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企业为规避本国严格的环境规制和保持其竞争力,倾向于向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国家转移(Copeland,1994)。大量FDI的涌入不仅为东道国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还对东道国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FDI的进入在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加剧当地的环境污染,使之沦为“污染天堂”(List,2000)。在这样的情形下,东道国政府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会不断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影响进入东道国FDI的数量和结构,进而导致就业水平和就业技能结构发生变化。其影响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环境规制影响FDI就业效应的机制
FDI进入对东道国就业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FDI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带来大量的劳动力需求,提升社会就业水平。FDI既是提高生产技术效率的助推器也是生产前沿的移动器,所以FDI的进入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姚树洁,2006)。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东道国企业生产率,减少企业劳动力需求,降低社会就业水平。东道国企业接受外资企业的技术转让、援助与合作,模仿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毛日昇,2009;傅元海,2010)。外资企业的进入还加剧了市场竞争。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东道国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以增强核心竞争力。通过吸收FDI技术溢出,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得到提升。更高的生产率意味着企业会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设备替代劳动力投入,从而降低社会就业水平。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将通过如下路径对FDI就业水平效应产生影响。
(1)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通过减少进入东道国FDI的数量,直接减少FDI的劳动力需求,降低FDI的就业水平效应。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FDI企业面临的环境成本不断上升。环境成本上升一方面提高了FDI的进入门槛,减少FDI流入,另一方面促使国内的FDI,尤其是分布于重度污染行业的FDI,向环境规制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金春雨,2016)。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将减少东道国FDI数量,导致FDI企业对东道国劳动力需求下降,进而引起FDI就业水平效应减弱。
(2)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通过改善进入东道国FDI的结构,扩大技术溢出效应,降低FDI就业水平效应。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将引导FDI由高污染、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向低污染、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转移,使得FDI进入结构发生转变。FDI进入结构的变化有助于FDI内含技术水平的提高,扩大FDI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东道国生产率水平。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促进东道国企业向更高的生产率水平迈进,导致企业劳动力需求减少,进而降低FDI就业水平效应。
FDI对东道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FDI通过影响劳动力供求结构提高东道国就业技能结构水平。从需求角度看,FDI具有相对密集的资本投入和较为先进的技术水平,更加偏好高技能劳动力,其所雇用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FDI的进入将会增加东道国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从供给的角度看,在外资企业中,高技能劳动力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FDI通过工资信号机制刺激欲进入该行业求职的劳动力追求教育,进而刺激高技术水平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蔡昉,2004)。另一方面,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东道国就业技能结构水平。FDI进入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合作效应、人力资本外溢效应及技术运用与市场开拓带来的技术外溢,有助于东道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增加东道国高技术水平劳动力需求(陈开军,2014)。
环境规制通过改善进入东道国FDI的结构,提升FDI就业技能结构效应。随着环境规制的不断加强,环境成本的内化促使外商投资企业用高能效产业替代低能效产业。高能效产业更加重视污染治理和绿色生产,这就要求外资企业必须不断引进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技术的迭代更新(余东华,2017)。这一方面导致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增加对东道国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对高技术水平劳动力需求增加使得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上升,工资水平的变化通过工资信号机制激励劳动者由低技能型向高技能型转变升级,刺激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此外,FDI内含的技术水平提高有助于扩大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与技术水平,增加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