，治污投入挤占生产投入使得企业生产规模缩小，减少对劳动力需求。但随着环境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环境规制会倒逼企业进行清洁技术的研发与运用，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由列5的回归结果可知，地区虚拟变量与FDI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东部地区FDI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是由于东部FDI占全国FDI总额的85％以上，数量优势使得东部FDI就业水平效应更明显。地区虚拟变量与ERFDI交互项的系数为负，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上升会导致东部地区FDI就业水平效应更大幅度的下降。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更高，其环境规制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使得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更具向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地区转移和进行清洁技术创新的动力，进而导致就业水平的下降。
由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工资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工资水平提高会降低就业水平。工资水平上升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进而减少企业对劳动力需求，降低就业水平。研发投入与就业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加大研发投入有助于提高就业水平。
企业增加研发经费投入，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新的生产领域，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增加对劳动力需求。
（续表）
注：圆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均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动态模型均采用WC稳健标准误。方括号中的数字是概率值。＊＊＊，＊＊，＊分别表示1％，5％，10％显著水平。
表3是环境规制对FDI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的回归结果。从列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DI与就业技能结构显著正相关，表明FDI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就业技能结构水平。环境规制与FDI交乘项系数为正，说明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有利于扩大FDI就业技能结构效应。这是因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为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企业必须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外商投资企业对生产技术的追求促使FDI内含的技术水平提高，进而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水平的提高产生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一次项和二次项对就业技能结构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也就是说，环境规制与就业技能结构水平之间也存在U型关系。这与刘和旺（2017）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环境规制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会促进企业进行创新，进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
由列5的回归结果可知，地区虚拟变量与FDI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FDI对中西部地区就业技能结构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这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单向迁移的特征，高技能劳动力主要集聚在东部地区，导致FDI进入对东部高技能劳动者需求的提升相对有限。相反，中西部地区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稀缺，FDI进入后诱发的劳动需求扩张效应明显。地区虚拟变量与ERFDI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对东部地区FDI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的促进作用要小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是因为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更低，FDI更多地分布在重度和中度污染行业，而重度和中度污染行业对环境规制变化的反应更加强烈。受到环境规制的驱动，外商投资企业必须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不论是生产工艺的改进还是末端污染物的治理，都会增加企业对掌握相应技术的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工资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工资水平的上升有助于就业技能结构水平的提升。这是因为：一方面，工资上涨导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要求企业使用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而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均需要高素质劳动力；另一方面，工资上涨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迫使企业招聘技术水平更高的劳动力，加大职工培训力度（李平，2011）。研发投入与就业技能结构显著正相关，说明加大研发力度有助于就业技能结构水平的提高。其原因为：研发部门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部门，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内外资企业都必然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研发需求的增加使得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资本存量水平对就业技能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资本深化水平的提高，企业对技术创新需求会进一步提高，为满足对技术和知识的需求，企业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续表）
注：圆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均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动态模型均采用WC稳健标准误。方括号中的数字是概率值。＊＊＊，＊＊，＊分别表示1％，5％，10％显著水平。
表4是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用单位产值的污染治理投入替代统一污染水平下的污染治理总投入作为环境规制变量。列1至3检验了环境规制对FDI就业水平效应影响，列4到6检验了环境规制对FDI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的影响。列1和列4是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列2和列5是使用环境规制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IV估计的结果，列3和列6是系统GMM回归结果。从以上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性的。FDI对就业水平和就业技能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与FDI交乘项与就业水平显著负相关，与就业技能结构显著正相关，环境规制与就业水平和就业技能结构之间均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从地区层面来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FDI就业水平效应具有更加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FDI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